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过《蜗居》，也不会去看。但，从媒体上，我看到了国家广电局电视剧管理司某司长对该剧的批评。该批评是否切中对象实际，我不知道；然而批评本身却显示，中国官员有权力意识，但却缺乏宪政意识。

这是该司长的批评言论：“绝不能靠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别人不敢写的我敢写来赢得影响力，电视台也不能靠你这个台不敢播我敢播来提升电视台的影响力。靠性、靠耸人听闻的炒作、靠揭露官场腐败、靠这些低俗的佐料只能把电视剧品质拉向下滑。”什么叫“绝不能”，权力是否有权对创作作出如此“绝对命令”般的表述？如果权力就是一切，该问题的回答就是肯定的；如果权力并非一切，亦即权力必须受宪法的制约，该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

当然，官员也是人，是人就可以批评。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批评者在批评时的身份。假如这位官员是在非工作场合发表私人意见，怎么批评都是他的权利。但现在他是以官员的身份，而且是在该机构的年度大会上提出批评，这是来自权力的批评。问题在于，在广义的文化领域内，权利可以批评的，权力却并非可以。在这可以和不可以之间划线的，就是宪政。

关于宪政，这是中国一百年前梁启超等人就曾为此努力过的建国目标。梁启超所以批评中国传统专制体制，盖在于这种权力从来没有法的限制。这里的法主要指宪法，因此，梁启超为立宪奔走呼号：一、为国家制定宪法，二、让所有的国家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百十年过去，当年梁氏的努力，看来我们只做到了一半，即国家有宪法。但那更重要的后一半，显然，还需要我们今天接着当年梁氏的努力再努力。

这是宪法和宪政的分工，宪法保障权利，宪政限制权力。不限制后者则无以保障前者，此即没有宪政，宪法就会有名无实空壳化。如果说宪法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那么，宪政就是要让宪法活起来，走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成为指导。所以有学者这样解释：宪政就是限政（亦即限制政治权力）。从本能上来说，权利都不想受制约，又何况权力。因此，正如限制权利靠法律，限制权力就靠宪法了--限制的缘由即在于权力有可能侵害宪法所保障的权利。

从宪政角度，官员为什么不能批评《蜗居》呢？宪法第三十五条已经载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自由落实到作家那里就是创作自由。什么可以妨害作家的创作自由呢，第一是权力，第二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假如以上的批评出于我，那么，这是权利对权利的批评，不会给作家造成创作自由上的压力。权力不然，它大于权利又高于权利，并且处于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它对创作的批评，就不是批评，用宪政语言表述是压制。因为权力是有行政措施的，它对它的批评对象可以像现在这样停播（尽管这次停播还不是直接出于权力）。因此，当权力张口“绝不能”时，事实上，它已经给创作自由划出了禁区。创作自由的限度是不能触犯法律，但行政官员并不代表法律。如果官员的权力可以在法律外给创作划禁区，这用宪政语言解释，只能解释为对创作自由的干涉。

在宪政国家，这决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官员的言论如果干涉创作自由，鉴于这种自由是由宪法保障，那么这种言论所触犯的就不仅是自由，同时还有宪法。宪法是权力的大限，任何官员的言与行都不得与之相违，否则就是宪政意义上的“违宪”，欧美国家甚至还有专门针对官员的违宪审查制度。但，在我们这里，违宪这样的宪政词汇，估计官员们还十分陌生。如果我说广电局该官员对《蜗居》的批评属于言论违宪，没准他会莫名其妙。但，事实确实如此，否则，你为何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里划出“绝不能”的禁区，谁赋予你划分的权力。法治国家，权力来自宪法，请问，即使在现行的宪法中，哪一条哪一款又赋予了政府官员可以对作品说“不”的权力。

一个具有宪政意识的官员，应该知道权力并非无所不能，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能做，能与不能的准绳就是宪法。我们很希望官员们能逐步养成这样的自律，宪政意识的自律。这，应当是我们衡量官员素质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