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新泰市新选拔的七名副局级(副科级)官员当中有六人是80后，各界立刻纷纷议论。最大的怀疑是，新泰市有关方面可能任人唯亲。有关官员却出面表示，这样做是政府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今后储备人才。新被选任的年轻官员也出面辩解，自己不是官二代。似乎没有人相信这些辩白，网民们不遗余力地挖掘着这些年轻官员的家世背景，试图证明这些官员就是官二代。

但看来看去，大家怀疑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两个人。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剔除这两个人，对其他四位80后官员的正当性，人们会产生怀疑吗?我相信绝对会。这其实是在中国已运转了两千多年的官僚制度无法克服的困境。

秦取代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变化，由此，封建制基本终结，出现皇权-官僚-郡县制，也即，皇帝通过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控制的官僚体系治理广大民众。官僚制的正常运转，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所有官员都由上司提拔;第二，原则上所有官员都可按部就班地升迁。

读者诸君稍加思索就可发现，这两个原则是内在地相互冲突的。若下级官员均可按年资逐级升迁，上司的提拔权就完全落空。上司——— 其实可以说是最低级官员之上的所有官员———当然不肯放弃这样的权力。客观上，越往上职位越少，就一定需要选拔程序———当然是由上司选拔。这样一来，官僚制的两个原则始终处于打架状态。

于是，经常发生新泰式选任困境：一方面，官僚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因循守旧的，官员们的基本哲学是明哲保身、应付差使。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士人的不满，他们会猛烈抨击官僚机构。这时，大家希望出现一个有所作为的大官，大刀阔斧，打破官僚机构的沉闷气氛。为此，人们特别期望这位大官能够突破官僚升迁的常规，破格提拔年轻官员。这种意见的代表，就是龚自珍那句十分著名的诗句：“不拘一格降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只存在于官僚制下的对“年轻”的崇拜。在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没有人认为，要改革就必须破格提拔青年官员，老年人同样有改革的勇气和能力。但生活于官僚制下而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士，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年轻崇拜心理。据说，过了年轻阶段的官僚们老奸巨猾，青年人没有被官僚机构污染，有朝气，有闯劲，可以做那些中老年官僚不敢做、不愿做的事情。

然而，同样是官僚制的基本原则，又让人们总对这种破格提拔之举产生怀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提拔”。只有掌握较大权力的上司才有破格提拔之权，问题是，上司值得信任吗?上司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上司也有侄女、外甥，也有七大姑、八大姨，老乡、同学、老上司等等。于是，上司破格提拔的年轻官员，很可能就是破格提拔他自己的亲属。一个人，只要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此权力未受有效约束，那他就有滥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强烈冲动。

这个问题早就困扰着那些思考治道问题的古代贤哲，两千年下来，也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不少明智之士反复提及官僚制尚未固化的汉代的做法，即各级行政长官“自辟僚属”：丞相、郡守、县令等均可自行聘任自己的办事机构工作人员，选聘对象不拘，可直接起用庶民。这种制度是一种形式的“寓封建之义于郡县中”。它一方面可引入一定程度的行政长官责任制，因为长官要对自己辟用的僚属之行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则可吸纳才能出众的民间人士——— 不仅仅是下级官员，以维持政府的活力。

这其实就是多数现代国家实施的责任制。当然，这些国家的官制从总体上已突破中国式官僚制，官僚体系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权力最大、负有决策之责的官职，包括各级行政长官，均由选举产生，由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此处的“责任”有两层含义：其一，被选举产生的长官对选民承担责任;其二，该长官自行任用下属，这些官员对行政长官承担责任，并与长官共进退。这减轻了民众问责的难度：民众只需问责长官，而不用问责这些下属官员。与本文相关的事实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官完全可以任人唯亲，也完全可以大胆起用新人。反正，这些人会随着长官任期的结束而自动丧失其职位。

这也就是避免新泰困境的唯一出路。也即，突破官僚制的窠臼，切实落实宪法规定的行政长官通过选举产生的制度，进而落实同样由宪法规定的由行政长官选用僚属的制度，从而构建出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在这种制度下，既无所谓破格可说;而在责任制约束下，人们不必去操心市长让80后做他办公厅主任的事，只要他敢拿自己的职位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