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是一位学识渊博、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陈寅恪把它概括为：“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些主要是指王国维在历史、考古、文艺等方面的成就，其实王国维的成就不止于此，他在哲学、美学方面也有不少成果。

在哲学方面，他开始服膺康德，后来则倾心于叔本华。叔本华的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意志主义哲学，不但影响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而且影响了他的人生观。有人说，1927年他自沉于昆明湖，就是他长期信奉叔本华哲学的一个恶果。这样说未免简单了一点，但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的一生影响至大至深，这是不待言的。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叔本华认为，人要求生存，因而有强烈的“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支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但人的“生存意志”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得不到实现，人的求生欲望往往得不到满足，因此，人总是会抱恨而终。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意志”是痛苦之源，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由于受“生存意志”支配，注定要受苦，所以痛苦是人生的真谛，悲观是人生的本质。人很想摆脱痛苦，但这种痛苦将陪伴人的一生，直至死亡。因此，人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也是求解脱（即摆脱痛苦）的一生。人处于极度痛苦中为寻求解脱可以不择手段，包括选择自杀这种手段。生存———痛苦———解脱，这就是叔本华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基本公式。

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观点，在他的有关哲学、美学论著中，这一点可以看得清楚。试以他的《红楼梦评论》为例，这是他写于1904年的影响深远的一篇美学论文，这篇论文是王国维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叔本华哲学的一个标本。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红楼梦》，说它是一“绝大著作”，又说它是“宇宙的大著述”。单就文学论文学，不可能作出这种评论，可见，其意另有所指。那么，《红楼梦》的价值究竟何在呢？王国维认为，在于它的悲剧美。王国维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又说在该书中壮美多于优美。由于受叔本华的人生即痛苦的悲观主义哲学影响，王国维比较推重以悲剧结尾的作品。他认为悲剧要写出一种巨大不幸，由于悲剧中造成不幸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过失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人生的悲剧，其中人生的悲剧最富有感染力。《红楼梦》就是“人生的悲剧”的一个典范，它写的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这种悲剧既非命中注定，亦非过失造成，而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这就是《红楼梦》这种人生悲剧较之把悲剧的结局归之于宿命或某种偶然原因的古往今来的其他悲剧要深刻的地方。

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多走大团圆结局的路子，即使开始时困顿悲苦，但结局总是柳暗花明，即所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即使高明如《牡丹亭》、《长生殿》也未能免此俗套，他说《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都是大团圆主义的作品。王国维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套套的，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桃花扇》虽打破了团圆的格局，但从艺术上讲不够令人信服，该剧描述侯方域和李香君在生离一段时间后同时到达楼霞山，正在互述衷肠之际，被张道士一声喝醒，始知他们已处在无国无家无君无父的境遇中，因而抛弃尘缘，双双入道。王国维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作者蓄意安排的，而不是剧情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所以他说，《桃花扇》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而《红楼梦》则不同，贾宝玉的最后遁入空门，是故事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因而其解脱是真正的解脱；他认为，《桃花扇》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因而它写的是“故国之感”；而《红楼梦》则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因为它“以描写人生为事”。

从以上所述可见，王国维与其说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评论《红楼梦》，不如说他是从哲学的角度评论《红楼梦》，也就是用他情有独钟的叔本华哲学来评论《红楼梦》。在王国维看来，生活的本质是欲望、是痛苦，生活、欲望、痛苦是一个东西，所谓人生就是这三者的结合。《红楼梦》正是一部在描写生活、欲望、痛苦这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方面达到空前成就的小说，所以是古往今来最能体现叔本华哲学精神的文学作品。这就是王国维高度评价《红楼梦》的谜底，也是王国维念念不忘叔本华的叔本华情结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