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和印度的改革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不同增长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决定了印度和中国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增长来自高投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推动，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带来的服务业出口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当前中印两国都面临着深化改革的抉择，互相借鉴对方的优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模式虽然获得了发展的奇迹，但是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印度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发展推动增长的模式相比增长潜力相对不足，但是基于索洛余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反映这点，通过对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的改进并对中印两国发展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说明了这点。中国要想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发展转型
*张勇、王玺，中国人民大学，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eucnqd @yahoo.com.cn ；古明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邮政编码：100009，电子信箱：cooking@sina.com.本文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作者感谢顾海兵教授对本文的建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建斌、韩继红、杜宁等对本课题的参与和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一、引言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大国的人均GDP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差不多，都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20.两国都是历史上辉煌的文明古国，在近代落伍，而且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中国与印度均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但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以引进设备为主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而印度更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的贡献和国内消费的拉动，尽管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但印度显然没有中国那样突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印的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近来成为经济学家思考的一个典型问题。其实仅仅是在十多年前，印度发展中的各种痼疾还是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而中国的成功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典范，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发展的“奇迹”被世界银行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着很多的不足和挑战，诸如企业竞争力低下、制度环境差、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技术进步的贡献较低等很多问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必须成功地实现发展转型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当前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总结改革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模式的不足进一步深入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而今天印度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看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这种理念和模式与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出口、以投资拉动为主的东亚和中国发展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但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盛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形象地称为“金砖四国”，并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20年超过日本，于2041年超过美国；印度的经济规模也将于2035年超过日本。无疑中国与印度又是“金砖四国”中最耀眼的两颗明珠，但是哪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更有可持续性，这两种发展模式相互可借鉴的方面又在哪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印的这种比较对于两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弥补中国改革的不足、妥善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保持增长潜力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印度模式的区别，世界银行（1993）认为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延续，同时认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迅速的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政府和技能形成是中国和东亚奇迹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2008）近期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详细分析了中国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共性，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东亚持续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某些体制性弊端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必须小心的陷阱。保罗。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尽管他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同时他也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关于中国经济和增长方式转型，马丁。费尔德斯坦、斯蒂芬。罗奇、斯蒂格利茨（2007）等分别站在财政支出和消费支出模式的转变、对外贸易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等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转型给出了政策性建议。吴敬琏（2003）对中国当前发展中所出现的制度缺失带来的高水平的“寻租”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脆弱的金融体系问题等方面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做了论述。许小年（2003）论证了中国经济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对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中国增长模式的压力。
对于中印两国间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潜力的对比，巴丹（2007）详细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状况、贫富差距、工业化模式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差异，指出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是增长水平差异的一个原因；他同时对比了政治体制对潜在的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在两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和互补等方面进行分析。其他一系列研究（Wilson and Prusushothaman ，2003；Bosworthand Collins ，2003，2007；Jorgenson ，2005；Fromlet ，2005）则从两国储蓄率、投资率、资本存量等角度分析了两国增长率的差异和增长前景，但这些要素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有多大，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是否是这两个要素对增长的贡献率的差异导致了中印发展模式的异同，这些要素的变化对两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影响怎样，这些研究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传统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但结论的差别和争议很大。国内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乐观，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尽管略有不足，但相对完美，并把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上升到“北京共识”从而发展成一种的理念体系。最近，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学家所重视，但是这种分析常缺少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国外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进行对比分析，并比较技术进步对中印两国增长的影响，从而认为中国的增长缺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支撑。但是，这种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模型是传统的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对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增长要素没有足够的重视，尽管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主要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也几乎均是采用“索洛残差法”（Solow ，1957），由于“索洛残差法”假定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而这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从而是不现实的；而且由于传统的研究往往把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等同起来，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这样对于技术进步的考察的可靠性并不高。另外，由于当前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仍然是基于“希克斯中性”假定，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包括了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纯粹技术进步，并没有包含与资本投入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因而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是不可行的，也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印的发展潜力。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改进了新古典技术进步模型，进而衡量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要素，以便全面反映中印的技术进步特色并进一步对中印增长潜力进行评价。同时本文通过储蓄、投资、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外国直接投资等要素对中印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来解释中印增长率的差异，并就这些不同要素的贡献与制约情况进一步对两国发展的持续性进行评价，进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以及相互借鉴的方面。
五、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印度，与印度的发展模式相比，投资是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私人投资。根据图3，我们看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的投资率一直接近印度的两倍。中国的高投资率来自其较高的储蓄率，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受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储蓄率和投资率普遍比较高，大约是印度的两倍。
模型结果显示，中国投资对GDP 的贡献一直高达40%以上，比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高近一倍，因此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高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要素，这种模式仍然是要素投入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而印度发展模式的特征则是低储蓄和低投资，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相对低。
但是在中国当前投资率已经接近50%的情况下，通过继续增加投资来带动经济显然比较困难，而且由于公共投资的溢出作用，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努力可能收效并不大。相反印度的投资率与中国相比仍然低得多，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投资对GDP 的贡献还可以进一步增加。根据模型预计，印度只需成功地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再提高6%左右，增长水平就可以保持在8%左右。
在过去30年的持续发展中，中国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很低，大约只有印度或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40%.事实上，中国的消费率从1999年以来就不断下降，在最近的几年几乎没有增长。由于中国私人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则远低于印度，中国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是重视消费的增长，拉动国内需求，把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作为经济增长点。问题可能更严重的是，中国家庭消费率更低，而政府消费则占了总消费的相当比重，比印度高很多，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支出的阻力要比印度小得多，而政府消费过高对中国经济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压制了私人消费。因此，在提高消费率的同时，降低政府的消费倾向对中国很重要，但是降低政府消费率和公共投资的比重在中国当前体制下仍然很困难。
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印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但影响的程度和模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大约为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印度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相对小得多。但是中国这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国内消费不足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因为国际市场的疲软而影响未来的增长潜力，而印度受此影响较小。
中国整体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相对低，尤其是技术创新的贡献。在出口的模式上可以看出，印度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高出中国接近一倍，因此印度可能较少受国际经济和原材料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严重依赖要素投入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不断提高，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由于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比较缓慢，中国的确经历了一个收益递减的阶段，从本文计算的中国资本增量产出比来看，该值一直在上升，这说明中国资本使用效率的确在不断下降。
因此，投资过高而消费不足以及当前国际市场的疲软和依赖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都有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印度的发展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开国际市场疲软、对原材料的依赖、投资过剩等一系列的问题，因而更具备增加发展潜力的可能，这种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发展模式的不足。中国可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提高家庭消费对GDP 的贡献率，政策的关键是降低人们所必需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的高昂价格。从中国居民2007年人均消费支出的构成来看，居民必需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相关的开支占居民总支出的45%以上，考虑统计数据的问题，这个结果可能还要大。同时，中国应该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解决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储蓄、投资过高而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对于印度来说，在保持高附加值行业对增长的贡献的同时适当地提高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和储蓄水平，同时进一步增加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并且提高外资对增长的贡献，弥补国内投资的不足，这也是一个挑战。
提高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尤其是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中国需要逐步地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而且中国的技术进步模式主要是以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设备引进等为主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相应地缺乏对研发的投入。这种技术进步模式尽管可以充分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但是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则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因此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在GDP 中的比例也是中国进一步保持持续增长潜力的重要措施。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集约型转变是当务之急。相应地，印度的研发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远大于中国，但是在一般制造行业，印度仍然应该适当地提高技术、设备引进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