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命运是同国家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可以大致划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0年(1979年至今)。宏观地看，新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在这两大时段中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从客观上看，新中国在各个阶段面临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形势的剧烈变动，都会导致外交政策的向前发展或波动，并进而表现为外交关系的发展或动荡。另一方面，不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遭遇的挫折，也都有其主观的原因。60年外交丰富而复杂的历程为今天和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识时代本质，顺应世界潮流

新中国60年外交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时代”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的判断合理与否，是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首要条件。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需要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中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几个大趋势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世界政治，因为苏联解体及其阵营崩溃可以大致分为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但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五个基本方面。

第一，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第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大批新独立国家出现，并最终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第三，现代化潮流的全球快速扩展。第四，科学技术持续跨越式进步，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在改变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第五，内容不断变换但从未终止过的意识形态斗争。

新中国外交6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之一，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时代问题上出现认识的片面性，甚至会导致全局性的错误。而这种片面性一般都是因为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造成的。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再如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认识，使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一个时期不惜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如果将毛泽东这些认识分开来看，都各有其根据。问题出现在他严重忽视甚至无视决定世界政治潮流的其他趋势，诸如忽视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的逐步形成，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影响，结果导致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在外交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这些认识和政策曾经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

通过总结前30年的经验和教训，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领导人在时代问题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即承认在各种复杂的世界政治潮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中，“和平”与“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主要追求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存在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这些认识和判断于1980年代中期提出后经过多次争论和论证，在中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中国外交的发展有赖于对“时代”的合理认识，有必要时时关注世界潮流的变动，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

二、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

对中国的世界地位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的判断，从一个方面决定了新中国60年中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包括1950年代中期的和平外交方针、“文革”期间的革命外交、新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的“韬光养晦”政策，等等。在60年的历程中有两次典型的变化，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不同判断曾经对中国外交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次是“文革”初期，中国在当时的宣传中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高唱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这种判断的实质是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次则是在冷战结束这个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中国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这种判断以“不扛旗”、“不树敌”、“不当头”为主要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承认中国并不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

这两个战略性的判断可以说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截然不同的总结，给中国外交带来的长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后一次战略判断基于改革开放后的长期思考，如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如果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冷战结束时邓小平据此告诫：“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国策。”

合理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曾经而且还会继续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过于复杂的影响。长期雄踞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和由此产生的“中国中心”意识，与近代被抛到国际社会的底层而形成的孤立和屈辱感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自负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这是导致有关认识长期波动的深层原因。“文革”时期的“中国革命中心观”就多少涉及和反映了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世界地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大的历史趋势看，改革开放不过是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的世界地位上升的进程。这种历史趋势作为一个认识的参照系，必然会不断推动和影响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判断。第三则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水平，特别是能否全面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潮流。“文革”初期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政治的中心，是片面夸大世界政治潮流中社会主义运动、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影响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冷战后提出“韬光养晦”，则是源自对世界政治潮流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对世界政治趋势更为综合的判断。

从60年历史的大脉络看，客观上中国的世界地位总的说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但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确实呈现过一条从上升到下行的曲线。不过在这个长过程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我们确实高估了中国的世界地位。一个历史事实是，当我们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估计处于最高点时，恰恰是中国外交陷入最困难最孤立的时候，实际上这也就是过高估计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恶果。需要注意的是造成过高估计的主客观环境今天仍然存在。

中国的世界地位不论快慢已经而且必定还要继续不断上升，中国人对强国地位的追求必定始终如一甚至日益强烈。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无不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使中国有朝一日富足强大，像美国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这个有段时间被冠以“中国崛起”的目标，在当下独特的政治生态和历史进程交织的结构中，让人感到从未如此的接近。在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格局大变动中，如何判断中国的世界地位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合理的判断才有合理的外交政策，才有助于中国比较顺利地成为世界强国。反之则必定是欲速不达，延长达到这个目标的时间。

三、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最高原则

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是“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状况是衡量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成败的主要标准。牢固树立国家利益是最高指导原则的思想，是新中国外交60年的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

在新中国外交60年的历程中，在如何认识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这个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也因为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对外政策，使外交工作付出过重大的代价。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曾经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中的首要地位，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由此造成的损害自不待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才逐步被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

从后30年中国外交工作的发展看，突出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坚持国家利益原则，而是如何坚持，因为中国外交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各种战略利益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和复杂，外交作为国家战略包括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实现的方式和保障，需要在国内外两个大局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动的相互影响中，理解和把握国家利益的本质，以及国家不同战略利益的轻重缓急。

其次，与前30年相比较，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并只会是更加多元，这包括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多元化，以及思想和表达的多元化。这一极为深刻的变化已经并且还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外交领域。中国外交不得不在越来越多元的利益驱动以及越来越多元的思考和表达中，鉴别和坚持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越来越透明的公关措施，赢得公众对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支持，将成为外交领域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如果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得到大多数中国公众的支持，任何外交政策和措施都会变得软弱无力而难以长久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