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无论是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受到学科领域其他同事的影响，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到70年代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对中国的研究。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可划分为三代：第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第二代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第三代开始关注改革阶段。
[关键词]当代中国/研究机构/西方
[讲座日期]2002-11-22
[主讲人简介]腓特烈·泰伟斯，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系。
在这次报告中，首先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西方中国研究的研究机构，然后考察它们的历史发展(从1949年至今)，最后，就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做一点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高层政治领域的研究，西方的研究远远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虽然有许多有影响的有关高层政治的专著，但其研究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它甚至落后于对乡村、经济、外交政策、政府机构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我在评论中把重点放在以下两个主题：第一，西方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的发展同步，并取得了进步，这不仅仅包括对某事件或者某问题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官方机构或组织的一些观念和观点，也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第二，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学术方面都紧跟美国，在西方的当代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美国居于主导地位。
西方中国研究的机构：美国占据主导
虽然在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但无论是从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说，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专门探讨当代中国问题的小组，美国的学者人数最多，有300人;澳大利亚第二，可是只有19人。这种主导地位还反映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国际性语言是英文，美国学者的研究趋势代表了全球当代中国研究的趋势。所以，最早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美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美国，一些主要的研究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诸如传统意义上的五大院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此外，还有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里的一些研究中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大院校的中文图书馆中，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历史的许多资料。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冷战中"了解你的敌人"这种观念的影响，美国政府以及一些私人机构都向这些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从而使这些研究中心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包括在更广的学科领域培养新一代年轻的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们不仅做有关汉学和历史的研究，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这些专家分布于美国的各大院校，甚至澳大利亚和英国。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都由这几个中心来决定，因为那里拥有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中国研究中心，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级学校中国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中国中心，但它们的规模比起美国要小很多。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研究的第二大国，主要是因为分布于澳大利亚各个院校中学者自身的努力以及机构的支持。近五年来，澳大利亚的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专著：孙万国和笔者合写的《大跃进》、David Goodman 的《中国的南方改革》、新南威尔士大学有吉的《工业政策》、MickleDome的《政策贯彻的方式》以及Keap Forest 的《浙江省的政治经济》等。
当这些著名的研究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时，与大学的其他院系相比，在财政和政治方面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有条件得到较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学科培训被忽视;相反，这一代年轻人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不过，由于受到其他同事的影响，他们仍然被认为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这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视中国为"朋友"而非"敌人"观点的出现，这一研究领域投资的减少，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研究在理论方面仍然落后，但这种变化意味着学术成就更加独立于某一学科，尤其是对相关理论的研究。
西方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
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在西方中国研究方面汉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也做了很多研究，但相比较而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很少，关于高层政治的文章则根本没有。这一领域的权威有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些有曾经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观点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的前五年，随着新一代学者受美国政治压力的影响，研究发生了变化。
第二代学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在"了解敌人"这一口号的背景之下受资助培养起来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却非常同情中国，尤其同情"文化大革命".从广义上讲，这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副产品，而且有些学者受"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的影响，对中国的态度比较积极。当然，这种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在60年代、70年代以至于80年代，这一领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但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许多著作试图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披露这场运动;一些专著和文章则更详细地涉及了高层政治的具体方面。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如农村生活以及毛泽东思想体系。
这一阶段还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并使用了新的研究资料，而不像研究以前的历史那样仅仅有官方出版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采访逃到香港的一些人，从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所发生的事情，并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新的方法对有关社会的研究十分有用，但对研究高层政治则价值不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讨论，尤其是《红卫兵》的出版，使高层政治成为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第三代学者出现了。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开始关注改革阶段。与60年代起步阶段相比，出现了一系列更加具体的研究，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所有的学科，但绝大部分还是关于同时期的发展。同时，这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思考。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由于鼓励在广泛的领域运用不同的方法开展研究，甚至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结果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大量涌现;不少经历改革阶段的年轻的留学生与著名的西方学者合作著书，但在价值判断方面仍遵循美国的方式，其主要的倾向是对经济和政治改革采取一种赞成的态度，并将其放在研究议程的首位。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包括社会组织方面的书，如关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著作;尼古拉斯的《金融政策》、大卫·兰普顿的《中美关系》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著作;沈大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关于具体机构和构成方面的著作。
从更广的层面讲，最后这一阶段的研究包括与改革和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关联的政治经济方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包括政策的贯彻和官僚政治的政策研究。目前，尽管关于政党历史的新材料越来越多，但在高层政治的研究方面，很少有学者关注对毛泽东阶段的详细研究。研究主要分为四类：(1)专题研究：如费正清关于1961～1966年历史的著作;孙万国和笔者合著的《大跃进》;奥里佛·陈的《大跃进》等。(2)实用性、说明性的论文集：乔娜森·安吉尔最近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高层政治的论文集，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黄京有一本关于"山头"理论的论文集等。(3)关于高层政治的研究：陈力的关于领导人职业模式的著作以及约瑟夫·福佑史密斯的关于知识界的评论对政治的影响的研究等。(4)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天安门文件》、《第四代》等。
西方关于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
1·不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料
无论是在中国抑或国外，有限的资料是影响高层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不同时期对资料的使用也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资料都必须保证其正确性。如果资料太单薄，那么研究必须停顿下来，直到证据完备。糟糕的是，许多西方学者在没有掌握足够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研究，他们依据不可靠的资料、官方(和准官方)的观点，甚至是一些凭直觉得到的推测，使许多人相信某些"事实"根本是不值得讨论的。但这些"事实"往往被扭曲，在一个学者使用后还会被另外一个人引用。
2·依靠不可信的研究资料
西方对高层政治研究的资料经常来源于一些未得到证实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存在明显错误的资料，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资料。例如：由于李志绥曾经是毛泽东的医生，所以西方的有些学者根本不考虑其观点的真实性而全盘接受，而事实上他所说的并不可靠，他所描述的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没有根据的。严谨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使用资料前先去证实，而不是简单地引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再如对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的研究中广泛地使用香港出版的资料，这些资料根本不可靠，即使某些细节真实也不能不加选择地运用到研究领域中去。
3·缺少对文化的敏感性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西方学者很难理解1949年之后毛泽东那种绝对权威的地位。即使像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在权力方面都有限制，为什么毛泽东凭借一句话就可以解除一个人的职务，或仅仅因为他自己的坚持就采取某项政策。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大卫·班兹曼的书《中国的国家机构、经济和领导权》中提到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所起到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基于西方的猜测，即只注意到国家机构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中国的高层政治。
4·深受中共高层"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
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时，重复地使用错误的解释，不加批判地运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高层政治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笔者认为事情要比所谓"改革与非改革"复杂得多，很多事情是不能用此来解释的。比如根据西方解释，"改革派"与"非改革派"，一个是邓小平领导，一个是陈云领导，但从笔者的研究和接触的资料来看，对待不同的事物邓小平和陈云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但西方夸大了这种不同，并且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实际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陈云是接受邓小平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的，最后总是服从由最高领导人作出的决定的。
5·紧跟美国的学术研究趋势
学科院系以及专门的研究中心角色的变化意味着越来越重视"与理论相关联"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趋势，生硬地把中国的研究纳入到西方模式的轨道。关于这一点，大卫·班兹曼的研究中就有一个例子，即关于"大跃进"，虽然他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受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科学中"新制度学派"的影响，但他忽略了毛泽东的因素，而这又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一趋势的另一个方面可以从Avery Goldstein 的著作中得到反映，该书是关于1949～1978年中国的高层政治的。他在写这本书时建立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来自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一种等级制度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史上存在于1949～1966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当党内最高领导人做了决策之后，各级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没有任何异议，整个政策的决策和贯彻完全建立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之下。第二个模式与第一个模式相关，也是从国际关系理论延伸出来的，它也叫等级制度的模式，但涵义完全不同。他认为，1966～1976年这十年间，中国的等级制度表现在每个人都没有权威，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权威，所以每个人都处于这样的状况，即如果不参与斗争就无法生存，因此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文化大革命".当Avery Goldstein 试图解释"文化大革命"前期高层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在"等级"方面的不同时，并没有做基础性的研究，只是依靠西方的第二手资料去证明他的理论，其中包括笔者的著作。
以上五点严重地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政治的研究的价值。我认为，只有不懈地追求事实，拒绝运用值得怀疑的资料，对任何官方抑或非官方的解释都采取怀疑的态度，理论研究依赖丰富的经验，那么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西方学者才会发挥更大的潜力，取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狄飞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