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曾经有过的三次重大转变，深刻认识我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多么来之不易，更有必要澄清当今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更加明确今后要怎样去争取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次转变：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变为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49—1956）
由于旧中国是经济十分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不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党从1940年起就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重申：实行党的最低纲领是要把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到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开宗明义第一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纲领中虽然没有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说法，但是“序言”里说：“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主人”，这无疑就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当时我们党认为，至少还要再过一、二十年才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3年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开始发生第一次转变。由于备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群众表现出冲天干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充分显示出优越性，“五反”运动中暴露出不法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行贿等5种罪行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破坏作用，苏联又希望我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就提前收回了新民主主义，要立即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于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到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进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苏联是唯一于1936年就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大家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各国共产党人都要学习和照搬。
从1949年算起，我国只用了7年时间就在国家工业化刚起步不久的1956年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基本上照搬了苏联那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模式：政治上缺少党内民主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缺少人民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党代政的体制；经济上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浓厚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文化上盛行个人崇拜，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严密控制文化产品，等等。到19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那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国已屡有显现。
第二次转变：从“以苏联为戒”转变为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57—1978）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病。毛泽东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及时讲到：对于最近暴露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鉴于苏联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才能少走弯路。可惜他当时主要只认识到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不能过多侧重重工业等具体问题，还没有从改革苏联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着眼。由于对1954年底—1957年初国内外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和判断，促使我们党从1957年起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转向“左”的方面，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发生第二次转变，即转向要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我国推行比苏联更“左”的模式。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众多有识之士就我国存在类似苏联模式那种弊端提出批评与建议，55万多人被误划为右派分子，100多万人挨了批斗，整肃知识分子的方式和规模都超过了当年的苏联。1958年高扬“三面红旗”，要求在1年之内就要把钢铁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其速度也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把刚建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改为比苏联集体农庄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那时城市也在试点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奋起批判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并且都在酝酿要取消工资制，改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全国迅猛刮起高速度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处处洋溢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风。记得当时还有领导人戏言：“如果苏联上午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就改在下午宣布，只能谦让老大哥半天。”1959年又错误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左”风难煞，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大受破坏。从1960—1962年我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受挫迫使党不得不在1961―1963年对国民经济实行3年调整，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经济刚开始好转又在全党开始打击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指对当时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正确思想）。1964年经济状况更好转时，又在全国农村和一些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处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苏联当年都没有过的新举措和新政治帽子。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更是使国家民族蒙受史无前例的重大灾难，其规模和危害都远超过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对外关系方面，1963—1964年中共同苏共就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进行公开大论战，斥责苏共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政党，不能充当国际共运领导中心。我们还大力支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左派另立新的马列主义共产党。1967年十月革命50周年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于11月6日联合发表社论，公开宣布：世界的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中国既然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即使自己经济还十分困难，也要大力资助各国极左派。同时还要把我国贫穷、平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树为样板，大力推广到各国去。这样不能不给国际共运造成大破坏。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二十多年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必定会促使久经磨练、伟人辈出的中国共产党迎来新的历史转折，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第三次转变：从突破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9—2009）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党内民主，总结历史经验，解放思想，痛定思改，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此就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方式到活动方式、管理方式，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主要是要突破苏联模式、改掉苏联模式的各种弊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8年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的首要弊端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以突破苏联模式要从此入手。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从发扬党内民主起步，真正解放思想，端正路线。在政治体制改革带动下，30年来对外关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飞跃到新高度。
作为世界最大落后国家的古老中国，有幸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在新中国成立后仅用7年时间就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7年以后20多年走过的弯路，更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使我们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首要职责在于搞好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要达到标准的社会主义，首要任务在于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而要提高生产力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中共十六大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进而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只要善于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加快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能彻底克服苏联模式的各种弊病，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我们深切认识到：个体手工劳动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生产力过低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理应使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发展进步，使社会全体成员公正平等和谐共荣。苏联模式的最终失败，就在于未能掌握社会主义的真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建设成功就要充分吸取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再注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特质，这样就必能凸显出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60年来对社会主义认识三次转变的轨迹、原因、性质和后果。第一次转变是由于急于求成，其性质是急变，但是情有可原，取得可观绩效；第二次转变主要因胜利冲昏头脑，更急于求成，又对形势判断失误，其性质却是蜕变，固然出于好心，但是违背客观规律，结果变糟了，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三次转变则是源于吃大堑长大智，迷途知返，重新探索，其性质是善变，变为善于掌握客观规律，开辟不发达国家通往社会主义新路。这样连续三次转变，既符合社会发展屡有波折、并非一帆风顺的客观规律，又验证了人的认知是通过反复实践螺旋式曲线上升、并非一蹴而就直线上升的认识论原理。所以当今不必对前两次的急变和蜕变苛求前人，怨天尤人。当然这并非说前两次转变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如果党内民主充分一些，完全可以少走弯路，或者更早改正，减少损失。当今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旨在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善于记取历史教训，开拓未来胜境。我们深信，只要珍视这第三次善变，再实干苦干巧干4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就必能较为全面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那时，这次善变经过渐变到突变，经过量变到质变，大体上就可以划上较为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