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阳光是温暖柔和的。
这个时候，施蛰存却迈不过九十九岁的门槛，他静静消失在最后的余晖中。
施蛰存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于11月19日故去，新华社次日便发了电讯，诸多报章也都没有忽略这条讣闻。他寂寥的一生，以“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作了历史终结，而我们只觉得又一位文化人完成了他的精神旅行，不由回望他长途跋涉的起点——上世纪30年代主编《现代》杂志。讣闻中便有这么一笔：“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就是在《现代》上发表的。”
当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不会忽略，施蛰存与鲁迅有过笔战。因为这一点，解放后他“蛰”居在茫茫人海的黄浦滩头，“躲进小楼成一统”做他的“冷学问”。尽管如此，1957年仍戴罪“右派”，更加埋首在故纸堆角落中去了。待到新时期复出，一时文坛有了“出土文物”的说法，可见人们意外之惊喜。当时我二十出头，受此感染而记忆犹新，对这位“北山老人”也就留意起来。
那年，“北山老人”已身笼“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夕照，该是啜品晚茶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可近三十年来，我买过他的散文集子，读过他的怀旧文章，也不时透过一些访谈走近他的“北山书斋”。他虽足不出户，却坐拥学城，小小书斋，用他的话说开了四扇窗——“东窗”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编译，“南窗”系文学创作，“北窗”为金石碑版考据，如此八面来风，他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卧则听潮起潮落，起则看云卷云舒，澄澈清明，宁静怡然，为中国文化留下的却是昆山之宝。
两年前，跨越新世纪的他已97岁，抚今思昔，暮年无憾：“我在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自己的‘三百方针’，即出版三本新著：《唐诗百篇》、《金石百咏》，《唐碑百选》。”好一个“三百方针”，读书治学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这样的老人又何曾寂寥过？
施蛰存辞世，不会荡起更多的涟漪。确实，他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这让人想起沈从文、萧乾、钱锺书、杨宪益、罗大冈、赵景琛……现世感到陌生的，历史会感到熟悉，长存的是他们的道德文章。一些热热闹闹的人物，倒叫时光给过滤掉了，那样的人生未留“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