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大家讨论一下“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的深远复杂含义，及其牵涉的几个基本的、大多数中国人长时期以来持续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中，60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生命的周期。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的60年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放到一个长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别析。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无论是在中文的学术和传媒圈里，还是在我本人读到的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圈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都非常的刺激。这个问题不久前又因为海内外火爆争议演员成龙有关“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言论，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为什么对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去讲明？因为在近年来的讨论中，那些认为，或者鼓吹，或者宣传——这几个动词背后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这个观点的人们反复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适合逐步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障碍，就是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因为素质太低了，一旦进行切实的民主化改革，就会坏事。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最大，这本身就给这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改革带来一些特别的难处。又加上中国13亿人的素质又很低，那当然，在中国欲推行民主化改革，就要挨批。最轻微的批评是“不切实际”，重一点的批评呢，是“蛊惑人心”。

那么，中国人民的素质究竟怎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定中国人民的素质是这样或那样，也就是在某个水平上，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推行民主化改革，是第二个问题。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把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回溯得太远，我们就是从19世纪后期讲起，这一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历过最剧烈变动的时期。从19世纪末到当今的120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0年，我们就把这120年的前60年和后60年里，有关中国人民能够不能够、应该不应该切实推进民主化改革的争论，做一个比较性的回顾。

严格地说，中国人民的素质这样一个问题，在19世纪末以前，是很难被提出来的。因为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民权”、“人民主权”的观点，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在非常边缘的状态下，进入不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主流视野中去。在中国两千多年皇帝专制的政治传统下，人民的素质和人民的权力这个关系，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扭曲的形式。这个扭曲的形式就体现在，中国皇帝“法统”的基础、“法统”的本源，是在家庭血缘关系这种形式上展开的。

每个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有八个字体现了中国帝王专制的家庭伦理基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的含义很明白，就是皇帝和底下人（臣、民）的关系就和父子关系一样。在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父子关系是一种不可以被改变的关系，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一岁的孩子，你在你爸爸面前是孩子；到了十岁，你说：“我已经十岁了”，你在你爸爸面前仍然还是个孩子。到了三十岁，“三十而立”，你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可能都变了，你是个成年人了，但是你在你父亲面前，还是个孩子。如果你的父亲长寿的话，即便你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你在你父亲面前，仍然是一个晚辈。中国传统的皇帝专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延伸的、扩张的家庭关系之上的，这是它的“法统”的逻辑。

这样一来，在传统的皇帝专制的政治理念、政治道德中，人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永远是“小民”、“小人”，小孩的“小”；或者“子民”，儿子的“子”。那么皇帝呢，即使是新登基的、年纪很小的——中国历史上还有抱在怀里的皇帝——他和底下亿万“小民”、“小人”、“子民”的关系是不变的。普通老百姓，六十岁、七十岁，在皇帝面前还是“子民”。也就是说，在皇帝面前，你是永远长不大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主义是“宗法制”的，指的便是这个意思，就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

那么，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间，人民的素质，从一个个的个体来说，即便读了圣贤之书，考科举，进而做了皇帝底下的大臣，那时不管你自己作为个体怎么提升了，而作为一个阶层，你永远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变得“素质”足够高，能力足够强，以至于你可以把皇帝手中的权力去分享，这是不可能的。所以，19世纪末到中国来传教的一个美国人，他是卫斯理教派的，中文名叫何天爵（英文原名Chester Holcombe），他1869年到中国来，开始是传教，然后又在美国驻华使馆里做翻译，做代办。在中国呆了16年后回到美国，1895年出版了一本书，中文译名《真正的中国佬》，这本书对于美国人怎么看中国，英语世界的人怎么看中国人，影响深远。

何天爵因为在中国呆了16年，对社会很多阶层都有切身的交往。他对问题的观察，相当的到位。他在这本书中说：“从理论上讲，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是专制政治一类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其实际运作来看，这一论断不够准确。”他说这种体制其实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的统治”——“家长制是中国政治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而家长制，又建立在这种古老的，对一家之长的绝对服从和尊崇至上。”他说这种制度专横的主要成分在于，父亲对于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这种宗法制在那时的中国，依然是普遍盛行，而且有严厉的强化趋势。这种理论的根源很简单，父亲是孩子的绝对主人，只要父亲一息尚存，儿子就有责任和义务尽忠尽孝。儿子永远是儿子，只要他的老子还在，儿子便永远没有独立的出头之日。只要父亲存活一天，儿子就要服从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子民”永远没办法把素质或能力，提高到能够当自己主人的地步。你老大成人了，也永远是一个“子民”。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简要概括一下就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体系中，中国人民的素质，是永远不可能提高到享有政治主导权的水平的，不论他们读过多少书、受过怎样多的教育，因为他们被那个制度安排在一个天然的、永远不可能更改的父子关系的伦理逻辑之中。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永远是“子”辈。

这种中国人民两千多年里始终“长不大”的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大政治转型，才有了变化。那是我们下一篇故事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