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从军事角度探讨1958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此研究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炮击金门不论被赋予何种政治意义，它首先是一场现代化军事行动，战略谋划、军事计划和准备等必定是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军事战略设想和军事能力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目标的限度和结局。这决定了研究炮击金门决策中相关的军事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成果中不足之处。1958年“炮击金门”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概念。以往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对这个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定义。本文使用“炮击金门”主要是为文字简洁，它是指1958年夏季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夺取福建沿海上空的制空权、炮兵打击金门国民党守军、以及陆海空三军对金门的联合封锁。（相关链接：外交档案：炮轰金门中美谈判解密）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958年炮击金门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之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继续。解放军对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进攻在酝酿阶段到后来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防御性质，1958年炮击金门也是如此，尽管在某个阶段上被毛泽东赋予了独特的政治意义。战略谋划和作战计划包含的防御性质是导致决策动机和过程呈现复杂性的一个关键原因。多数论著并没有重视并分析这个基本但十分重大的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1958年炮击金门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成果的共同特点是着重分析炮击金门的决策动机，力图通过越来越细致地勾画相关的决策过程，详细地分析和揭示有关决策动机的复杂性和发展过程。其中一些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成果特别分析了中国国内因素对有关决策动机的影响，这反映了这项研究的新的进展。[1]不过，档案未公开所造成的限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在着重描述决策过程时，并没有对1954/55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对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影响、军事计划与政治考虑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做深入分析。弥补以往之不足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东南沿海作战计划的形成

1958年“炮击金门”同1954/55年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有直接的联系，是大致形成于1954/55年东南沿海作战过程中的军事计划的继续实施，这项军事计划的主要和基本内容缘起于1952年春季。以往的研究已经很详细地描述了1954/55年作战的过程，但对解放军发动作战的背景和动机未做完整的分析，对军事行动过程出现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等，则缺乏比较详尽的阐述。

这里首先说明，1954/55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指解放军于1954年春开始在东南沿海展开的一系列作战，包括海空军在浙江沿海的“力量向前伸”与春汛护渔作战、空军在浙江沿海夺取制空权作战、海空军保护海上航运作战、福建沿海炮击大、小金门和浙江沿海夺取大陈列岛的三军联合作战。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大致持续到1955年4月上旬。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以此为标志，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

有不少资料证明，在1954年春季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展开后，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拟订有关的作战计划，最终于8月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3]这项军事计划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开，不过可以对该军事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做合理的推论：这项军事计划很有可能是基于在对台军事斗争将长期化的判断上，将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分为“两步走”，即先夺取东南沿海的蒋占岛屿和取得制空权，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完成统一台湾。这一推论是基于研究有关的回忆和传记，以及分析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台湾海峡的军事形势和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等几个方面的因素。

1949年春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于6月即向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当时中共中央即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关系到上海及沿海各港口城市的安全。[4]此后随着大陆地区陆续解放，攻占台湾逐步成为解放军的作战重点之一。特别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解放台湾被确定为需要较早完成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这一时期设想是争取在1950-51年发动攻台战役，毕其功于一役，完成国家统一。[5]

中国领导人从开始为解放台湾进行动员起，就非常关注美国的政策。当时他们认为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这种判断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根本改变。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两天后宣布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向台湾派驻美空军。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局的发展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推迟原定作战计划。[6]

从此一直到1953年7月停战前，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主要作战行动是防御性的，包括清剿国民党军队支持的海匪，沿海城市的防空作战、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夺取一些沿海岛屿等等，军事行动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根据《张爱萍传》记载，解放军华东军区于1952年春夏间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当时曾制定攻占大陈列岛的作战计划，并于6月中旬向军区发布作战指示。彭德怀认为当时中美正交战中，美军肯定会介入，故经毛泽东批准延后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再实施。[7]显然，东南沿海作战的最初设想同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并无直接关系。1953年7月朝鲜停战以后，解放军的战略重心逐步向东南方向转移，明显加强了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并首先展开争夺浙江沿海制空权。

这个时期开始加强东南沿海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与建国初期夺取蒋占岛屿和准备攻台的军事行动有很大不同。建国初期解放军的军事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并完成国家统一，到1953年前后，在解放军的相关战略思考中，已经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观念。[8]这首先起因于解放军制定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计划。根据参加制定中国第一个《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的张震回忆，1952年春，周恩来开始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要求总参提出军事建设五年计划供军委讨论。总参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明确界定了美国在朝鲜半岛、东南沿海和印度支那等三个战略方向上“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基于此判断提出了国防政策和建军方案。[9]《纲要》于7月获毛泽东批准后开始实施，包括在北方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方的海南岛重点设防，修筑永久坚固的工事等等。这种国防布局必然导致解决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问题中的国防因素突出出来，并深刻影响解放军的战略思维。

外部因素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3年2月起推行“放蒋出笼”政策，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攻击。[10]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导致解放军停止攻台计划。国民党军队在1950年代初期仍然处在溃败中，甚至已经准备弃守大陈列岛和金门等岛屿。[11]但到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下，在东南沿海所占岛屿逐步形成一条以大陈列岛为中心的战线，并以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加强对大陆沿海地区的海空军事攻击和侵扰。其中最大规模作战是国民党军队于7月16-17日集结12000部队，进攻福建东山岛等。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显然是进攻性的，本质上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以外开辟的另一条战线，它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包括威胁大陆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生产安全、海上交通安全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安全等等。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将台湾当局的军事行动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定义为美国敌视和威胁中国的侵略性政策。[12]

另一个重大事态是美国同台湾当局开始磋商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尽管双方在是否防御东南沿海岛屿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台湾当局相信签署该条约只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内部虽有分歧，但支持与台湾签约的势力显然十分有影响力。美台之间讨论签约开始于1953年春夏，此正为美国开始积极在亚洲建立和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联盟之时。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行动高度警惕，中国主流媒体不断增加和强化宣传，谴责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是企图侵略中国，加剧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而美台之间酝酿的军事条约则是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和利用台湾威胁中国安全的阴谋。[13]总之，朝鲜战争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已经从建国初期的完成国家统一演变成包含完成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等两方面内容的问题，这是所有相关政策问题的基本背景。

1954/55年解放军东南沿海作战持续时间一年左右，其中规模最大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夺取大陈列岛战役，其中的关键又是三军联合作战攻占一江山岛。此次战役与1954年7月下旬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口号等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往的研究多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即解放军夺取沿海岛屿和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恰恰是形成于军事行动逐步发展到高潮的1954年夏季，而不是先有计划才开始行动，固有必要深入分析制定军事计划与政治和外交考虑等之间的相互影响。

华东军区开始考虑和筹划夺取东南沿海岛屿开始于1952年春夏，1953年春季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华东军区再次开始制定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从此开始到1954年7月上旬经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夺取东南沿海岛屿的战略方针，即“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针。[14]这个方针首先解决的是解放军应逐步夺取浙江沿海和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而不是同时进攻大陈列岛和金门、马祖等岛屿。其次是在浙江沿海岛屿和福建沿海岛屿之间，首先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列岛，然后再夺取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即“由北向南”，而不是先攻金门，后取大陈。[15]第三，不论是攻占大陈列岛还是金门等岛屿，均采取从夺小岛到占大岛、逐岛进攻的作战方式，即“从小到大”，“逐岛进攻”，而不是同时攻击大陈、二陈，或同时攻击大、小金门和马祖等。至此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作战也实际上分成了“两步走”。

在考虑和确定战略方针期间，局部的军事行动已经展开。1954年春季空军在浙江沿海实施“力量向前伸”，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海军则主动前出浙江海域，展开春汛护渔作战，海空军均取得显著战果。7月11日，军委基本同意浙江沿海岛屿作战方案，毛泽东本人也于当日予以批准。[16]

两天后即13日，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召开高层开会，专门讨论为到中国港口的外国商船护航。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了朱德、邓小平等，以前讨论东南沿海作战问题的会议上有党政高层领导人参加是不多见的。会议召开同外交部和国外的轮船公司要求护航有直接关系，此前国民党海空军攻击和劫持外国商船的行动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起是6月23日国民党海军将苏联商船“图阿普斯号”劫往台湾，这严重损害了中国海上航运的安全，极大地增加了解放军护航的压力，因为苏联顾问提出了护航的建议，这在当时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在此背景下，会议责成总参作战部拟订护航和保卫领海领空的作战计划。至此时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和计划基本上是防御性的，维护东南沿海安全是作战的主要目的。

综合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和回忆录的信息，7月下旬起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出现变化。实际上媒体公开出现明显变化应始于7月13日会议以后，这次会议对后来宣传调门的升高很可能起了重要的作用。7月16日，《人民日报》就解放军护航问题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谴责国民党海军劫持和攻击十几个国家的商船是海盗行为，文章称解放军为“最后收复台湾和粉碎美国的海盗行为而奋斗到底”。[17] 此后中国内提明显加强了对美国的谴责，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谴责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是谴责美国企图与台湾当局签订军事条约。[18]媒体的变化至少也是部分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关注在变化，国民党海军劫持苏联商船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根据张震回忆，彭德怀在7月22日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指示，并指示要拟订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19]这表明，中国决策者们讨论过台湾问题，时间影子啊17日至21日之间，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第一任国防部长》介绍，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朝鲜战争后没及时提出解放台湾，并认为同英国首相邱吉尔7月14日声称要联合国托管台湾有关。[20]这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一分析很可能是基于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有关内容。[21]该社论在谴责美国与台湾当局密谋军事同盟时，也批评了邱吉尔的谈话。《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当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根据《彭德怀年谱》记载，24日毛泽东在海军上报的作战方案上批示，应召集华东、浙江和福建等军区的领导人到北京讨论军事行动。[22]从后来的发展看，毛泽东的这个行动可以看作是他准备调整军事目标的一个明显步骤。

由于档案没有公开，目前还无法了解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是否和如何讨论相关的军事和政治等问题。但可以从7月2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了解出现的变化。《毛泽东传》中介绍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即“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23]《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表明，电报的内容还包括了对日内瓦会议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即美国仍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以及美台之间可能形成军事同盟，因此中国还面临着同国民党当局的战争，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24]

根据《彭德怀年谱》介绍，军委7月30和31日两天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东南沿海军事行动。彭德怀在会上首先说明，有必要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不过从目前的材料中还看不出他随后说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计划同7月11日批准的计划相比有重要的变化。[25]总参作战部根据7月22日会议的决定，很快制定并提交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草案。这个计划的标题没有用“解放台湾”，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8月8日毛泽东批准该计划，第二天政治局讨论通过，军委于8月31日正式颁布命令。[26]。同一天，周恩来在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做外交工作报告，其中强调了解放台湾。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27]

以上情况表明，大致是从7月16日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赋予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更为复杂的政治内容，即基于对日内瓦会议以后亚洲形势的估计和东南沿海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利用已经确定要实施的军事行动，突出解放台湾。这期间突出的事件是美国方面的行动，包括美国反对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国的代表席位的言行上升；美台加强军事关系和公开宣传准备缔结军事条约；[28]美海空军加强在东南沿海的军事活动，美第七舰队航母进入海南到东部海域，最严重的是事件是7月26日两架执行护航任务的解放军作战飞机被美军击落。[29]很可能是这些因素同国民党海空军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在加剧。

从实际情况看，美台商谈签约的确升高了解放军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了夺取沿海岛屿的困难程度。可以推断，很可能是这种局势导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赋予原定的军事行动更为明确也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将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同解放台湾紧密联系起来，在外交上同防止美台缔约结合起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解放军的军事计划本身并无重大调整。根据间接资料，《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的内容包括东南作战的指导原则和从此时起到1957年逐步夺取浙江福建的沿海岛屿，即继续贯彻两个“两步走”。[30]

以往有不少论著认为，中国当时采取的宣传和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以此推论，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条约的签订过程。[31]不能说这个观点全无根据和道理。7月初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回国汇报会议情况期间，毛泽东在7日的政治局会上曾经专门提到，要争取“破坏”美国同台湾签订军事条约的可能，要采取宣传和外交两种办法，包括抨击美国的政策和与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等，“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32]7月27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包含了有关美台签约的内容。[33]但认为中共中央发起军事行动是为了消除美台签约可能性，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就很难使人相信，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就足以阻止美台签约。从逻辑上说，争取阻止美台签约和相信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就能阻止美台签约，是不一样的。包括攻占大陈列岛的军事计划如前所述，是长期酝酿并在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之前就确定了，即使在中共中央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这个计划基本没有变化。从毛泽东本人7月23日亲自修改并批准下发的为外国商船护航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行动方面仍然保持非常的谨慎，如规定对外国海空军“如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34]在7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彭德怀指示空军轰炸作战的范围仍然是在浙江和福建蒋占岛屿，并不包括台湾。《周恩来年谱》引用的27日的电文则是“击破”美台条约，其含义是可以做比较宽泛解释的。

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条约适用范围的，即在他们看来，美台条约有可能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岛屿，甚至有可能将封锁中国大陆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35]其结果不但会造成台湾的长期分离，而且会对中国大陆构成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解放军甚至无法完成预定的夺取沿海岛屿的计划。中国领导人的担心是有根据的。6月初美海军舰队驶近大陈岛显示武力。8月19日，美海军四艘军舰抵达大陈到，美指挥官还登岛视察。中国领导人因此必定要考虑，在美台签约的情况下应尽量阻止条约涵盖范围。11月11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给华东军区的命令中，指示有关部队须积极作战，以迫使美台条约不能适用于大陆蒋占岛屿。[36]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当时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37] 12月初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华东军区仍按计划上报《关于进攻一江山作战计划方案》。有资料显示，在讨论批准攻占一江山岛过程中，中国决策层并没有因为美台签约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实际上美台签约反而强化了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的决心。[38]从军事角度看，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是阻止美台条约将它们涵盖其中的最可靠的保证。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按计划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并迅速达成战役目标，东南沿海作战由此达到一个高潮。第二天美第七舰队部分舰只抵达大陈列岛外海。但此后不久，美国通过苏联方面转达国民党军队将撤出大陈列岛，希望解放军届时不要发起攻击。[39]2月8日至12日，国民党军队陆续全部撤出大陈列岛，浙江沿海其他一些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撤出。2月下旬解放军占领浙江沿海全部岛屿，此地区作战基本结束。

以上分析表明，1954-55年东南沿海作战中，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也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而且作战的动力首先是来自解除东南沿海面临的安全威胁。在制定和实施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利用已经实施中的军事行动，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凸显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项军事计划的防御性，毛泽东也没有因为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而提出比原定计划更激进的军事目标，他在军事问题上甚至比一些军事领导人更为谨慎。可以做合理地推论，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军事行动也会发生。这对理解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　……

（三）炮击金门决策过程探析

关于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的动机和目的可以用众说纷纭来形容，从以往的回忆和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种：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对美国进行战略侦察，了解美国军事干涉的底线；打击台湾当局在福建沿海和空域的侵扰；迫使美国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为大跃进鼓劲；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等等。[67]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这至少也反映了影响毛泽东思维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经常发生变动。但是，如果仅仅罗列毛泽东在不同阶段说过的话，不进一步深入分析决策过程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被表述出来的目标中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就很难把握炮击金门决策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东南沿海作战计划及其在福建沿海实施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察角度，一条可以贯穿始终的分析线索。

在毛泽东指示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后，福建沿海作战的解放军将领于1958年1月15至19日在福建军区曾经召开一次重要的作战会议，讨论空军进入福建作战计划，这次会议提交的报告包括了炮击金门决策过程中的几乎全部军事问题。目前仅能从《8.23炮击金门》中间接看到报告的一些内容。也有回忆证明的确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的报告提交毛泽东等。会议的参加者中不少参加过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的军事会议，比较了解福建沿海作战计划的主要目的和问题。有些还参加了八大后不久召开的讨论福建沿海地区作战的军事会议。[68]

1月会议的报告在肯定空军应进入福建地区的同时，对后果做了重要的分析，其中包括：（1）空军进入福建不会引起大战，但美军会制造台海地区紧张局势，较大的可能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福建机场、城市和交通枢纽，解放军的“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敌人会轰炸的基础上，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2）为反击国民党空军轰炸，直接轰炸台湾并不适宜，但可以“抓住金门、马祖这两条小辫子”，小打或大打。小打是用地面炮兵和海军舰艇打击马祖；大打则是陆炮和海空三军打击和封锁金门、马祖，报告认为“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3）空军进入福建时间“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 ，而且那时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军进入福建的战术安排，对国民党空军作战不利。[69]

这份报告包含了作战的时间表、对作战形势和进程的基本判断、应对措施和可能的结果，对理解炮击金门决策有重要价值。3月5日，彭德怀根据军委会议的精神，向邓小平提交空军进驻福建的报告，内容包括：拟定7、8月间空军进入福建，估计经长时间围困，国民党军队有可能放弃金门、马祖，但也有可能困守，海空军准备应付国民党空军对江苏、浙江和山东沿海的报复性轰炸。3天后毛泽东批示按照此计划进行准备，最后执行则视当时情况再定。[70]以上发展证明，空军进入福建实际上是炮击金门最直接的起因，彭德怀上报的作战方案是以1月会议的报告蓝本，即以空军进入福建作战作为夺取金门、马祖的核心环节。

毛泽东决定实施炮击金门是7月18日向正在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直接宣布的。有间接证据显示，此前一天彭德怀已经向三总部领导人传达毛泽东的决定，要求空军尽快进入福建，以及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包括封锁海上航运。[71]这部分具体内容还有必要做深入了解。当年在总参作战部的王尚荣将军的传记记载，7月14日彭德怀等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在福建沿海作战的具体方案和军事部署。[72]这一日期需要进一步考证。根据粟裕的秘书鞠开记录，当天下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第二次检讨发言，刚获通过。[73]根据彭德怀秘书的记载，当天下午他去参加军委扩大会，彭德怀应该也在会上，陈毅在粟裕检讨后做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报告，到晚八点才结束。[74]两位秘书都没有提到当天上午或晚8点以后，彭德怀与粟裕等在一起开军事会议。军委扩大会的内容也表明，当天他们讨论金门作战问题的可能性很低。根据《毛泽东传》记载，15日到18日毛泽东召集解放军领导人开会，讨论国际形势和对策，然后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75]如有那次讨论作战的会议，发生在17日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促使毛泽东决定立即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及由此带动的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当局于17日召开紧急会议，军队随即进入紧急戒备。[76]同时太平洋美军也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8日会议决定最迟到7月25日要大规模炮轰金门，毛泽东说炮击的目的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中东人民，作战对象是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空军两个师在炮击同时或稍后进入连成和汕头机场。[77]这清楚表明，此时他决定炮击金门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干涉，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意在击美”。彭德怀随后部署作战计划，包括空军27日转入福建机场，炮兵准备于25日打击金门守军舰艇、封锁港口等。[78]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后，毛泽东于1958年6月中旬即向中国外交部说明，有必要调整1954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79]这一看法肯定对决定炮击金门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尚无法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18日会议讲话的记录，根据目前出版的间接材料分析，他们二人对作战的安排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强调的是大规模炮击金门，彭德怀则将空军进入福建放在首要位置。这种区别表明，毛泽东考虑的是最终的政治效果，但彭德怀的思维逻辑受到长期制定军事计划的影响，将取得制空权视为福建沿海一切作战的前提，空军进入福建是“关键的第一仗”。[80]彭德怀从着手指挥作战那一刻起，军事行动实际上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炮击金门。[81]由于重视政治效果，毛泽东不仅强调炮击金门，而且很重视炮击的规模，提出要达到一次发射10万到20万发炮弹。从现在披露的谈话内容看，彭德怀则有意无意地显露出用炮击封锁金门的强烈意图。[82]这恰恰是解放军原定作战目的之一。

从战役发展的进程看，解放军空军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作战方针，于27日开始陆续进入福建和粤东的各机场，29日开始与国民党空军作战，展开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战斗。可以说空战拉开了炮击金门的战幕，毛泽东却在同时决定无限期推迟炮战。他在27日给彭德怀、黄克诚等的信中提出暂停炮击，“看一看形势”，“总有打之一日”。他认为比较好的时机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漳州、福州、杭州、汕头等，他写到“那就最妙了”。[83]信中表露出他认为此前决定有些操之过急。这封信更重要的是透露出毛泽东对空军进入福建后军事形势的判断，即他认为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特别是国民党空军进行报复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才有“等彼来攻”后再反击等语。

毛泽东的判断实际上再一次反映了作战计划的巨大影响。福建沿海军事行动开始于中东出现紧张局势之后，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关注和讨论事件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包括是否引发世界大战，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在这种气氛影响之下，战争问题和准备打仗迅速成为军委扩大会的重要内容。这次军委扩大会持续了两个多月，一直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和个人主义为中心内容，7月15日以后开始发生变化，18日以后差不多都是讨论战争和国防问题，结束时彭德怀则要求各位领导人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另一方面，不仅1月19日形成的空军进入福建计划认为国民党空军会报复性轰炸沿海城市，7月18日布置作战和随后的讨论中，彭德怀亦提出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可以说准备反击国民党空军很有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一直是解放军作战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如何在空军转入福建机场过程中尽量避免国民党空军的报复性轰炸和与美军发生冲突，成为解放军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军委和空军对作战行动做出极为严格的规定，包括（1）空军不进入公海作战；（2）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解放军空军不轰炸金门、马祖，如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解放军空军即轰炸金门、马祖，但不轰炸台湾；（3）不主动攻击美军，除非美军侵入中国领空。[84]毛泽东本人同样对空军的行动极为慎重，尽管他的语言总是豪情万丈的。聂凤智曾经回忆毛泽东非常关注空军进入福建可能遭受攻击，在空军于8月初进入漳州机场时，他甚至直接向聂凤智了解飞机着陆的朝向，并告诫战机不得进入金门上空。从纯军事的角度看，1958年7月中旬选择美国在中东进行军事干涉时发动金门作战，其实就是选择了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可能性最低的时机，也就是最符合解放军作战设想的时机。当年负责指挥空军进入福建作战的聂凤智就曾认为，选择美国干涉中东时决定空军进入福建“迫使美国难以顾及东西两头”，即美国很难在台海直接军事干涉。[85]

以上的分析至少也证明了原定军事计划的确对决策有强大的影响力，用炮击金门支援中东人民很可能是毛泽东一时兴起，绝非神来之笔。27日的信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在空军开始实施进入福建作战时，毛泽东便放弃了用炮击金门支援中东人民的想法，或者说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重要了，保证空军顺利进入福建并取得制空权等成为首要的目标。在这里不妨提出这种可能性，即不论是否为了“支援中东人民”，解放军空军这时都很有可能进入福建。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即使没有中东局势紧张，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的军事行动也照样会发生，而一旦发生后形势将如何发展，导致炮战至少也是可能性之一。这里顺便提出一个问题，从毛泽东27日信的行文看，选择7月25日即发动炮战这个具体的决定未必是他本人作出的。这需要进一步分析，也有待档案解密。

8月17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18日凌晨1点在一份报告上批语，再次提出准备炮击金门，并说明作战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86]该报告是广州军区拟在深圳方向举行军事演习的请示，起草时间是在8月13日，何时报到毛泽东处尚不清楚，批语何时转回彭德怀处也不清楚。8月20日上午彭德怀等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下午毛泽东召集开会，研究作战方案。21日叶飞到北戴河汇报前线情况，在下午的会上作出23日开始炮击的决定，当晚军委向前线下达作战命令。[87]

毛泽东再次决定炮击金门的动机是理解此后决策发展演变的关键因素，如何解读“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则是核心。吴冷西的回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因为他本人参加了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当天）和8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都谈了（不可能不谈）炮击金门的目的。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所谓“直接对蒋”包括炮击和封锁金门，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己撤出金门，在封锁无法达成目的的情况下是否发起登陆作战，则要“相机行事”，关键是美国是否军事介入。所谓“间接对美”就是通过作战了解美国协防金门的决心，即“侦查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毛泽东在23日的会上也有不少豪言壮语，如“思想上获得解放”、“支援阿拉伯人民”、“整美国人一下”，等等。[88]这些话固然均事出有因，但此时更像是毛泽东正当化自己决定的论述，毕竟大规模炮击是有风险的，解放军的作战计划中也明确指出，存在国民党军队不撤出金门的可能性很高。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是人的天性，毛泽东也不能例外。更重要的是后来决策目标的实质性调整一直围绕着是否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展开的，与那些激情的语言并无直接联系。例如，毛泽东从没有考虑是否能起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作用，便决定将金门留在蒋介石手中。

毛泽东8月18日决定炮击金门曾使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不少人感到突然，因为13日彭德怀指示王尚荣，如无情况福建前线部队可以解除战备。总参19日已经通知前线部队解除战备。不过客观地看，解放军炮兵和海军已经完成大规模集结和实战准备，要参战部队长期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必定要做出选择，或者在不出现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放弃炮击金门，或者选择作战方案中强度更高的作战方式。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选择炮击金门。以上曾分析毛泽东决心炮击的动机，尽管还无法更确切地分析和证实他此时下决心的思维过程，但是已经形成某些有利再战的客观条件则是有迹可寻的，这些条件肯定有助于推动毛泽东升高作战强度。

首先是空军已经陆续进入福建，并在夺取制空权的战斗中取得初步胜利。在夺取粤东和福建制空权战役的第一阶段，即7月27日至8月22日，进入福建的空军部队出动战机255批共1077架次，空战四次，击落国民党空军战机4架，击伤5架，解放军空军仅被击落1架。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将领认为极有可能发生的中等规模的空战和国民党空军轰炸沿海城市的情况等并未发生，国民党空军每天约100架次飞机起飞，主要在台湾海峡上空巡航，仅有少数进入大陆上空侦察飞行。事实表明解放军的作战计划高估了国民党空军的反击能力，加上解放军空军逐步取得空中优势，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使尝试升高作战强度以加快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的进程，成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是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8月3日访华，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次中苏峰会和联合公报的发表，为炮击金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中国是否向苏联通报福建沿海作战行动这个问题上，以往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这里的事前通报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是否通过双方的军事或外交部门进行了协调；二是在7月底到8月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是否告诉他中国的军事计划。中国一些新出版的官方论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炮击金门之前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向苏方通报相关军事计划。当然，在有关档案可以被直接查阅之前，仍然要保留一些谨慎。《毛泽东传）》披露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前者在谈到炮击金门问题时说，那时美国“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他解释说首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其次是“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89]吴冷西曾回忆，毛泽东在当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说过：“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这里毛泽东说得再明白不过，即有关炮击金门同赫鲁晓夫“一句话也没有谈到”。[90]

以上证据表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并没有同后者谈过炮击金门问题。但是，赫鲁晓夫访华本来是秘密进行的，却大张旗鼓地离开，很容易造成中苏在协商重大决策的印象。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发表的《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91]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毛泽东以中苏军事合作出现分歧为理由促使赫鲁晓夫紧急访问北京，本来就是为了使美国认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的赞成和支持，毕竟这时空战已经开始。客观上给美国人造成中国的军事行动得到苏联支持的印象，这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避免美军直接介入肯定是有利的。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炮击金门的最高目标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等地。不过他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无把握靠现有作战规模即能实现这一目标。[92]问题是升高军事行动强度就有可能招致美军直接介入，而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又是军事行动的一个底线，是决策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原则。中国领导人有关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美军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已经为众多论著所描述。[93]被忽视的是还存在另外一条底线，即尽可能避免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地区。特别是9月17日以后，美空军接手台湾的防空，使国民党空军得以每天投入200多架次战机在金门掩护空投、海运，并经常集中数十架战机在福建沿海上空巡航，以伺机空战。周恩来在2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出说：轰炸金门“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他认为在美国因不了解中方意图而不支持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情况下，“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毛泽东则认为周恩来的方针“是很对的”。[94]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再次证明了军事计划的重大影响，也证明了作战的防御性并没有因为选择炮击金门而消失。

可以大致推断，经过一段时间炮击和封锁以后，毛泽东已经看到单靠现有军事手段和作战规模，很难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动撤出金门。9月3日，毛泽东在黄克诚起草的《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批示，认为“写得很好”。[95]这项指示明确说明，解决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必须有长期的打算”，长时间内不在金门、马祖登陆作战，以及不升高当前作战的规模和强度。[96]这里已经确定了不急于攻占金门的方针。这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最终还是在既定的军事计划中选择行动方案，尽管他随后不断赋予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意义。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迫使国民党军队自动撤出金门？选择无非是长期僵持，或寻找其他办法。

在9月5日、8日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所谓“绞索”的概念，即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防守金门等岛屿，等于“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97]如果仔细比较这两次讲话便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明显地转向如何利用美国迫使国民党从金门等岛屿撤走。5日的讲话表明，毛泽东断定美国已经协防福建沿海蒋占岛屿，即“一切包过去”了。8日的讲话则透露出他已经认为美国“形成了金马脱身政策”，办法就是国民党军队“这十一万人走路”。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9月4日以后相继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

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做这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为美军划出一条不得逾越的界限，是典型的危机管理措施，也是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中国政府的声明还包括明确宣布，包括金门在内的福建沿海各岛“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98]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声称美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99]当天美国务院声明，不承认中国政府关于12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100]杜勒斯声明的主调使毛泽东当时相信，美国要用“大包干制度”来协防金门。但他很可能也注意到杜勒斯声明中也有寻求谈判的内容。他在6日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时说，美国有可能逼迫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101]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声明，在强烈谴责美国军事干涉的同时，也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102]

还没有历史文献能用来解释周恩来此刻发出这一声明的原因和决策过程。目前有两中可能。第一是美国务院9月4日声明中，很明显地将金、马与台、澎分开，声称中国政府用12海里领海权“把所谓解放沿海岛屿跟台湾和澎湖列岛直接联系起来”。[103]美国做这种切割也算用心良苦，有意义的是周恩来6日的声明中也将金马与台澎分开论述。声明中的点睛之笔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还中存在象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104]这句话既说明了两个问题的不同性质，也点出了中国政府的轻重缓急。第二种可能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9月5日到中国，或许是苏联的担心或其他表示起了特殊作用，中国领导人需要有所表示，不如此则难以获得苏联的有力支持。以上两点都是推论，也可能是它们共同起了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来证明。

美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对周恩来6日的声明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当天即声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特别注意到”周恩来的声明中提到，中方“准备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准备立即”同中方代表会晤。[105]毛泽东很可能是根据此声明断定，美国有从金、马“脱身”的意图和可能，所以他设想利用同中美大使级会谈，促使美国压蒋介石从金门撤军。8日讲话中“十一万人走路”既出于此，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军随即加强了对金门的炮击和封锁。美军对解放军炮击的反应则一度加强了毛泽东的信心。根据外交部档案馆解密的档案，9月10日外交部就拟定了与美国谈判的协议草案，其中包括中国必须收复金门、马祖，“如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以及“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106]

9月15日中美开始第一次会谈，中方代表很快提出预订方案，但遭到美方拒绝。中国领导人几乎立刻意识到，以军事压力和外交手段促使美国逼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同时就和平解决台、澎作出承诺，不仅使相对主动的局面出现逆转的趋势，而且中方的方案有可能被美国利用来造成台、澎与大陆永久隔绝的结果。在第二次会谈中，中方立刻调整了谈判策略，以针锋相对的姿态谴责美国在台湾地区干涉内政。随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和考虑，毛泽东等终于下决心不攻占金、马，将它们同台、澎等“一揽子”解决，“一下子收回”。[107]目前能看到在10月6日，中联部、外交部和对外文委向驻外和涉外机构发出通知，指出美国“也可能提出以蒋介石部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我们放弃解放台湾、澎湖列岛，承认美国侵占台湾、澎湖列岛合法化”，故在外交中必须强调反对“两个中国”，以及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澎金马的全部领土。[108]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信，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更有利于阻止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109]这实际上意味着攻占东南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计划到此结束。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解放军已经形成三军联合打击和封锁金门的能力，并取得了随时打击金门的主动权，对蒋介石来说金门已成困局，只有政治价值。特别是解放军空军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即8月23日到10月中旬，进入全部福建一线机场，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占有明显的优势。经10月10日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空战，解放军空军完全取得制空权，国民党空军不再进入大陆上空作战。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基本确定，美国对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并不是进攻性的，美国甚至有可能不再帮助台湾当局防卫这些岛屿。从国防的角度看，已经没有来自福建沿海岛屿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美国不大可能利用它们攻击中国大陆，国民党军队则没有这个能力。[110]这种判断极大地缓解了使用武力夺取这些岛屿的压力。换句话说，解放军虽然没有最终攻占金门、马祖，但实现了根本消除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利用福建沿海岛屿威胁大陆的目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54年展开的东南沿海军事行动是在中美因朝鲜战争而处于尖锐对抗和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台湾问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次军事行动从开始到后来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当时主要是维护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的内容。更准确地说，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基本安全是全部东南沿海作战的首要目的，包括确保相关海域和空域不受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和骚扰；海上运输航路的安全畅通；渔业生产和渔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本消除国民党军队依托沿海岛屿所造成的军事威胁；以及抵抗美国不断变化的军事压力。毛泽东虽然在某阶段上提出了政治口号或政治目的，但他对军事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均未超出解放军的战略设想、军事计划和军事能力。所以从军事决策的全局看，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认知、1958年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等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的确需要认真加以界定。1958年炮击金门是1956年解放军确定“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后的第一战，研究它同“积极防御”思想之间的联系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历史研究类似导演戏剧。导演有时为了剧情需要而将灯光聚焦在一个角色身上，以致观众看不到整个场景和其他角色。但是，如果一场戏剧演出从头至尾都将灯光聚焦于一人或一处，就无法使人了解全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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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上）第846-884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侯晓佳：《炮击金门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载姜长斌、Robert. Ross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版。

[2] 《周恩来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声明》，1955年4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张震：《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99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519页；《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49页。

[5] 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册第73页；毛泽东：《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第257页；参阅何迪： “ ‘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umber 1, Spring, 1992.

[6] 参阅《粟裕传》，第853页。

[7] 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65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8] 毛泽东在考虑抗美援朝时即提出“国防线”的概念，《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8页。

[9]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74—475页。

[10] “放蒋出笼”政策的主要内容见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2日国情咨文中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参阅U.S. State Departm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 1950-195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 61-65.

[11] 胡琏：《金门忆旧》，台北黎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112页，转引自黄文娟：《20世纪50年代台海文集期间美国与两岸互动模式之研究》，（博士论文），2006年5月，第62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上册第405页。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95页。

[13] “美国加紧进行敌视中国的侵略部署妄图继续奴役亚洲人民和加深国际紧张”，195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美国统治集团敌视亚洲人民”，1954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14]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32页；林晓光：《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历史演进》，《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3期，第3 页。

[15] 《张爱萍传》，下册第658-659页；《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1页。

[16]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彭德怀年谱》，第571页。

[17] 195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18] 1954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19]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8页。

[20]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197页。

[21]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22] 《彭德怀年谱》，第573页。

[23] “1954年7月27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585页。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25]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574页；《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

[26] 军事科学院编：《粟裕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5页；《粟裕传》，第914页。

[27] 195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28] 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美驻台大使兰金当时回华盛顿，顾维钧与包括美总统在的政要会谈后也于7月20日返台，他们都公开发表了美台缔约的言论。台湾学者张淑雅经研究认为，当时台湾舆论普遍相信美台签约只是时间问题。参阅张淑雅《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1950年代中美结盟过程之探讨》，《欧美研究》，1994年6月，第12卷第2期，第73页。

[29] 1954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30]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8页。

[31] 代表这种观点的较近论述是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75页。

[32] 毛泽东：《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见《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6册第333-334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34]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6页。

[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05页。

[36]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37] 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载《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87页。

[38]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5页。

[39] 《当代中国海军》，第222页。

[40]《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第56-57页；《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0）》，第433-434页。《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

[41] 《粟裕传》，第915-916页；《彭德怀年谱》，590页。

[42] 空军政治部编：《空军高级将领传》，蓝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4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44-45页。

[44]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606-607页；《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2-33页。

[45] 南京军区《杰出将领聂凤智》编委会编：《杰出将领聂凤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页。

[46]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672、675页；《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9页。

[47] 《彭德怀年谱》，第574，576页。

[48]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6页。

[49] 毛泽东：《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954年12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27页。

[50] 《彭德怀年谱》，第571页；《张震回忆录》，（上册）第494页。

[51] “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85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版，第76-77页。

[52] 《粟裕传》，第916页。

[53] 杨万青、齐元春：《刘亚楼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54] 毛泽东：《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1955年3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5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478-479页。

[55]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09页。

[56] “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583页。

[57] 《当代中国海军》，第71页；《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3页。

[58]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会搞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

[5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册第173页。

[60]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16页；《秘书日记中的彭老总》，第320页。

[61] 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

[62] 《彭德怀年谱》，第606-607页；《粟裕传》，第916页。

[63] 《当代中国空军》，第354页。

[64] 参阅《刘亚楼将军传》，第332页。

[6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1页。

[66]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198页。

[67] 《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第56页。这篇论文在有关部分陈述了几乎所有决策的目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68] 《杰出将领聂凤智》，第519页；《空军高级将领传》，第243页；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第93页。本人曾向作者求证，被告知书中所用资料均有根据，并非杜撰。

[69] 《8.23炮击金门》，上册第93-100页。

[70] 参阅《彭德怀年谱》，第672、675页；《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39页；《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09页。

[71]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0页。

[72] 罗元生：《百战将星王尚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

[73] 鞠开：《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74]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09页。

[75] 《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3页。

[76] 1958年7月18日《中央日报》。

[77] 韩怀智、谭旌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页。

[7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1页。

[7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版，第1097-1098。

[80] 《杰出将领聂凤智》，第520页。

[81] 《当代中国空军》，第334页。

[8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311页；《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10页。

[83] 毛泽东：《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年7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26页。

[84] 《当代中国空军》，第341页。

[85] 《杰出将领聂凤智》，第502，503页。

[86] 毛泽东：《关于停止在深圳方面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的批语》，1958年8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

[87] 《第一任国防部长》，第214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6页；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页。

[88]《忆毛主席》，第74、76-77页。

[89]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5页。

[9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版，上册第186-187页。

[91]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92] 《王尚荣将军》，第423页。

[93] 可参阅《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57-861；《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33-342页。

[94] 毛泽东：《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58年9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24-425页。

[95] 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 1958年9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6页。

[96] 参见《毛泽东传》，（上）第859-860页；《第一任国防部长》，第861页。

[97]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第384、393页

[98]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99]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的声明》，1958年9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二辑下第2681-2683页。

[100] 《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报道）》，1958年9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3-2684页。

[101]《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80页。

[102] 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103] 《美国国务院关于拒绝我领海决定的声明（报道）》，1958年9月4日。

[104] 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105] 《美国白宫关于同我恢复谈判的声明》，1958年9月6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8页。

[106] 《中美关于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声明（草案）》，1958年9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编号：111-00146-01，

[107] 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页。“周恩来与安东诺夫谈话纪录”，1958年10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77-878页。

[108] 《关于对外宣传和国际活动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问题上制造新阴谋的通知》，外交部档案馆，1958年10月6日，外交部档案馆，编号102-00006-06.

[109]毛泽东：《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年10月2日。“周恩来与安东诺夫谈话纪录”，1958年10月5日，第877-878页。

[110] 《忆毛主席》，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