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5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第四讲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拉开帷幕。来自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冯克利教授发表了题为“时间意识和政治行为”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印度诗集《梨俱吠陀》（The Rig Veda）著于公元前15-11世纪，是献给诸神并记载风俗礼仪的册子，印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可从其中寻找到印度的轮回思想的根源。印度讲究轮回与循环，以“劫”为周期，来说明世界生成与毁灭之过程。世界毁灭和重生就是一个轮回，而这个轮回的周期很长。一说一劫相当于十三亿年，另说一劫相当于大梵天之一白昼，或一千时（梵语yuga），即人间之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也有说譬如有一座岩石高山，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一由旬相当于十一公里左右），这座岩石山非常坚实，没有丝毫裂缝或空隙，有一个人每隔一百年就用一块丝绸做成的布在这座岩石山上轻轻擦拭一下，如此，历经极端漫长的时间，一直到这座岩石山被擦拭成平地，一劫的时间还没有过完。由“劫”这一时间单位可以看出，在印度，人们并没有时间的紧迫感。时间虽然有意义，但是没有力量。故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周而复始，进而循环的时间观念。这样的时间观念导致人将自己看得非常渺小，把人生的过程看作微不足道的尘埃的瞬间，所以印度人认为人这一生想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
希腊人采用“静止的时间观念”。希腊的先哲们，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注重永恒不变。柏拉图把“相”(idea)和“型”(eidos)视为世界的本质，认为它们是永恒的、不受时间变化影响的，并因此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作用也持十分消极的看法，认为“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计量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因此显然，永恒的事物不存在于时间里，因为它不被时间包括，它的存在也不是由时间计量的”。
中国采用连续性纪年，以重大事件来纪年。例如，政治变迁时，就需要重起年号，将皇帝即位记为元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万物也是循环的，例如干支纪年以60年为一轮回，政治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想。但中国的时间循环周期短，这就意味着人可参与到世事中。
不同文化中的时间观念体现了两种时间含义，一是自然时间或者叫做客观时间，这种时间是人们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动而建立的一套划分时间的制度。它是根据地球和日月天体周期来规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古时候，人们计时都采用的是当地时间，以当地的天文为准，自铁路发展需要铁路时刻表，才开始实行标准时间，可以说标准时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种则是主观时间，这种时间意识不同会导致人的行为方式和感情都发生变化。主观时间意识影响个人行为，从而影响政治行为。因此，它是一种公共时间意识，即一种与如何安排公共生活的有关时间概念，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共同体在理解和参与制度化生活时采用的一个时间框架。
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政治行为可从他的时间观念中窥之根源。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中可见，毛泽东赋予时间的价值非常高，这样的人会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一些别人不想做或者做不到的事，这也许是毛泽东持激进的治国方略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毛泽东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实行“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战略等。毛泽东的时间观念是只顾当下，而没有未来意识。宗教世界中往往有里较强的未来意识，比如新教徒认为信仰是上帝对选民的考验，信徒们抓紧时间勤奋工作是为了来世救赎。与之不同，俗事社会的领导人并不关心身后事，漫长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与其无关。
同时，毛泽东的时间观念中也缺少对历史的关注。毛泽东24岁时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伦理学原理》后写下感言：“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任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毛泽东并不认为过去对他有什么影响，这种观念使其将过去视为无物，与过去决裂，“打烂旧社会，创造新社会”。
从其内在心理原因来看，毛泽东是唯意识论的，相信人定胜天，这与他受到启蒙运动而形成的进步观有莫大的影响。启蒙运动是摆脱神权的运动，也是世俗化的运动。按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解释，世俗化（secularization）就是“时间化”（temporalization）的同义语，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永恒走向变化的过程。古典时代被人视为永恒的东西，都从人们的价值世界中消失了；一切事物，一切价值，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只有时间或时间中的人（the temporal）能够证明一种价值选择的正当性。启蒙运动使得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新的认识，理性地去把握历史规律，形成了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线性变化的进步观。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培养起来的毛泽东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力求在今生今世建立业绩，这种激进思想使其采用激进手段改造社会。否认自己的民族心理也为毛泽东提供了政治文化和环境土壤，虽然这种激进改造社会的做法随着他的死亡而偃旗息鼓，但这种不良的时间意识却作为遗产保留下来。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在解释政治行为时加入了对未来的考量。奥尔森的模型认为制度是人类漫长选择的结果。如果入侵者只想从殖民地获得短期利益，会采取流寇式的统治，但倘若具有长远目光的统治者想长期统治这一地区，则会采用良好的制度安排。为长远利益打算，专制社会也会出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对统治者缺乏约束，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干扰，并不能持久。奥尔森模型带给我们的三点启示：一、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动机，必定与某种具有长远考虑的时间意识有关；二、专制者即使有这种时间意识，从而建立了保障契约和产权的制度，如果它不能摆脱专制统治，也会有“人亡政息”的危险；三、最能有效保障财富长期增长的制度，是“稳定的民主政府”，即实行宪政和法治的民主政体。但现实中，奥尔森忽视了历史的作用，即政治家选择制度是受到历史限制的。
历史哲学中对于国家的定义各种各样，但都缺乏时间观念，波考克教授却认为国家是连续性的，是在保守与改进之间取得平衡的。这体现了他兼顾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观念。波考克指出可以通过公共时间意识理解人类政治活动。一个特定的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需要某种时间观念与某种历史哲学的配合。公共时间意识是由人们所采用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形象和模式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所形成的特定的时间框架会通过作用和人们的意识塑造他的思想。波考克还认为，在考察一个社会时间意识的时候，可以从连续性和变异性两个角度来考虑，如果着眼于连续性，人们会维持这些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正道性，把它的权威传递给后生。如果在时间上着眼于变异性，会看到不那么制度化的东西，它们会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价值上，成为对一个社会政治变革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发生在制度之内也可能发生在制度之外。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仅要求制度维持自身正当性的传递，还要有对变异性因素做出回应的能力。波考克教授认为有利的制度形成需要改变时间观念，既不是毛泽东那样只关注当下，也不是奥尔森那样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兼顾当下、现在和未来。这样才能构成历史时间框架和历史哲学。这里所说的历史哲学并非绝对的意识，而是指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未来发展的质量。正如一位美国的思想家所说，“如果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是短暂而贫乏的，那么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是这样”。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柏克和联邦党人完备的时间意识。
时间观念可以与宪政问题联系起来。宪政是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注入人类集体智慧的过程。宪政兼顾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还未完成的，可容错的，可修改的。历史上往往会出现一些非常有利于宪政建立的时刻，可以称之为时间窗口，一般而言这种时间窗口都表现为一些重大的政治危机。而能不能抓到时间窗口，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治家妥善处理时间意识的智慧。
一定的约束下，行政强势的主动性和任意性有时反而是优势，但缺乏宪法的约束，政治行为很容易陷入短期利益的陷阱。要消除权力危害，需要长期的时间意识。时间意识在企业行为中体现为保险公司利用历史知识对未来进行理性预期。鉴于此，可以将宪法比作保险，即宪法就是在健全时间意识下的产物，它是历史经验的智慧和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评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既有对时间历史的继承，又有对风险的防范，基于长远考虑对行政进行约束。这便是宪法既维护既有的正当权利又防范未来风险的基本功能。宪法是一份远期保单，我们现在有这份保单吗？若有，愿意购买吗？这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思考。
（黄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