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如果愿意诚心诚意地学习实践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即使做得不很到位，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官员找时间走访社会，可以保持为官者的警觉，不至于滋长官僚习气。”

近日有媒体报道，有位省委书记到一个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私访，并试着找份工作，结果被拒绝。他随后指示有关工作人员要重视“4050”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读这个报道多少让人有些感动。

因为当下重要官员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他们的形象为大众所熟悉，要微服私访已经很困难了。当然，一定层次的官员做一点简单的化妆，抽时间到社会上走走，也不是没有可能。自己直接看到的毕竟和听到的不一样，由直观事实触动，感受会更深刻一些。

在现代资讯发达的社会，官员有很多途径掌握情况。事实上，官员也的确比一般百姓掌握更多的社会信息。我遇到过基层朋友，他们常问我官员们究竟是否了解社会，我以我的感受，更愿意给他们肯定的回答。但朋友接下来的问题就不那么好回答。他们问：如果真了解情况，为什么官员有时会做出不大符合实际的决策?

曾经听一位官员给我讲，他为了了解农产品流通的情况，从农户地头开始，一步一步按照流通的链条跟着做调查，直到北京的批发市场。他起早贪黑跟着运菜卡车上路，把蔬菜运销环节摸了个门清。说实话，这样的精神，恐怕连专门研究农产品流通的学者也少有。我相信，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

同时，若从广阔历史背景看，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决策者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可是，又怎么理解有时候出现的一些不大符合现实需要的决策?在一些方面，可能在百姓和学者看来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久拖未决?仔细想来，这种情形多数情况下还是与官员们对现实的了解程度和了解方式有关。

我们一贯提倡实事求是原则，而真正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并不容易。所谓“事实”是有层次的，分别是“直观性事实”、“整合性事实”和“标准性事实”。这三个层次的事实要掌握好都不容易。

通过实地观察，包括官员微服私访，可以掌握所谓“直观性事实”。但是，官员不可能总去私访;他身边经常有很多人给他提供间接的信息;也还可能有人会给他提供不大真实的事实。如果体制出了问题，上级爱听好听的话，事实就会被过滤，官员难免被愚弄。

若过了上面这一关，在掌握很多“直观性事实”的基础上，就可了解到“整合性事实”。例如，如果省委书记了解到多数企业不雇佣40岁以上的人，就可形成一种判断。有了这种判断，就可以制定某种对策。上升到这一步不容易，因为主要决策官员常常不能自己做大样本调查，必须依靠专门机构做细致调查。如果专门机构的公务人员疏懒敷衍，决策官员就掌握不了“整合性事实”，决策也难免错误。

第三关，即掌握“标准性事实”，更不容易。例如，企业不愿意雇佣“4050”人员，可能和劳动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有关。这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就是“标准性事实”。掌握了这个层次的“事实”，就可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但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容易掌握。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要经过上百年的时间才可以摸索到。世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没有敏锐的眼光常常是雾里看花。很多“标准性事实”必须当做一种“信念”来接受，否则，每一个人都要穷毕生精力来研究问题，那是很大的浪费。

例如，“社会主义必须维护社会公正”、“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个人自由有利于增进社会活力”、“政治民主有利于社会公正”等，可以是一种信念，不需要再通过每个人的调查研究进行验证。如果不愿意相信这些固化为“信念”的“标准性事实”，也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某些“例证”否定它们的客观性，从而产生根深蒂固的偏见。偏见一旦形成，领导者犯错误就在所难免了。

实事求是原则应该成为中国一整套系统性的为官之道。官员如果愿意诚心诚意地学习实践这一原则，即使做得不很到位，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的官员，在百忙之中找时间走访社会，包括微服私访，就可以保持为官者的警觉，不至于滋长官僚习气。如果再能有开放的心态向中外历史学习，对人类文明的演化有深入理解，形成一套积极健康的思想信念，做官就会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省了好多无谓的干扰。

上面的话自然是一种技术化的议论。对那些毫无节制之心、连人类道德底线都守不住的腐败官员，说上面的话是对牛弹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