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二○○三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 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统计数字不容易作得准。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遇难，其后复苏之声时有所闻。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说日本真的复苏过。一位常访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访，回来后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楼价没有上升过。这可见统计数字的波动与大势的转变是两回事。
是的，金融事发到今天，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争议：中国。神州大地的国民收入增长保八可以不论，楼价急速地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甚或过之，而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销量远超于历来冠军但遇上不幸的美国。汽车的平均质量应该不及美国那么好，但加税后，同样汽车之价中国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欢采用的数据是厂房的租金，这些日子收复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现了。
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把老外吓破了胆，金融危机后，表现一枝独秀更使他们啧啧称奇。不幸的是他们指鹿为马，或误中副车，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够快是中国复苏得快的主要原因。他们是说，北京的四万亿行动证明着凯恩斯学派历来主张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给中国证实了是对的。没有疑问，金融风暴以还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支持的证据主要是中国。
神州误导地球也是没有疑问的。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金融危机起于毒资产的出现，而中国的毒资产不多：没有一家中资银行受到毒资产的威胁而近于倒闭。换言之，从金融那方面看，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小，但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二、中国的经济大为不妥出现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二。甲、新《劳动会同法》引进；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早就大声疾呼。暗渡陈仓，这两方面北京能及时处理，虽然我认为这些处理还不足够。换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经济本来就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处理得及时经济回升是理所当然的。
三、北京的四万亿政策不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派钱或乱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划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的全国性发展及上海虹桥的交通枢纽，类同的工程人类历史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不可能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早有预谋，遇到地球金融危机立刻加速，浪费的成分不多。
先进之邦不会有像中国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来，应该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谈何容易？先进难进，要通过的手续不知多少重，环保有几关，工会有几关，集资有几关，居民有几关，都要过，而就是全部过了，动工后压力团体可以把项目杀下马来。这里我不是说中国的制度比先进之邦的好，而是中国要快可以快。当然，快可以闯祸，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没有人提出过的：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花钱当然也要快，但在先进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钱的项目只限于没有足够的反对声浪的范畴。年多前美国决定拜凯氏为师，花钱救市，通过第一关的竟然包括安全套产出的补贴。
早有细心策划的花钱可能错，不需要征求民意的花钱可能错，要迎合利益团体的花钱也可能错——哪一类出错的机会最高读者猜猜吧。还有一点是，北京的本领不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从年多来我观察到的农业补贴的几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决定推出四万亿之际，因为新劳动法及其他原因，回乡归故里的工厂员工数以百万计。四万亿的推出有协助就业之效。今天工业的民工荒再现，证明着反对凯氏的财政政策的西方学者没有分析错：这政策有挤迫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劳动法惹来的祸，中国的四万亿推出会有更为明显的挤迫效应。
五、美国联储局大事放宽货币供应的约束，把银行向联储借钱的利率减至历史新低，但银行不愿意放宽贷款，购买房子及商业用途利率高企于五厘以上。这使银行赚大钱。某些机构及某些人士借钱买股票远为容易，导致那里的股市回升。中国呢？政府要挽救楼市，说借银行就借。楼价于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楼市。地区政府呢？不到两年前中过计，如惊弓之鸟，有抗衡的味道。楼价该为何上苍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国的银行借贷的决策显然与西方的有别。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见外资撤离神州，问我意见。我说外资会回头。果然，这些日子外资进入神州者众。在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情况下，中国是个避离所，而老外的光顾对中国的经济有助。
财政政策——不是指处理财政，而是指花钱刺激经济的那种——无疑起自凯恩斯，其无数弊端经济学者早就说得一清二楚。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经验说，在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制度下，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锚货币下，或小或大的错，货币政策不断地出现。这些经验，加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给我的启发，使我想到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持久地稳定着物价，完善地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货币政策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详尽的分析见拙作《货币战略论》）。
不用财政政策也不用货币政策，要用什么政策来处理或调控经济呢？用改善制度运作的政策。我认为，也坚信，中国的前途要集中在这后者。
人类历史有两大文化。其一是欧洲（这包括美国），其二是中国。回顾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所有繁华昌盛逾百年的时代都没有今天吵得热闹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持久的昌盛永远是基于制度上有可观的发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况下，用作货币本位的金或银之量不足，出现困境。然而，没有本位的困境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要想出另一种可以持久地稳定物价或币值之锚，作为间接的货币本位。
我不仅认为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认为这些政策扰乱了制度的运作。历史的经验说，最低工资、工会势力、压力团体、福利经济，等等，都是在有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下出现的。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