关于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邀陈寅恪回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事，习见的表述是：
1953年9月中共中央议定建立历史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史所、中古史所、近代史所，即一、二、三所)。中国科学院拟延聘陈寅恪主持二所(中古史所)，郭沫若兼任一所所长，范文澜主持三所。不久(12月)，中国科学院派遣陈氏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汪?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之信去广州，动员陈氏受聘，而后者谢绝了邀约，并明确重申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推举陈垣当二所所长。
这种描述，最早发端于陆键东先生的力作《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对此，迄今尚未有新的说法。笔者在搜集整理家父梁方仲的来往函件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据此可以推定：中国科学院起码早在1952年(可能还更早)已议定并邀请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究，而他推荐以代其位的人选最早并非陈垣。
这次发现的家父有关陈寅恪北上问题的信函，共有3封。第一函乃陶孟和致家父之函，函云：
方仲先生：
许久不通消息，深以为念。同人等盼先生回所始终不见北来，极为失望。本所最近工作拟定为我国近8年经济史料的整理，全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一俟思想学习结束，即将进行。因此尤盼先生能来指导。惟不知先生已否与中南教部说明并得其允许脱离现在岗位否。此事尚须先生事先办好。如需本院致函中南教部，也请示知。如事先不明白说妥，院方不特不能生效，反恐发生坏影响。务请注意此点为荷。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
专此即颂近好
陶孟和
5／22
陶孟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家父梁方仲曾在陶氏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和社会所工作长达16年，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回到广州，随后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1952年底院系调整后任教于中山大学。陶氏一直动员家父回北京，此函的前半部分，就是商谈此事，从后半部分内容，可知陶氏当时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家父转达该院邀陈寅恪北上之意。
此函未署年份。然而函中有“一俟思想学习结束”(按：即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和“离岭南有无问题”(按：此处岭南乃指岭南大学，1952底该校于院系调整后并入中山大学)等字眼。由此可断定陶函应写于1952年。
还应注意的是，从陶氏所述可知，早在中国科学院刚建立不久的1950年(即函中所说的“前年”)，该院已有筹建历史研究所、邀陈寅恪北上(可能仅一个所而非1953年所定的三个研究所)的想法，因为原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已于1949年搬去台湾。从1950年到陶氏1952年5月22日函这段时期，中国科学院是否已派人询问过陈氏意愿，目前尚无资料可寻。
在1952年5月22日陶孟和致梁方仲函后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严中平于5月23日写过一函给梁方仲：
方仲兄：
数日前曾上一函，传达陶公意见，忘了一件事：现在调动干部，非先得原在机关及其所属机构的同意不可。兄来院时，事先务必取得中南教育部与岭南的同意，否则颇可能徒劳往返也。对于我所的新工作方针与兄个人方向，有暇请示知高见为感。此致近好
弟 中平
五.二三
又，陶先生嘱打听陈寅恪先生近况，有无北来之意，请早复！
函中的“岭南”，显然指岭南大学。从要求家父“早复”，颇可看出中科院方面的迫切之情。
家父是否转达了陶氏之嘱？陈寅恪的反应又如何呢？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女士提供了一封梁方仲致徐中舒的信(复印件)。现照录如下：
中舒吾兄：
别七八年矣，时切怀念，近子植兄(按：刘节字子植)自首都回来，述及吾兄豪壮不异少季，闻之深为欣慰。年前承嘱寄岑家梧论文集一册，业已奉呈，未知收到否？
前岭南(编者注：当指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之书，自院系调整以后，不论本校或外间人拟购置者，均须备函向校长办公室接洽，经批准后，始能发售。吾兄如仍有此需，请照手续进行可也。弟近拟对两晋南北朝之田制及赋役制有所论列，承陈寅恪先生见告：缪钺(彦威)先生有大作一篇可以参考，惟此间遍觅不得，敬请费神敢请向缪先生代索惠赠一份，万一已无余本，亦请借阅，或请人抄录一份(抄资请先垫，必当汇还)愈快寄到愈好，缪先生之文名弟所素仰，十年前其令亲杨莲生(按：杨联皗字莲生)兄拟为弟作介通讯，惜弟因行踪靡定，未成事实，请兄为我先容为幸。兄年来著述定多，能否检寄数篇，以代面谭(兄所编讲义，尤盼惠寄)，川中出版物，此间甚少看见，尤盼随时惠寄一二，以匡未逮，感盼感盼。三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主持史所研究事宜，寅恪先生举兄以自代，系由弟代函达陶孟和先生者，前辈盛意殊可感念，盼兄得便与寅恪先生偶通消息也。弟今年未有开课，专门从事写中国经济史讲义稿，预计当须两年始可完成。希白(按：容庚字希白)兄正在重编《金文编》，大约亦要两年。锡永(按：商承祚字锡永)兄仍未返抵广州，但日间可到。匆匆
敬请教安
方仲弟 再拜
九.十九 早
此函清楚地表明，家父已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转达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陈氏又托家父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徐中舒“以自代”。徐中舒，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研究生毕业，属陈寅恪弟子辈。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内迁的燕京大学，与徐中舒同在成都，战后两人虽分住异地，但徐氏却被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通讯研究员，其业务范围列入由陈氏任组长的历史组内。
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显然未得到认同。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正式再次动员陈寅恪时，陈氏乃推荐(或表示赞同)陈垣当二所所长。
此函亦未署年份，但从内容来推测，必为1955年所写无疑，依据为：一、“三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主持史所研究事宜”当指1952年陶孟和嘱梁方仲代询陈寅恪之事；二、“弟近拟对两晋南北朝之田制及赋役制有所论列”，现已查到“论列”的题目为《产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该文于1955年底由中山大学印出铅印本，内中参考资料，已列出缪钺的4篇论著(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1990，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1－22页)显然梁致徐函之日期应早于1955年底，而梁氏铅印论文是在收到缪氏著作后而印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