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荆州。１９９７年岁末，我因从《新民晚报》的连载中，读到先生的《癸酉日记》，颇为先生那一片情系桑梓、眷恋故园的殷殷情怀所打动，遂贸然投书探访。由此，得以与先生结缘。六年间，曾三度叩访沪上清园，亲聆教诲；先生每有新著付梓，也及时惠我，令我对先生的学术及人格魅力有了新的了解。

今年再次拜望王元化先生，是在早春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一走进先生设在上海庆余别墅的工作室，他就取出当天出刊的《社会科学报》和《文汇读书周报》，递给我说，你来得正好，这下子可免除你搜求之苦了。

敝地为长江中游的一个中等城市，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上，比不得沿海地区及省会城市，加之近年来经费短缺，且书报费用激增，多有捉襟见肘之窘，故先生有些新作发表之后，往往不易搜求。幸而得到先生的特别眷顾，但有近作面世，老人家总会设法为我补齐，所以我便每每能于“近水楼台”先睹为快。当日看到的这两份报纸，刊载的都是他为准备出版的新书《思辨随笔续编》而写的文章。在这一组学术随笔中，先生在探讨国家学说与卢梭公意说的关系中所展示出来的灼见真知，令人颇有启发。

作为先生的桑梓后学、故乡子弟，近年来我几乎通读了他的全部著作，从《文心雕龙讲疏》、《文学沉思录》，到《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思辨随笔》等。 我觉得先生治学，实出一个“思”字，即老人家所一向服膺的熊十力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之说。事实上，先生早年间的学术活动，比较偏重于文艺理论方面的探索。当１９５５年为“胡风事件”倾遭灭顶之灾后，他居然尚能以待罪之身，完成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等著述，以指斥当时的文艺界照搬苏联体系、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辞滥调。“文革”后期，先生乃以《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为起点，跨出文艺理论领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西方文化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王元化先生于抗战初期参加革命，１８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后相继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第一届（１９８４年）、第二届（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十数年间，先生沉潜反思，埋头著述，其多部论学专著一经问世即不胫而走，为世所推重；先后有《文心雕龙创作论》（后经修订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在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中与钱钟书、季羡林等学界耆宿的著述同获荣誉奖，《思辨随笔》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举行颁奖典礼，以“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的称号，授予王元化该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他同时获此殊荣的，有２０世纪文化巨人巴金、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贺绿汀和著名导演谢晋。

王元化先生一生正直耿介，不随流俗，诚如他带的一位博士生在评价自己导师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老人家的敢怒敢言，主要缘于个性，用中医的说法，就是个气血的底子旺。”后来，我们曾以这话问先生，他说，东汉杨雄有言在先，就是：“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其后，明季“公安派”旗手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也说是：“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由于王元化先生的这种不屑仰人鼻息、俯身随俗的刚直性格，使得他在那动荡的人生岁月中屡遭磨难，经历了整整一代学人痛苦的心路历程。先生于６５岁那年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便致力于对近现代思想家类型的人物，如杜亚泉、汤用彤、熊十力以及顾准等人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迎来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又一个春天。

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先生以垂暮之年，投身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执著追求之中，他通过十数年的深刻反思与对现实的省察，在一个非常理性而冷静的深层次上，从现实、历史、理论三个维度，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关于五四运动、公意、意图伦理、激进主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近年来，王元化先生既诠释传统又消化西学，在消化西学中加深对传统的诠释，同时又在反思传统中深化对西学的理解。他在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倡导研究近代学人，表彰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为学者最重要的品格，提出对于五四传统与众不同的、以及中西文化异质的新见，同时还大胆对自己的旧著重新反思……其思想之勇锐，思考之严肃认真，体现了一位耄耋老者尤为可贵的思想家品质。而先生新著《思辨随笔续编》正是在他病痛缠身，体力渐衰的情形下，凭藉着超人的毅力完成的。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从事学术活动６５周年，谨以此文贺之。

（原载湖南〈湘声报〉200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