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0年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移民替代”，总体上中国是获益者。当然代价也大：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国富民贫、收入不公，都与行此战略相关或因其而起。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成就了中国再度反思乃至摆脱“比较优势战略”的契机。学习日本，推出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平衡结构升级与扩大就业这一超级两难困题。
一、“里昂惕夫之谜”：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
比较优势战略，其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着名的要素禀赋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简称H-O定理）。这一定理认为，由于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供给情况不同，某一国供给量多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必然比较便宜；供给量少的生产要素，价格必然比较昂贵。要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出口那些需要多用本国丰裕的生产要素而少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因此，间接地说，丰裕供应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给的要素则进口。”按这一定理，劳动力众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最优选择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劳动力相对缺乏因而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的国家；而如果资本或技术相对缺乏的国家，主要应该进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定理曾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经济理论中惟一最没有争议的定理。”也因此，为中国过去30年间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找到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中国风行数十年也很少被质疑。
但实际上，H-O定理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一些观点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我并不想作一学术论文，这里仅择其要点说说。对H-O定理最大的质疑来自于里昂惕夫。这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在1953年研究中发现，当时被认为是资本要素较为丰裕、劳动要素较为稀缺的美国，并没有主要地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围绕其解释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
1980年代新的全球化浪潮造成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格局，更是与H-O理论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从比较优势而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是H-O所定义的真正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而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是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H-O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为解释这一现象，克鲁格曼提出了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把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两个主要的关于市场结构的观点引入思考维度，建立起一个由追求规模经济与垄断利润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差异引起贸易的分析模型。尽管人们仍然可以对克鲁格曼的理论有不同的解读，但我认为其理论与H-O定理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H-O理论隐含着一个假定：各民族国家政府都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恰能实现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各国也都因此获利并共享自由贸易的成果；而克鲁格曼的理论隐含的一个假定认为：各民族国家政府包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企业，并不是追求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发达国家拼命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追求报酬递增，更追求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性地位，以获得更高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资本与技术含量低，无法追求报酬递增，只能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产品位置。
正因此，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我们常说，“八亿条西裤换一架飞机”，但美国人明目张胆地说：“你如果觉得换亏了你可以不换啊。西裤除了你中国可以生产，印度、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哪里不可以生产？但对不起，大飞机却只有我波音可以生产。”这样一来，H-O预言的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趋同，当然被劳动力不断贬值、而资本与技术不断升值这样相反的现实所替代了。
我回顾这段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历史，旨在告诉普通读者：被国内许多着名经济学家鼓吹“最没有争议”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主流经济学中千疮百孔！
二、“移民替代”：中国比较优势战略更深层次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要说中国经济实际上走的就是比较优势的路子，应该不会遭受质疑。即近30年来中国都是凭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价格同样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分工。
问题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比较优势”路子？如果把原因归结为某个或某些着名经济学家基于“H-O理论”提出这一主意、正好又被中央领导人吸纳，未免太高看了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理论。实际情况是，中国走上“比较优势”这条路子，与其说是理论指导的结果，勿宁说是被逼出来的。
今天回顾改革开放的经济起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农村，土地对劳动人口的承载能力已到极限，劳动的边际产出几乎为负数；而在城市，人口出生潮一代人以及回城知青，也急需找到新的就业渠道，已造成了社会稳定问题。要解决庞大的人口就业，首先必须依赖于计划的弹性，其次必须依赖于资本带动投资进而带动就业，再就是依靠国际劳动力流动来消化。但此时，计划当局的官僚化与僵化，资本的极度缺乏以及经济体的对外自我封闭已无力吸纳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于是，在劳动力国际输出不可能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计划之外，农村与城市自发生长出了类似个体户与其他各种非传统就业这样的市场，并成为后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另一方面，对民间资本以及海外资本进行开放，使得在国有之外生长出民营以及外资两个解决就业的渠道，后来发展出中国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就业问题几近解决了，但另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通过国内消费无法消化。于是，出口国际市场就成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惟一出路：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本身就是“丰裕要素”，另一方面，要依靠国际市场消化产能必须要有价格竞争力，于是外向型企业竞相压价，在压价的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利润，只能把压价导致的利润压力转嫁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走所谓“比较优势”之路，可以看成是一种“移民替代”。即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匮乏，长期以来积聚的人口过剩压力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难题。由于中国人口大量过剩，中国经济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就业问题。一旦失业问题凸显，中国就面临急剧的社会动荡。在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曾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世界各国的大门，以海外殖民方式，缓解了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人口压力。但中国今天所处的世界环境与当时已有了天壤之别，通过武力殖民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在本国之外进行非暴力殖民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惟独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无法突破主权国家的边界，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利用世界市场消化这些产能，以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发展本国经济。
三、金融危机：中国比较优势战略走到尽头的信号
应该承认，30年的“比较优势战略”，中国总体上的确是获益者。即中国在近30年里通过劳动力套利的方式，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扩大了自己的经济总量，提升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
但是，“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第一，这一战略将长期使这个国家产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并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的掠夺与盘剥。第二，由于整个产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也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长期发展对这个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甚至是不可修复的；而一旦国家资源不足，为维持其生产，将对国外资源类产品产生大量的需求，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高低端产业所必须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第三，由于产品过低的利润空间使整个产业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加之由于无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所以它难以通过产业升级来平衡由此带来的币值、原材料和劳动力上升的压力。正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结构性缺陷——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国富民贫、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只不过由于此前对于一个欲求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问题都恰被中国GDP高速增长这一床锦被掩盖了，所以总体上无碍于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不断更深度参与全球分工这一事实。
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可能真是快走到了其最大可能性边界。原因就是，“比较优势战略”可能连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都不可能。
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命运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捆绑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中国经济的好坏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表现，尤其是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需求。但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已经表明世界经济那种“美国人负责消费和印美元，中国人负责生产产品”的恐怖平衡已经无法持续。在这种恐怖平衡中，“中国生产低廉产品出口到美国，换来美国花花绿绿的美元，然后再把换来的美元借给美国人，来购买更多中国生产低廉的产品”。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下降，且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中国处于产业低端的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几近瘫痪。此时，若不是依靠宽松财政政策4万亿投资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半年7.36万亿海量流动性投放，中国经济不仅不能维持起码的增长，而且连同过往的所谓“增长奇迹”都有可能消失。这一严峻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已经不能再指望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战略”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30年来的“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半拉子”。中国是以自身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参与国际分工；但却并没有按比较优势战略进口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与资源。从资本上看，中国近些年来已是资本净输出国，一方面以高成本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以甚至低于银行利息的价格把大量美元借给美国；从技术上看，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按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出口高技术到中国，相反，对高技术出口到中国设置重重障碍；从资源上看，中国是个人均资源很少的国家，按“比较优势理论”也应该进口资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30年间包括煤炭、稀有金属、木柴甚至石油等，都以极低价格出口到国外，只是近几年因一些资源接近枯竭才以不断高攀的价格进口上游产品。
四、学习日本：解决中国经济两难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两难选择：如果继续延续“比较优势”战略，不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仍然维持对外资和外需的严重依赖，后果是长期维持劳动者的低待遇，长期过度透支生态和自然资源，最后依然无法摆脱世界欠发达国家地位；但是，如果我们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规模淘汰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如何缓解？
在这方面，我们的邻国日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H-O定理创始人俄林的论文中，日本曾被明确视为劳动力大国，俄林认为日本与美欧之间的贸易模式应该是日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到美欧，而美欧出口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到日本。但是，1980年代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以日本为样本再次对H-O定理进行实证检验时却发现，日本在进口方面满足了H-O定理，即日本极度依赖于其非常缺乏的农产品、渔产品、林产品及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来满足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不断高企的需求；但在其出口上，日本却并没有按俄林当年在论文中预言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反而依赖其在技术密集产品出口的特殊优势，支付进口自然资源初级产品的货款。”有位经济学家甚至写道，“如果日本不是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人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富庶。”
那么，日本是如何即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又实现劳动力较充分就业的呢？答案就在于日本历史上着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5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远超过二战前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出口市场有限，库存增加，劳动力就业无法解决。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社会矛盾也因此全面爆发。面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市场销路之间矛盾，日本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当时着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而贸易立国也已走到尽头，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为此，政府应该主动下调经济增长速度，维持“稳定增长”即可；而另一派以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正处在技术改造时期，只要使劳动者的收入倍增，就能有效解决国家经济中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使得政府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就业问题也因此会迎刃而解。
1960年年底，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听取了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包括五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1]和确保社会稳定。但核心问题是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为此《计划》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让普通人的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一倍”。在充实社会资本议题中，政府着重强调了为大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以及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内容。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十年过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极大成功。1955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日本也因此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迄今为止，日本自1985广场协议之后能安全度过十几年的滞胀和低速经济增长，仍然得益于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正是这个计划使日本在整体经济呈颓势之时，国民生活的质量基本未受影响。正是这种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的需求，维持了日本经济在恶劣环境下的正常运转。
中国当下面临的“两难”与日本1950年代末非常相似；而且日本人口与就业劳动者密度甚至超过中国。所以，日本当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解决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矛盾的思路，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并以由此产生的巨大内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达成充分就业。计划中除“提供公共服务、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水平”等内容外，也要借鉴日本当年的作法，从三个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是要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多起来，为此，政府应该千方百计提高低收入群体与弱势群体收入。其中，用于反危机的财政支出可以部分直接发放给老百姓作为消费券。二是不仅要让老百姓手中的钱多起来，还要让老百姓能放心消费，为此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因为许多老百姓之所以把钱包看得很紧，是因为老想着养老、生病、住房与子女教育等问题需要很多钱；而如果政府利用此次反危机中扩大了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方向，完善社会保障，老百姓就敢花钱了。三是必须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注释：
[1]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经济政策重心是把资金和材料重点投入到基础产业部门。大企业在此产业扶植政策支持下，积极进行合理化投资，扩大企业；中小企业因资金取得困难、机器设备老化等情况，和大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日本经济独特的“双重结构”。
2009年《绿叶》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