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

对于一些人来说，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观点。2009年我国GDP的增速超过8%，而计算表明，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贡献至少为3.25个百分点。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成就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大量经济刺激投资由政府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见效快；但它的坏处也不容忽视，时间越长，坏处将越明显。

在短期内，大量政府投资有两个坏处。其一是挤出民间投资。政府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银行本来就不愿意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有了政府这个大客户，就更不愿意了。尽管政府投资的一部分会转化为对民营企业产品的需求，但这不足以弥补民营企业在资金源头上的劣势。 其二是增加了坏账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才消化了大部分前期积累的银行坏账，把四大国有银行从重负之中解救出来。这一轮的政府投资，恐怕又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尽管以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这些坏账不会像1990年代末那样扎眼，但是，大部分坏账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买单的，我们因此不能不警惕。

长期来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的一条成功经验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比如，张五常先生就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中国有几千个政府像公司那样在市场中相互竞争。中国财政分权的正面作用应该得到肯定，但是，如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xx市有限责任公司”，其结果肯定是非常糟糕的。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失衡成为各界讨论中国经济时的热门话题。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24%，而政府储蓄(主要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其他它国家政府资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如果政府把投资比例降到政府收入的10%，再把多出来的钱用到老百姓身上，则不仅居民收入上升，而且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会上升。

政府的商业化倾向决定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给予投资者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的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而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当前，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地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这里无意否定产业升级，但是，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

作为应急措施，扩大政府投资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国进”最终要以“民退”为代价，则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警惕。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无法克服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投资饥渴症问题。当前，一些国有企业或融资平台的效益还能看得过去，是因为它们有政府在背后支持或享有行业垄断地位，而它们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经济结构扭曲被暂时遮蔽了。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蓦然发现，一项没有完成的重大改革是经济的去国家化。在改革开始的头二十多年里，狂飙突进的改革遮蔽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些改革尘埃落定，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在中国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的当口，是我们把经济的去国家化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