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国际形势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美国霸权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视为明日黄花。更有“历史终结论”者断言：美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美国模式优于其他一切模式，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将万流归一。由此，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大力推行“华盛顿共识”、兜售“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候，仍然不忘向中国青年进行推销所谓“普世权利”。（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评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发布的《中美关系简报》为双周刊，简报主编为孙哲教授，副主编为赵可金教授。）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经济上受到重创并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尽管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依旧，但唯其马首是瞻、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大为下降。欧盟不再惟命是从，俄罗斯渐行渐远，其他发展中大国和资源大国都在寻找各自发展、振兴、自强的道路，中国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瞬间,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高扬在美国城头普世价值的大旗被请下神坛，世人有机会重新打量美国、打量世界、打量自己。应该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的辩论？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本期以此为视角考察各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美国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来龙去脉

“普世”（ecumenism）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umene，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是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而健全社会的道德、法律、制度都建立在个人的自主权之上。这些观念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出现，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确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着其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价值观念对于打破欧洲的封建制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普世价值强调个人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强调通过自由竞争发挥个人能力，反对政府对个人和社会的自发性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美国意识形态重要的内容之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式的等级结构。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世界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通过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在世界范围获得超额的垄断剩余价值。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全球自由贸易以及思想的自由传播，成为国家霸权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也风起云涌。社会主义运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民族独立运动既要摆脱国际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追求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为发展民族工业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程度的统筹计划下发展经济，这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强调集体的价值观念，这是美国与固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通过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普世价值”，先获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置一些发展中国家于“集权”之名下，削弱这些国家政权的凝聚力和主导经济能力，进而在其政权中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最终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

尼克松在《1999 年：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阐述了“普世价值”的作用，“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美国历届政要，从杜鲁门、杜勒斯到尼克松，从里根、克林顿到大小布什，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重要战略武器念念不忘，把守护、传播这些价值作为美国使命。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写道：“我们有两种强花色牌，即在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方面……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由此，美国政府一贯重视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战、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覆盖式宣传，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注意以文化交流为掩饰的秘密的文化渗透、文化商品输出。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普世价值”的美国版本，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弦外之音”

美国对“普世价值”的推崇与其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极强的种族、制度、文化优越感、自由主义等政治信念和传统所构成的美国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是有利益、权力、安全、自由贸易和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多方面的现实诉求：

第一，确立“自由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确保道义优势。美国最初针对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为消除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突出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将苏联塑造为极权国家，将两者之间的分歧描绘为“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打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将“自由民主与专制”这样的话语模式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话语模式中，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把自己视为自由民主的象征。凡是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或体制的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被不同程度的冠之以“极权”、“专制”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任务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制度，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样的话语模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行为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辩护。美国高举“普世价值”的大旗，“替天行道”，成功跨越了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障碍，“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用的措词专用于世界政治领域”。美国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政治行为，被转释成美国维护国际正义，打击国际不法分子的行为，而美国就是负责最终裁决的法官。

第二，以“自由民主”制度削弱目标国家的控制能力，使其社会离心化。按照普世价值来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本质上就是要移植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富强源于它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边缘国家必须通过国家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复制美国的制度来实现美国式的富裕繁荣。但是，美国输出“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为了使这些国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为了削弱这些国家的主导能力，加强美国垄断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能力。苏联的解体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经济利益的诉求，“普世价值”的拓展有利于美国在海外占领市场，在海外建立同美国国内相同或相近的自由企业制度，包括不受国家干预的私人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等，美国的资本可以通过自由投资，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在利用当地廉价资源、劳动力的同时，占领技术资本市场。通过普世价值的输出，在其他国家建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等政治治理结构，获取更大的资本投资和销售市场。

金融危机更是美国模式的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令美国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被认为是“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东欧和南欧等世界各地遭遇重创，先后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前的美英自由主义模式日益暴露出弊端和缺陷。伊拉克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损伤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形象，令美国的软实力大大削弱，降低了美国模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美国学界有人从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信，过分依赖市场自律的角度进行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曾讲到：“华尔街的陨落，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没落，这告诉世人，这种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证明所谓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主张是错误的”。中国学界有人提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继“从简单化、粗暴化的否认西方到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应该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摆脱对西方模式和美国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亦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应促使中国对多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进行深思。还有的学者对美国以由其主导、制定的各种所谓国际规则为平台和依托，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揭露。也有学者从金融监管、金融创新专业角度揭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

今年以来，美国国内提出建设新的资本主义，奥巴马总统提出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创造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金融市场和进口消费品市场的去杠杆化、医疗改革、移民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等措施，努力对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修补。不管奥巴马新政对美国发展模式修补的结果如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式资本主义的狂热崇拜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思潮交流交锋向着趋于平等竞争和平等对话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弊端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关注中国模式，不同发展模式和社会理念的较量日益激烈，在客观上为中美之间开展战略对话提供了平等协商的舆论环境。

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自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以抵御危机和迅速复苏的强劲能力，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强柱石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高效发动机，中国模式一时间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

在美国模式受到质疑的同时，中国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舆论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源自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强调“中国模式”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道路，主张“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谋求维护有利于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雷默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不仅成了国际社会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青睐的对象。

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选择---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所以产生反应是因为：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表明“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败。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而所谓“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败，使人们更加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二十年平均增长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一反常态撰文指出：西方国家应该全面、多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避免武断、非黑即白的判断，防止对中国进行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华盛顿邮报》此前在文中提出：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增长模式。谁也没有这方面的垄断权。在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趋势在增强。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确有可取之处，它独立自主，按自己国情办事，调控和适应能力强，速度快、效率高，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看法各异，赞成者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成功，中国经验已经上升为值得别国参考与借鉴的“中国模式”；反对者主张，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还是很初步的，还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同时，“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翻版，是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阴谋，目前以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案例”命名为妥。

“中国模式”的定义与特点尚无定论，概括而言主要有：一、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二、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发展中国家并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三、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五、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性突破。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也为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积极回应和参与全球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坚持独立发展、强调民族特色、同时又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处竞争、对话合作”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

■ 中心点评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展开了，只不过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而是使用“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之类的提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问题，但至于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概念。后来，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提出，中国模式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强调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强调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统一，中国模式正在从发展活力的释放中变得更自觉、更自信和更具竞争力。

金融危机表明，“普世价值”也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美国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美国单方面的“行业标准”。人类一切文明、文化，每个生命体、族群甚至物种，其生存环境迥异，进而演化出多样性的生物，与多样性的文化、文明乃至价值，没有优劣之别。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观，唯有“美国价值”，更不可能以“普世”之名之推演一种所谓“优势文明”。适用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是， 我们也不能以金融危机为由否认人类历史的“常识”：人类发展证明，任何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必须在“常识”的基础上发展。普世价值中对人的尊重，尽管由于各国发展的差别存在难以统一的不同理解，但把以往历史上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确立为国家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不能忽视的“常识”。

中国模式需慎提更需提升：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对此尚需保持清醒头脑，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务之急是避免自我满足，盲目乐观，防止“被捧杀”，迷失改革的方向。对中国模式而言，尚需要在如下诸方面吸取教训：一、经济发展必需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二、必需把效率与公平放到同等重要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进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是发展的目标。四、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于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五、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良好合作是社会善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