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旬，南方都市报组织召开“金融危机下的外来工”研讨会，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的主题报告令人深受启发，会后还走访了外来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莞，这次研讨会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前辈似乎正在发生较大转变。我曾撰文《建镇为市、市县分流》(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8日)。这些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珠三角走市镇化发展之路的必要性。
中国的“伪城市”与“半城市”
市镇化是真正的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之所以在城市化前加上“真正”的两个字，实在是因为，当代中国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城市化，而只有“伪城市化”与“半城市化”。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可以观察到与城市化相关的两个平行发生的现象：自发的城市化过程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性造城运动。
黄亚生教授提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一个政治性过程。确实，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政府造城运动。这是体制使然：政府十分强势，垄断着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如土地等，尤其是中国的城市都有行政级别，发展程度也与其行政级别完全对应。过去二十年，发展最快的是级别高的大城市以及地级市。它们有现代城市的一切外观，有世界上马路最宽、广场最多、高楼最集中的都城、省城、地城、县城，乃至于华西村的“村城”。但是，这些城市主要是依靠行政权力发展起来的，它们缺乏现代城市的治理机制，也没有现代城市的自由的空气。这样的城市是“伪城市”。
在此之外，自发的工商业化过程则制造出一大批“半城市”。它们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而全国各地也都存在。在这里，现代工商业相对自由地生长、扩展，人口不断聚集。按理说，这里已具有现代城市的“质料”，这里的精神比起“伪城市”来也更像现代城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城市的行政认定制度等等诸多约束，这些现代工商业与人口聚集地区并没有完成城市化，而是停留在工业区、商贸城的粗糙状态。在现有制度下，它们将永远无法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这样，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市场化的工商业发展过程与城市化过程出现了相对分离，市场与城市分离。建制化城市的扩展通常不是市场秩序在扩展，而是寻租性产业在扩展。最为市场化的工商业聚集地区却无法发展成为完整的现代城市，这里的民众始终不能成为市民。伪城市的人口或者是掌握权力者及依附权力的商人，或者是“小资”———这里没有中产阶级。半城市的人口或者是本地的农民，或者是外来的农民工———这里同样没有中产阶级。总之，在中国具有城市外貌的人口聚居区，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缺乏各国城市现代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主体“市民”。
拒绝农民工，本地同样受损
珠三角存在大量“半城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项关键的失误在于，这些城镇没有把其主要居民———外来农民工———接纳为市民。在这些外来人口身上形成了至少三种“分离”，从而极大损害了外来人口的生存质量，这反过来又作用于城镇本身，影响其发展成为现代城市：
第一，外来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相分离。这一分离首先表现在空间上：农民工的打工地并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永久生活地;这一分离也表现在时间维度上：农民工年青时出外打工，依靠出售青春获取一些产业性收入。上年纪后，则依然回到家乡度日。这两个分离导致农民工形成一种奇异的储蓄模式：他们的收入虽然很低，但储蓄率相对很高。因为他们必须为家人、为自己在家乡的未来进行储蓄。
外来农民工较高的储蓄意愿当然严重地抑制了他们在打工地的当期消费。他们即便进行消费，也选择最为低廉的服务。这就抑制了工商业聚集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拖延这些地方成长为产业健全城镇的步伐。
第二，农民工的经济身份与社会身份相分离。从经济上说，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因而其消费模式应当逐渐向市民靠拢。但当地城镇拒绝承认他们的市民身份，这不断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外来人口与农民的社会身份。而人们的价值观主要是由社会身份决定。所以，外来农民工倾向于按照外来人口和农民的生活习惯安排消费。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外来农民工的消费率很低的现象。
第三，外来农民工不得不面对长期的家庭破碎化。尽管缺乏比较详尽的外来农民工“家居化”调查数字，但可以推测，此比例不会太高。这一事实必然产生十分严重的而深远的社会文化后果。而同时，这一点同样抑制了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因为，缺乏家庭生活的人是很难进行耐用品消费的，很难产生成规模的居住需求的。
总之，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二十年的经济模式，固然成绩辉煌，但也问题多多。其中最严重者，就是它虽然为外地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却没有为其提高转换社会身份的机会。这样的做法，貌似合乎本地人的利益：只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而不留下他们的人身。让他们贡献血汗，却不让他们分享本地的资源。
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各种不公正的制度。歧视性政策固然首先会伤害决策者瞄准的那些弱者，但很快如“飞去来器”一样，一种看不见的机制发挥作用，侵害者的利益也会遭到侵蚀、伤害。在珠三角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个地区的工商业高度发达，但歧视、拒绝农民工的制度让它们普遍地只能停留于“半城市”状态，始终不能成为完整的城镇。本地官员、居民丧失了享受更美好生活的机会。
这从反面说明了，如果本地人口要享受城市生活之便利，就必须容纳外来农民工。这两个看似利益对立的群体，其命运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做好与农民工长期共同生活的准备，本地人才有美好生活的前景可言。
农民工群体的价值观正在变化
事实上，拒绝从社会、政治上接纳农民工的做法，在珠三角地区恐怕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我们走访了东莞厚街一家劳动力中介市场。这里的经理向我们介绍说，比较年轻的80后，更不要说90后的农民工，其价值观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兄姐辈，已经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
年轻农民工价值观的变化源于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等价值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体、网络、人际接触等渠道，同样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根据郭巍青教授组织的调查，这些年轻农民工对乡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他们大多在离家之前是在求学，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从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规划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准备过一种城镇式生活，并且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无法阻挡他们。
这样的人生规划也决定了他们在城镇的生存形态。他们的父辈并无在城镇永久生活的打算，而只是为了赚钱回家。因此，他们是作为打工者外出的，在东莞这样的地方，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打工赚钱。为此，他们宁可企业延长工作时间，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收入。可以说，正是这类对在外生活预期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支撑了东莞的产业形态，与看起来带有血汗工厂色彩的企业工作制度。可以说，这种血汗工厂是劳工们集体自愿选择的产物。
现在，年轻农民工却已经抱定了过城镇式生活的决心，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机器。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中，城镇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压倒了赚钱的重要性。
这样的价值观对东莞目前的工厂制度已经产生影响，且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比如，年轻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
这样的城镇式生活方式当然对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轻农民工的选择很有趣：如果工厂的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不工作，而自愿处于失业状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尊严，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岗位。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也是因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乡村家庭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暂时没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根据厚街劳动力市场的经理介绍，珠三角地区部分劳动力流向长三角，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长三角地区的工厂制度更为人性化。在那里，劳工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私人生活可言。这一点对年轻农民工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也就是说，长三角的兴起，与那里的产业制度、文化气氛更适合年轻农民工的价值观有关。
面对农民工价值观的巨大变化，珠三角的企业家、政府官员乃至市民恐怕应当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维持乃至增强本地区对这些已经具有新价值观念的农民工的吸引力。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进市镇化。
珠三角转型之路：市镇化
上述分析说明珠三角面临着两大压力：第一，依靠外来农民工发展工业、但拒绝接纳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当地的城镇化过程也受到抑制，从而制造了大量既无乡村之美、也无城市之便、不城不乡的“半城市”。这种基本经济社会格局损害了本地人口的福利，同时也使本地经济失去了现代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维：消费与第三产业。没有这一维，珠三角经济将没有前景。第二，农民工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年轻的劳动力要过一种相对自由的城镇式生活。这种变化已经对珠三角现有的产业组织形态提出严峻挑战。
这两项压力指向了共同的一点：城镇化，而在珠三角，城镇化的主流形态应当是市镇化。
珠三角已经出现了很多市镇的坯子。它们本身确实是社会经济文化自发演进的产物，而且，人口、资源是高度集中的。现在的问题仅在于，政府没有让这些地方成为城市的充分决心，而依然迷信较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力。但在珠三角，经济社会的活力，还是在市镇。而要让这些市镇发展成真正的城市，需要进行若干重要制度变革：
首先，这些市镇必须准备好接纳农民工的工作，这是工厂区变成具有城市形态和文明的市镇的关键。无法想象一个把大多数常住人口仅当作临时打工者对待的地方，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市镇。相反，如果本地政府改变对待外来农民工的政策，比如规定居住若干年的农民工可以获得市民身份，那外来农民工就会按照市民的预期设计自己的生活。他就会在这里大胆消费，这就可以带动房地产和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消费驱动的内生型增长模式。
第二，调整税制，让市镇保留足够税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按照城市的标准让市镇保留税款，这样，市镇就可以按照城市的标准向市民提供公共品。城市不是别的，就是一组市民容易获得的公共品。因为规模效应，公共品在这里的供应效率大规模提高了。人们之所以进入城市，就是为了获得这些公共品。珠三角的工业化城镇之所以停留在“半城市”状态，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供应普遍的公共品。如果这些市镇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公共品，那即便没有高楼大厦，也是城市，同样会留住、吸引大量人口。
第三，避免复制城市的土地国有化政策，而是容许乡村建设用地直接转用于市镇发展。这可以确保本地农民在保留土地产权的情况下，顺畅地转化为市民。而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的市镇建设成本较低。
第四，实现市镇治理模式变革。之所以说政治性造城运动所制造的城市是“伪城市”，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无一采取现代城市的治理模式，而过分迷信行政控制。而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是自治，在规模较小的市镇，自治的条件最为充分。
以外来农民工身份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的郑小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初美国挤进纽约的农民放弃乡下的八间大房而选择进入纽约住在狭小的蜗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最终会变成纽约人，这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中国，当农民工选择放弃乡下楼房来到城市，却看不到变成城市人的希望。没有了希望，剩下的只是绝望，因为绝望而产生愤怒与对抗，这是中国的悲剧。
我想说的是，这何尝不是珠三角本地人的悲剧。渐进容纳外来农民工，促使现在的工业集中区转型为市镇，乃是珠三角经济、社会走向新生的一条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