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第一步是需要搞清楚右派的真实人数，一般的统计数字并不准确，而具体的名录最有说服力。因为反右运动是有组织的行为，凡有组织的行为，一般都会有完整的档案和结论，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能至少在省一级层面展开，我以为严格统计出中国的右派人数和他们的详细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具体的名录比统计更有说服力。
为什么现在还有些人不相信1958年饿死人的统计？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开出具体的名单，而这样的研究工作，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我们不要统计，我们要具体的人名录，比如《1958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录》，能编几本编几本，能编几代编几代，编个百十来年，就没有人再怀疑和争论事实的真相了，从乡村编到全国，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事实的真相总会越来越清晰。反右斗争也一样，我们要编《1957年中国右派名录》，我们不是有 55万右派的说法吗？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的查出来，编成人名录，也用百十年的时间，由基层到中央，最后就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人性有弱点，相信简单的东西，怀疑复杂的东西，统计的模式不同，得出的具体结论虽然稍有差异，但就是有人不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用最原始的手段来还原历史。我有信心把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右派一个一个统计出来。民盟中央有59个右派，现在已有现成的名录。现在还有这样的线索：1958年1月26日召开的民盟中央第17次常委扩大会议，是专门总结同盟反右斗争的。高崇民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高崇民在报告中说：“经过七个多月的斗争，我们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计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59人，约占中委、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盟各地组织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截至1957年底为止，共计3378人，占全体盟员人数10.5%。就右派分子担任盟内重要职务的情况而论，计有中央委员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内有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37人的35%；有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体主委、副主委总数100人的30%；有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74人，占全体主委、副主230人的32%”。
除了民盟中央的这个反右总结报告外，我还见过山西省委、安徽省的反右派总结报告，也见过太原市民盟的总结报告。依惯例判断，每个地方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也就会有详细、具体的名单。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寻找，不是研究，把材料整理好，把人名查出来编在一起，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历史学家来指导，谁都可以做，只要有一颗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我就不相信用百十来年的时间，搞不清楚一个真实发生了的事件。我过去曾有编辑《1950－1976年间中国自杀者名录》的计划，如果坚持下去，也可以看出这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性，是好社会还是坏社会就不要再争论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自在其中。对1958年的社会现实，刘少奇有一句名言：饿死人，要上书的。上什么书？上历史书。各式各样的人名录可以为中国当代历史做最好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