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伟，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邓拓生了一场病，病愈后游历江苏、浙江两省的风景名胜，写下组诗《江南吟草》。这一组诗，有写自然风景的，有写历史遗迹的，有写历史人物的。我以为，这组诗，与邓拓最后的人生悲剧，有某种呼应。
在解读这组诗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国形势和此前邓拓本人命运的一次突变。
从1960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著。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这四个地方库存的粮食够维持几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已经是没有大米库存，随到随销，辽宁8-9天。这四个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天津、辽宁是工业基地，如果粮食供不上，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连这样必须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难，全国的粮食供应状况不言而喻。
为了缓解粮食供应困难，中央不得不决定，降低城乡口粮标准、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补不足。工业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外贸方面，上半年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出口计划只完成不到计划的40%，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仅在农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了浮肿病，国务院不得不对在京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给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顾。
全国的形势很困难，邓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苏、浙江两省的情况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农业产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于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连续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市场萧条，物价上涨，不仅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严重匮乏。”(《当代中国的浙江》上册，77页)
再看江苏。1959-1961这三年，由于建设挤了生产，生产又挤了生活，导致积累与消费的失调和市场供求的失调，并随着生产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失去平衡，市场越来越紧张，在大量挖库存后，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扩大定量分配的品种和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加上浮夸风带来高征购，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说，素来富甲天下、明清以来就是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江、浙两省，情况虽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极其困难的。
邓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这两件国内生活中的大事反应较慢，对前者只发了一条简讯，对后者干脆没提。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于1957年4月严厉批评了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说“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1958年1月，当邓拓参加南宁会议时，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严厉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办《前线》杂志。
如此形势，如此境遇，在邓拓的笔下是怎样表现的呢？
在这次江南之行前，邓拓也写过一些诗词。比如，1959年元旦，他填了一首《庆春泽·迎接1959年元旦》的词，是这样写的：“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
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绝顶》为：“山登绝顶我为峰，俯瞰城乡意正浓。万里风云增干劲，波涛起伏势如龙。”《爽心陀远眺》为：“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在这些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荡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诗作中，特别是在咏自然风物的作品里，同样如此。
《萧山野外》：“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纵揽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游鼋头渚》：“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至三山岛》：“野草闲花满地香，俨如仙岛水中央。芦塘柳岸涛声壮，恍觉矶头白日长。”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野趣闲情，俨然一派年丰人欢的盛世美景。在他看来，所经之地，“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见《江南吟草·诗序》)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
邓拓在不到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对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理应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嗅觉，怎么可能迟钝到没有一点感觉，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为什么？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话，让我感到好像接近于找到答案。丁一岚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见《收获》1996年第2期《书生累》一文)
应该说，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1929年，17岁的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18岁时就有“何妨白眼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的志向。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已经展露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的才华。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斗争的洪流，成为了革命斗士。再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逐步升迁，建国伊始，已经做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
假设邓拓不这样写，也写“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这样的诗，那么以他刚受过批评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命运，难以预测。至少可以肯定，将不会再有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机会了。从邓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这样的明显和现实背离的作品，确实不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今天很难揣度。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难完全不受政治气氛的左右。以书生而从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于其他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更多、更激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代价。从这个角度说，邓拓写出《江南吟草》这样的诗作，也许有他的难言处。(实际上，自从受到批评后到1961年之前，他写的东西很少)他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改变使他唱虚假赞歌的环境，而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当然，在邓拓的骨子里，“书生”的潜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观《江南吟草》，凡写景记事，也就是与现实有联系的时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扬乐观。但其中有不多的几篇，是咏历史人物的，情绪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地表达内心情感、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东林先贤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从江南回来不久，政治环境略为宽松，邓拓就开始了新的活跃：“政治身份”渐隐，“书生本色”渐显，他也开始“议论”。同样，他也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价。
原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