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的一天，雷蒙·阿隆因心肌梗塞被送进科森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刚一苏醒过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虽然丧失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可头脑却依然清醒(我希望是完全清醒，可是我能有把握吗?)但不能与人交谈。我用手示意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左手十分困难地写下了几个字：死，并不可怕。”(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59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1983年10月17日阿隆逝世，在去世前几分钟，阿隆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为阿隆回忆录所写的“序言”，该书第17页)
能说出“死，并不可怕”，是因为他已经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圈，从此“死亡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远景。”
能说出“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是因为他知道在自己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所经历并意识到的“基本事实”。
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认定与说出，在某种意义上又全都与对“死，并不可怕”这一“远景”的认定与说出有关。
阿隆出生于1905年。从1905年到1983年，在这78年的人生中，阿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法德和解、1968年的五月运动、冷战中的美苏争霸、越南战争、核威胁、欧洲联合之路以及自己在本国被左、右两派的同时抛弃。作为自戴高乐以后历届法国总统，包括蓬皮杜、德斯坦在内的“私人朋友”，同时也作为基辛格的朋友(“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他总是以一种晚辈和学生的态度敬重我。”，该书第531页)，作为尼赫鲁、李承晚等大人物要“私下会谈”的“非政治人物”，阿隆是一定深深卷入了这五十年间的政治漩涡的。但他说，“我极少提到过我与当今世界的大人物谈话，因为这种谈话确实比较少，而且我从中毫无受益或收益甚微。”(第532页)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他在这五十年政治反思中的“基本事实”呢?
首先，什么才是他所谓的“政治反思”?
在这五十年间，决定了他的政治方向的，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但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方式又主要是在知识领域而非政治行动，目的是了解世界而非改造世界。就知识领域的了解而言，思考是不可能脱离生活的，阿隆留给后代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拒绝把生活与思考割裂开来，始终把理念同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变的所扭曲的事实加以对照。他在生命走向终点时强调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独特的个人反应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当《新观察家报》在采访过萨特之后，也来采访他，并让他把自己与萨特进行一番比较时，他说，“毫无疑问，萨特的影响现在已经比我大得多了。……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仍然有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我从来没有为皮诺切特进行过辩护，也从来没有为斯大林和希特勒进行过辩护。”(第630页)
请注意“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这句话;它告诉我们，辩证法不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不能在未区分“合不合理”(对错好坏)之前就先施出“坏事也能变好事”，“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前面的坏事，就不会有后面的好事”等等之类的“辩证法”法宝;就是区分了“是否合理”后再进行这样一番“辩证法”的自我辩护或自我解嘲也依旧是无聊的。这中间到底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行”或“才干”呢?其实就是“个人反应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个人的反应力”源于生活的现实，“学术建设”源于理念的普世性，具体来说，也就是自由、安宁、幸福，它要求一个人“首先要作出根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本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政治行动。”(该书“译者前言”第4页)
具体到他所经历的这五十年，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必须对纳粹主义、********、殖民主义当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是否合理(他的原话是“当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第630页)时就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围绕着这三大“主义”，他与他的同时代人，也就是那些广为我们所熟悉了的法国第一流的思想家们在不同的路段上“分道扬镳”。
先说纳粹主义。
今天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再为纳粹主义进行公开辩护了，或者说“纳粹”这个词就已经与“恶”联系在了一起。但在1930年前后，但阿隆来到德国，并在科隆大学谋到一个法文助教的讲席时，当时的德国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首先，阿隆那时正倾力研读马克思，想理解和估计资本论的价值，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仍在继续之中。他说，那时大家对经济危机都得不出一致的诊断，也开不出大家都同意的治疗方案。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否一定会通过革命或逐渐改良，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经济大萧条泛滥全世界，德国受害尤为惨重，这是否证实了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呢?”他个人很想证实他自己在当时相信了“社会主义确实是注定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就很“想靠平衡预算来代替通货紧缩和经济紧缩”，1933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他的竞选纲领中也有平衡预算这一条。那么谁来平衡预算呢?当然是国家。
于是，1930和1931年的雷蒙·阿隆就在自己当时和随后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让人“一种牵肠挂肚的东西”，这就是担心德国国家主义的抬头。他说，“我在科隆和柏林时，就预感到国家主义会不可阻挡地突飞猛进，国家主义的政党，兼收并蓄传统的右派和国社主义，这个政党一旦获胜，战争便会如魔影幢幢，显示不祥之兆。正如我在别处已经写过的，1930年春天，我刚到科隆便感到了冲击。就像汤因比说的：‘历史又在重演了’。在1930年或1931年，我直觉地感到，在大多数法国人里面，我是比较清醒的。我比较能够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第46-47页)
这里的麻烦在于：一方面，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任何政治，尤其是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但另一方面，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无论是战争作为目的也罢，作为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权利平等，就意味着德国要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厚此薄彼，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德国要求平等，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关于领土的规定，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是加强了呢，还是出了危机呢?”(第49页)
德国受了经济危机的创伤，国民情绪激昂;希特勒上台，不到三年，便使600万失业者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甚至当时的整个世界，除了通过放弃赔款或暂缓赔款而在理论上要求一种空洞的“和平主义”外，又能怎样?
“形势迫人乃是道德的精髓，这跟宗教差不离，不是理性所能限制得住的。”在德国的阿隆，一下子就发现了德国哲学的高深和德语的那种“极富概念性的词句”，一面是社会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另一面是西南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一下子便让法国作家相形见绌，几乎显得有点贫乏。“30年代，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统治着德国的思想界。”对作者来说，“在思想方面，我认识了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的劫后余生，法兰克福学派和卡尔·曼海姆，正是哲学政治思想的两极。”(第62页)当时的德国，电影和戏剧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希特勒欢呼，“狰狞的死神飘荡在魏玛这个没有共和人士的共和国上空，徘徊在左翼知识分子头顶，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界，痛恨资本主义，而对纳粹却不够警惕，从而不肯断然起来保卫魏玛政权。”(同上)
阿隆说，他从一开始就痛恨希特勒，“因为他是个反犹分子，而我是犹太人。这得算在账上，但不如想象的那么厉害。听他演说，我便毛骨悚然。他的嗓门能够让某些人着魔，而我却一听就难受，几乎听不下去。我讨厌他那种伧俗粗野的语言。瞧着几百万德国人的欢欣鼓舞，我只是目瞪口呆。希特勒杀气腾腾，真是罪恶的化身，对我来说，他就是战争。”(第53页)
但几百万工人，德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几个月前还高举红旗，结队游行，而几个月后(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几个月便是五一劳动节)便又全部站在纳粹的旗帜下结队游行呢?
至于犹太人，当时却流行着这样一些说法：“他奈何不了普天之下的犹太人……他会激怒美国人的……他没法撵走搞物理化学的犹太人，没有这些人，威廉帝国在盟国的封锁下，支持不了4年之久……”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出正确判断容易吗?
德国在他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德国的一次自发的“十日会”活动上，他遇见了他的终生伴侣苏珊·高松，并通过她结识了西蒙娜·韦伊，感受到她浓郁的宗教气质;也是在德国，国社党让他知道了不合情理的强权有多么厉害;还是在德国，马克斯·韦伯教给他“匹夫有责，责不在思想感情，而在抉择的后果。”(第68页)
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是一位战后法德和解的最为积极地推动者。
当阿隆在德国时，萨特也去了德国;但如萨特日后所说，“他是在德国‘度假’”;所以当阿隆相信世界将有大事发生时，“萨特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心思不为任何事所激动”，“他看胡塞尔的作品”(这是阿隆向他推荐的)，也初次接触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好像又回到了高等师范读书时那种不用为任何事负责任的轻松愉快的时候。”(参见贝尔纳·亨利所著的《萨特的世纪》，第436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当战争爆发后，萨特与阿隆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抵抗，萨特是留在法国写剧本和《存在与虚无》，阿隆则追随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一心想作为一名坦克手返回法国作战，但最后却不得不承办《自由法国》杂志，每天写一篇关于法国时局的分析文章;萨特在读到这些文章时曾说过“雷蒙·阿隆的专栏文章为我们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像光谱那样层次分明，光彩夺目。”(第152页)
会有许多人认为萨特在该介入的时候并没有介入，剧本《巴利奥纳》和《苍蝇》“算不上是正经参加抵抗运动”，(《萨特的世纪》第435页);但萨特对于当时的维希投降政府的态度却要严厉得多;他通过剧本反复向人们宣扬的一个道理就是：英雄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不管什么时候，人的自由都不可战胜。在剧本《巴利奥拉》中，他借剧中人物的话说“这个城市只要不放弃那对坏蛋强加给它的罪孽和悔过的思想，便只能承受坏蛋的蹂躏。一望而知，这是在影射维希政府的‘痛苦有用论’，影射维希政府让人悔过自新的说教，以及政府强加给法国的令人作呕的忏悔气氛。”(《萨特的世纪》，第449页)
相比较之下，“正经参加了抵抗运动”的阿隆对待维希政府的态度却要宽容得多。第一，停战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怎样，我并没有觉得这些签署或承认停战协议的人就因此而声名狼藉”;第二，1940年末，整个法国，包括法定的社团、军队、海军、空军都是奉贝当元帅之令行事的，尽管维希和伦敦都以法国正统政府的化身自居，但日后的审判与清洗运动以战时“临时政府”的“革命法制”为依据却说不过去，当时的维希政府是法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最后一批代表所赋予的立法权，这是最高的权力，“当国土沦陷之际，奢谈元首通敌，可谓纯属空谈法律”(第179页);第三，起诉维希政府，或因其有亏名节，或因其违反国家利益;起诉人选用了后一条，但谁又能相信贝当元帅投靠纳粹是为了残害百姓和“国家利益”呢?第四，停战协议，从后果来看是好的，甚至包括犹太人，非占领区毕竟庇护了大量犹太人，如不停战，犹太人大概会吃更大的苦头;第五，应把历史的判决与法庭的判决区分开来：悲惨年代的当事人有的是追随一个显然具有合法权力的政府，有的则为通敌合作特别卖力;如果当时贝当元帅驻节阿尔及利亚，许多人就会奔他而去，投身抵抗运动，由于贝当元帅恰恰身在法国，所以他的投降也就断送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我引述这些话以及比较萨特与阿隆的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萨特逝世时，十数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葬，可见他在民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这种威望很大程度上与“激进”这个词联系在一起;阿隆逝世时，法国官方、世界政要纷纷出来表示沉痛哀悼，密特朗说阿隆是一个一直坚持对话、主张宽容但又信仰坚定、学养深厚的人;基辛格甚至说阿隆走了以后，这个世界将会感到孤独、空虚。
一个影响在民间，一个影响在官方，一边是激进的、代表下层民众呼声的左派，一边是稍显平和的、有着资产阶级贵族遗风(阿隆承认自己在出身上是这样)的右派，我们能用我们惯常的思路去评判他们的是非对错吗?阿隆关于维希政府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主战与议和，重新评价某个人的附逆或通敌，不是也同样有着启迪作用吗?也许应该引述阿隆的两段话作为哲学背景以理解他所谓的“基本事实”：
“谁赢得了战争，谁就可以指定由战败者对战争负责。”
“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个人或群体观察形势和事件的方法不同而已。”(《五十年政治反思》，第4，第11页)
关于纳粹主义，前面说了，分歧不大，阿隆在战前对法国人的多次提醒，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质疑：这家伙到底是作为法国人还是作为犹太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而他自己，“从1933——1939的6年中，在既怕打仗又知道一定会打仗的心情下，也许经历了我一生中最有成果的6年。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第68页)
再说********。
********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也与苏联在牺牲了2500万人后而赢得抗击纳粹德国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有关;但在阿隆眼中，这一“基本事实”却与另一“基本事实”密不可分，这就是“铁幕”——这个词正出于阿隆之手，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出于梅洛-厐蒂之手一样(第62页)。
“铁幕”一词出现于1945年7月以后阿所写的文章中，而那正是苏联因胜利的光环而达至顶点的时候，几乎所有抗击过纳粹的知识分子都通过为苏联喝彩而加重了自己的砝码;唯独阿隆选择了独立思考，并把对********的反对从战前一直坚持到生命结束;哪怕1942年苏联已经成为反对纳粹的盟国，他也对这种联盟的性质持怀疑态度。他在1950年就发起了一个反对****主义的组织“保卫文化自由大会”，1955年再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该书与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秩序》(1947)、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并称为三部“反共”作品，其基本理念都建基于自由主义之上，但这三个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又不尽相同。阿隆的自由主义反对哈耶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自由就是妥协??把自主权交给个人，但国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生存手段，帮助他们行使本应享有的权利，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关注全体国民的福利;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制度绝非地上天堂，“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妥协”(第10页)。
萨特要比他激烈得多，但不是为了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而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形象。当战后的阿隆成为教授以后，立即遭受到巴黎大学几乎全校师生的沉默或明显敌意。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明白无误的真理，提到阿隆这位他在高师时的同班同学，他说：“一个反共的家伙，就是一只狗。”(第8页)
两人的这种紧张(也许说对立更恰当)关系几乎持续了一生。
阿隆想继续他的妥协信条。1979年6月20日，在一个名为“越南之船”的组织的倡议下，萨特和阿隆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讲坛上，为越南“船民”辩护。当时，阿隆主动走上前去同萨特握手，说了一句在他们青年时代都很熟悉的话：“你好，我的小同学。”萨特一言未发;但两个人握手的照片却被一万多家报刊买去转载。阿隆事后解释说：“事实上，当我看到他双目失明，近乎瘫痪时，我只感到一片同情和无限怜悯，感到他正向死亡走去。”(第621页)
第二年的4月，萨特逝世，再过三年，阿隆也去世了。
但围绕着********的争论却仍在继续。
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在《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中做了这样的概括：
“从此，要想反映萨特和阿隆之间的对立，就再也用不着去分析那些狭隘的矛盾了，比如理智与情感、冷静与冲动、淡漠与热情、梦幻与现实，等等。这并不是因为上述陈词滥调毫无可取之处。……更深刻地说，我们还要分析萨特和阿隆与历史的不同关系，这种不同关系本身所反映的，是他们两人在现实问题上的根本不同之处。在政治上，也就是在个人对现实的理解和加入国家大事辩论的方面，阿隆追求的是真。从本质上说，要达到这一目标永远是复杂的。因此，阿隆的思想摇摆不定，将信将疑，但它还是希望同现实的复杂性作斗争。在同样的政治领域里，萨特最初什么都不追求。接着，在这一领域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他开始追求善。因此，萨特的思想充满激情，如同救世主一样，希望通过语言的魔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行动使现实屈服。”(《20世纪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87-38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一概括与阿隆本人的认识很近似。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阿隆的一段话，说明“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个人或群体观察形势和事件的方法不同而已。”具体到历史，当你意识到文化(也就是文明)的多元性，意识到价值准则的历史性时，自然就免不了生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观与惶惑。至于萨特，阿隆说：一直就存在着两个萨特，一个萨特(作为行动家)一直想通过集体行动寻找到一条走出密室的通道;另一个萨特(作为形而上学者)却明确意识到“人是无用的激情”;50多年前，当他们还是密友时，萨特就曾对阿隆说过：他不愿意要孩子，因为在他看来，人的生存条件是没有出路的(第628页)。
所以，对于作为一个行动主义的萨特来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作为一个形而上学者来说，他在对待世人方面始终是一位伦理学家，而且在逝世前夕承认了自己的一个真实思想，这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对救世主的希望(第629-630页);至少，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曾盼演过这样的“救世主”或至少带给人这样的希望。
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怎么可能赞美斯大林，而一个本质上是伦理学家的萨特又怎么可能“主张为美好事业采取极端的暴力形式”呢(为此而与加缪彻底决裂)?
阿隆说，那时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宁肯与萨特站在谬误一边，也不与阿隆站在真理一遍(第631页);这就是“大多数”法国民众的呼声。萨特自己是这样回敬阿隆的：“既然你不相信革命，既然你明知道这个社会卑鄙，但却赞同这个社会，你为什么还对政治感兴趣呢?”(第625页)
就是到了今天，也并没有说明关于********的争论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阿隆这样概括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而且有关它们的争论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首先，就是市场经济与集中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或仅凭直观感受就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它后面涉及到科层、学位、体制甚至如法国高师这样的大学还要不要办等一系列问题;阿隆说，“在较高的层次上，西方与苏联争论的是双方各自体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是人文后果。我举出社会的活动性作为例子。苏联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于提拔低微阶级的子弟呢?”(第350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相对于法国这个在门第、学府、资历上都有着严格等级观念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更能为广大社会底层的青年学生提供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呢?具体到萨特与阿隆，无论在出身、教养还是自我意识上，显然被划归为不同的社会等级，那么他们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但阿隆提出的这个问题却依然存在：苏联制度是?比西方民主更善于提拔低微阶级的子弟呢?奥巴马的竞选成功能否算做一个反证?
其次，“世纪视野”下的争论涉及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否最后会殊途同归的问题。阿隆把这种“殊途同归”了的制度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它的立论基础就是技术决定论，或者是生产决定论。阿隆说，“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利于某一种体制。苏联体制比较容易在起飞阶段建立起来。在已经工业化的社会里就没那么容易了。”当然，最为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种盖然的进化论，是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按人均国民产品计算)就会决定社会制度，是否相信历史有一个人类可以确定的“未来”(同上)。
再次，阿隆说，“苏联的历史未来论，不太容易符合现实。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会‘接替’资本主义，却又要‘追上’美国，但是经济增长的阶段与体制交接班，二者之间并没有平行的关系。为什么不发达国家非得走苏联的道路呢?既然皈依马列主义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今后苏联人就得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去芜存菁，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确实优于西方体制，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到底怎样证明?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GDP问题，于是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人文后果”，但，如上所说，政治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人文后果的问题，谁来做此裁判?
最后，阿隆说，根本的问题还是“工业型社会是否都趋向于同一个目标呢?我在《奥古斯特·孔德：战争与工业社会》一书中，指出实证论鼻祖天真的乐观。科学开发自然，使人剥削人变得不合时代，毫无用处。战争随神学与军事政权的消亡而消亡。今天，人们都在寻思，生产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就要让位于思想。”(第359页)真是这样吗?不要说“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就要让位于思想”，哪怕就是给思想留下一条发展的缝隙又谈何容易?
但不管怎么说，阿隆所概括出的这四条争论是十分中肯的。但在利希坦看来，全面解释历史，有一套较为能够让人信服的历史哲学，对于任何一个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免的;对此的反驳就是：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现代化就既没有靠全面解释历史，也没有靠革命。阿隆自己的观点是：马尔库塞说，应该解放那些发展所固有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从美苏这两种都不尽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并引申不出“现实固有的种种潜力”。他的结论是：西方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政教分离(所以他说他依然是一个启蒙时期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救世论”最终也只会变为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在文化多元已被普遍接受，在“立宪多元制”也并不能视为最好或唯一正确的政体的情况下，公共生活只能以多种方式组成，我们只能采取一种“懂得战斗但不要仇恨”的态度，相信“人类总在探索一个难以捕捉到的真理”;相信人们只能以救世主的角度才会讨论一个道德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关系)的降临(参见第361、629页的有关论述)
最后，再讨论一下殖民主义的问题。
相对于法国的具体情况，殖民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越南、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的问题。
1946年12月，印支战争爆发，据说是越盟突然袭击河内的法军;当时过渡政府的社会党首脑莱昂·波鲁姆的意见是“在和平秩序尚未恢复之前拒绝谈判”;而“恢复和平秩序”就意味着用兵征服。阿隆在此之前当过两个月的政府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官，充分领教了官场的漫画式的常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勾心斗角，彼此倾轧)，但他认为派遣援军可以，武力镇压不行，“国民下决心要拯救的立场，绝不是单凭武力所能保持的。用暴力来维持，不是维护法兰西。”(第186页)按照那种“学术建设的连续性”的准则，他是一定会维护自己的普世价值的：“刚刚通过的宪法隆重宣称，法国绝不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任何国家民族的自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的代表们打算****这项原则，所以，目前的战斗越发显得可悲，因为我们不成心，也不能成心，用兵力重新征服越南”。这就是他当时所发表的文章。但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疑虑重重，并且努力想与火热运动或高涨的民族情绪保持距离的人，所以萨特说他在越南问题上有些支支唔唔是对的，而且就是在以后的以色列、英、法联合作战，包括重新占据苏伊士运河的战斗中，他依然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暧昧立场。”他说，“事后，我自责没有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幸好，尽管我中了毒，但还没有到发狂的地步。”这里所说的“中毒”，在我看来，除了自己对有关运河的知识一无所有外，大约也与他是一个犹太人，而当时发生在中东的战争又与犹太人如何才能争取到一个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第310页)，与埃及人正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掀起狂热的反法宣传有关。在《回忆录》中，阿隆说：“毫无疑问，我错了：在爱丽舍圆形广场《费加罗报》报社占优势的那种情绪，特别是布里松的情绪，不能成为我的借口，它只说明我的文章为什么吞吞吐吐。”(第311页)
到1957年，当阿隆出版了他的《阿尔及利亚悲剧》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发誓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谨小慎微了”。
阿尔及利亚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如一个省即将脱离法国，而且那里居住在100多万法国公民，意味着那些人将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法国。
但阿隆坚持说：今天的法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以前的帝国了，“法国的革命者，在以自由的名义征服的欧洲，多方敲诈勒索，而他们却问心无愧。苏联******人?人民解放的名义在东欧使用暴力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人，而他们也问心无愧。当我们在非洲使用武力时，我们却问心有愧，可是，我们每年都要在那里投资几百亿，有时甚至几千亿。”他正是用这种看起来有些“自私”的理由来说服法国人民的：阿尔及利亚对法国，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负担;在一体化的口号下，这个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因为我们必须努力减少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第318页)。
这些话，说起来不再“谨小慎微”，但与那些公开号召士兵倒戈或新兵开小差的人比较起来，他仍然不够“激进”，因为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服从法律要高于服从民意，或如孟德斯鸠所说，谁也不该或没有义务为了国家而去骗人，对法国人而言，缺少的从来就不是勇气，而是头脑(第318页)。
许多人把阿隆比作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至少说他继承的是法国思想家中的这一传统;他自己认为他比上述两人更关注现实，也更深入地卷入了政治;当然也正是政治使他与萨特、马尔罗等有着几十年友谊的人分手。当晚年的他已经可以比较超脱地回顾往事时，他更怀念的还是亲情与友谊，因为，当他回顾一生时，他必须给自己一个解释：我到底是因时运不济而误入歧途，还是因为自己错误地把经济、战争、国际关系这些自己并不擅长的课题当成了时代的课题并据此也成为了自己的思考主题呢?
阿隆说：“说实在的，我还能够做出其他的选择吗?”(第658页)
但无论是时运不济还是自己的选择错误，阿隆说：当我展望未来时，我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值得乐观的理由;我为之奋斗的全部思想和事业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而且，“不管上帝存在与否，任何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无法判断自己将升入天堂还是堕入地狱。”这就是这本《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一书最后的几句话。这本书出版后没有几周，他就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么这句话，大约也可以视为他所经历并意识到的“基本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