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日傍晚，从南京起飞的东航航班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坐在左舷窗的我透过窗口往外看，第一眼看到的是停在一旁的一架军用战斗机（松山机场以前是军用机场）。吸引我注意的是机身尾部的一方图案，那是以“青天白日”为整幅的中国国民党党旗。我凝视有顷，终于明白，自我童时从电影和文学中获知的“国军”，果然就是国民党军。记得若干年前和朋友有过讨论，即1946-1949年国共内战时与共军相对的“国军”，到底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军队国家化。作为一项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不应该属于党。道理很简单，军队是由国家全体纳税人供养，而不是由党费供养。即使党费可以供养，也绝不允许。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军队，那么，两党就不会在议会里竞争，而是在战场上开打，于是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记得当时一位老先生提出这样一条理由，国军里没有党的成分介入，比如不设置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所以国军可以看作国民政府的军队。话虽有理，但并未释疑，毕竟当年黄埔军校出来的军队就是党军，而且还有政治部。直至5月1号那天傍晚，我的眼睛又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国军就是国民党军，因为那架战斗机机身的图案是国民党党旗而非中华民国国旗。

5月3日上午，和一位朋友相约，地点在原国民党党部大楼之前。朋友问我要不要上去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随后来到离此不远的总统府，它的前面就是“民主广场”。那天是台北的自行车节，大会的发布机构就设置在民主广场上，而且在视觉上它正堵着总统府的大门，使得局面本来就不大的总统府没有一点威严气象，倒像个喧腾的闹市——至少我那天的观感是这样。朋友领着我向总统府走去，因为那天开放。快到跟前时，一条长线拦住，一位执勤人员要我们从右侧绕过来，再进总统府。当时天近中午，太阳灼人。要绕上一圈，我便没了雅兴（本来对权力之地就无甚兴趣），和朋友掉头就走。走至广场一边，再回观这座前日本总督府的总统府时，看见总统府大门两侧各有一排中华民国国旗，每排大约五、六面，一字排开，在阳光与劲风下飒飒飘扬。当时我并未与朋友说什么，按了下快门便离开。但，今天我这里做的文字正与这国旗有关。

因为两岸隔绝，大陆的朋友在我以下的年龄对中华民国国旗一般不关心也不清楚。写此文前与朋友喝茶，说要做上这样一篇文字，坐中一位五零后出生的朋友就不清楚它模样为何。中华民国国旗由红、蓝、白三色组成，在这点上它和法国国旗颜色一样。但，颜色一样，含义并不一样。法国国旗红、蓝、白是三种颜色并列，没有其他图案，它们分别象征三种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国国旗当然也有它的象征性，但它象征什么，却是由它的图案构成所决定。通常人们把中华民国国旗叫作“青天白日满地红”。其中“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旗（它其实和日本国旗比较接近），“满地红”则是青天白日之下的红色大地，喻指整个国土。就国旗的设计而言，它是国旗中镶嵌着党旗，而且党旗的位置在国旗的左上方，由它对整个国旗形成一种统摄，即表明中国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因此，如果可以用大陆语言转换，“青天白日满地红”也就是“党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国国旗在观念层面上的含义，一语以蔽之：党在国上。

“党在国上”用国民党当年自己的语言就是“党权高于一切”。1928年12月，由于“东北易帜”，国民党得以结束北伐，一统中国。于是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泰山顶上立了一块碑，碑面上六个擘窼大字“党权高于一切”。此碑一竖，即表明北伐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即“党治”或“一党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对北洋的倒退，它打断了北洋时代断断续续的议会进程，用苏俄党治终结了英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即效取美式共和；但，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引狼入室。在苏俄操办下，创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一个世纪军队党化之恶例。也正是依凭黄埔党军，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从而在本土把一党专政制度化。

当然，中华民国还有另一面国旗，那就是1928年“东北易帜”以前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它由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未通过的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五色旗并列着的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象征着满清统治结束后的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其义甚当。然而，“东北易帜”，前此未获通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就取代了五色旗。这一取代尚缺乏程序上的完备，它是当时国民党的自作主张和一手包办。如果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的意思分明写在五色旗上），那么，“易帜”之后的青天白日，则表明这个国家业已从“民主”走向“党主”，从“共和”走向“专制”。因此，当我们从来认为北伐获胜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时，非也，从制度角度，它其实是从20世纪以来的“最不坏”开始走向“更坏”和“最坏”。

我不是要在这里给国民党算旧账。国民党1980年代后期自我解严，开放党禁，于是有了民进党的崛起，然后开始政党轮替，至今为止，已经走完了一个来回。作为一个大陆人，直到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那天起，我才对它的这一举动产生敬意。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不仅是政权的所有者变了，更重要的是政权的性质变了。从“党主”到“民主”，我深为华人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块真正的民主土地而高兴。这次在台十余天，我主要是感受彼岸与此不同的制度空气。我很高兴我感受到了，但我也很遗憾，我还感受到了“党治”的残余痕迹，尽管它只是符号化的。但在我看来，它是如何的刺眼。既然一个党只是全体国民中的部分，它怎么可以凌驾于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之上？党治时代，我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但问题在于，台湾现在是民治时代。台湾的全体公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国民党，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民进党。如果中华民国国旗依然是国民党“党在国上”，那么，对选择民进党的那些公民来说是否公平。同时，这其实也是对民进党的不公，如果可以仿效，民进党执政时，是否也可以把他们的党旗置诸其上。另外，台湾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私有的军队，而是国家武装；那么，那架战斗机上的国民党党旗或党徽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印记。我想，这不是一架飞机的问题，类似这种党记符号在台湾的社会生活中是否还有其他，为什么不加以清肃。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国1928年有过一次“易帜”；80年后，为彻底结束党治，包括它的一切残留，看来应该再有一次易帜。国旗中不应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影子，更不允许它居然可以“党在国上”。今天的台湾已经走出党治的阴影，像这个样子的中华民国国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在此，我吁请中国国民党暨马英九先生正视一下这个问题。当年蒋经国先生主动开放党禁，今天马英九先生如有此举，则是对当年蒋先生历史性举动的赓续。它更能表现出今天的国民党今非昔比，能够私以致公，自我革命。因此，这件事由国民党来做要比民进党做好得多。我这次在台北是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有关五四的一次学术会，五四那天，马英九先生与会并讲话，我便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我并不掩饰对马英九先生的欣赏，但我更欣赏的是马英九先生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法学出身。中华民族可能不缺一位能干的总统，但鉴于这个民族法治传统的先天阙失，注定更需要一位尊重法律乃至敬畏法律的总统。我很希望马英九先生在力行法治上作出表率。中华民国国旗如不“易帜”，则肯定与法治抵牾。假如有人要问，今天的台湾到底是“法治国”，还是“党治国”，别的不说，就看它的国旗吧。

请马英九先生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