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其实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的变化。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发生四次大的变迁，我把它称作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中国首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打碎得比较彻底，农村被打碎，所有地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国的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中国很幸运，当年打碎结构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资产阶级被打碎。1978年开始恢复结构，邓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还活着，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所以这30年恢复结构能够成 功。
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改革最初的时候，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有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工人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并不创造财富。1984年《中国青年》发了一个问卷，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一个是收入地位。问卷回收了7万份，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但声望最低;研究生声望最高，虽然研究生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这说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到今天社会结构应该说基本上恢复了常态。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时候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市场的配置，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想用政府行政方式来配置，这也有合理性。但当时的分配更多强调身份的配置，身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
其次是政府继续有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在中国，政府政策居然可以创造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就是政府当年的政策文件决定的。
第三是政府配置资源，大体上是通过公共政策配置，而私人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会更多。
第四个配置是单位配置。
第五个是关系的作用。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很复杂，有强关系、弱关系、潜在关系等等。我曾经提出两个假设，关系究竟是聚财了还是疏财了?很奇怪，两个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样，关系对资源的确起到了配置作用。
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推进市场工业化、城市化，全世界的实践经验都证明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时期，必须采取缓冲机制。我曾经提过5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道办;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统的政治身份群体;四是保障机制;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 钱的人给没钱的人，家庭就把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这是共和国在过去60年里完成的四种实验，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