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说的“建设”，不仅包括建工厂、修公路、盖大楼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建设。当“民主太少”的时候，社会主义也太少，社会主义基本社会政治制度仍在建设中，而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直到“高度民主”实现之日，那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之时。

“民主太少”、社会主义也太少

王占阳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刊文说，在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窒息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没有在其现实性上表现出多少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并使人们普遍信服的优越性，譬如我们的选举制度就比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落后得多。这种问题只有通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获得解决。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说的“建设”，不仅包括建工厂、修公路、盖大楼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建设。从“民主太少”到“高度民主”，这是多么深刻、巨大的基本制度建设啊！当“民主太少”的时候，社会主义也太少，社会主义基本社会政治制度仍在建设中，而不是已经建立起来了。直到“高度民主”实现之日，那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成之时，我们也才有资格高谈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抵制不切实际的“左”倾思潮

邓小平还曾非常客观地指出：中国“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同过去所谓我们的民主比西方民主“高千万倍”的政治高调相比，无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大进步！我们现在必须重申和强调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断，以抵制各种不切实际的“左”倾思潮再度回潮，特别是抵制各种企图以拔高现状取消中国政治体制根本改革任务的形左实右的右倾思潮，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大力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民主宪政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夸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现实优越性，以至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描绘成已经实现了充分民主、高度民主的民主政治，似乎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任务已经只剩下了对于现行政体的修修补补，同时淡化和漠视邓小平理论着重揭示苏联模式政治体制严重弊端的基本指向，罔顾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无法遏制腐败蔓延、导致严重分配不公和不可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的基本现实，从而取消了对于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革命任务的话，那就不是在坚持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不是在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倒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倒退，而这也正是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深切关注的。

中国模式仍面临严峻挑战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到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危机过去，这个优势会不会又变成桎梏，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仅仅靠国家行政干预来保证正义、公平和正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就很难保证。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但过于理想化的建议执行起来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灾难。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

经济繁荣是民主自由的前提

黄靖认为，从社会发展的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而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的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