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中国救荒史》[1] 之前，我其实不知羞愧是什么。
我自以为好呆是个洋博士、教授，做研究自是看家本事，写时文也不在话下，甚至还有点小名气。可是看看先辈邓拓，二十三四岁时，仍是河南大学经济系一个在读本科生，就已写出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停滞”的问题》《论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等一系列开创性论文；二十五岁那年，就已写出并出版了皇皇巨著《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一想到这部着眼点高、批判性强、史料详实（从商周一直到民国）、分析精当的划时代著作（分为“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三编），竟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本科生 — 一个虽信奉马克思主义，却不意识形态至上地“反封建”，而是充分肯定传统中国救荒政策及思想的本科生 — 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不到两个月内写成的毕业论文，我岂止是羞愧，实在是无地自容。一想到自己本科、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和所有挣头衔的“核刊”“顶刊”“权威刊”文章加在一起，还不及《中国救荒史》价值的一半，我岂止是羞愧，简直生无可恋！
没有读《中国救荒史》之前，我更不知道羞耻是什么。
我以为，在中国，这年头做学问，哪怕是根本无需项目经费也能做，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因为不必绞尽脑汁地填申报表，不必花时间精力应付各种检查和“结项”）的人文学科学问，哪怕国家已三番五次发文件破“五唯”，拿人文学项目也是天经地义的，拿大项目更是无尚光荣。十几年来，因羞耻心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我拿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甚至还拿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大小小的项目给我带来了多少实利，多少经济和政治实利！我的收入从一年十来万猛涨到一百来万，买了好几套城区中心的豪宅，甚至还买了一套海景别墅。我身为各种高级别委员会委员，领导们见了我特别客气，同事们也对我无比羡慕嫉妒恨，甚至我带的学生也个个腰杆笔直，声音高亢。可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重启了我被屏蔽的羞耻之心。乍一翻开书，逐利的商人品性又蠢蠢欲动，很是为邓拓感到惋惜。这压根儿就是一个重大项目嘛。浪费了如此重大的一个选题，不对之作重大项目之利用，邓拓实在是一个傻瓜，一个超级傻瓜。这是玩笑话哈。我还不至于笨到不知道，那时中国根本不搞项目，哪像现在这么财大气粗。但邓拓仍是个傻瓜。写这么好一本书，得花多大力气？不用命写，写得出来吗？可得到了什？在内乱不息、抗战即将爆发的1937年，如此写书到底能得到多少实利？
但是，于我，良心重启是必然的，因为我仍是一个人。邓拓不拿国家一分钱，就能在如此小年龄、如此短时间内做出如此好的学问，两相比较，我不觉得羞耻，我还是人吗？我不仅仍是个人，甚至是一个致富后仍能不腐败的好人！我还不至于彻底不讲逻辑，不至于彻底屏蔽良心。从今以后，我要以邓拓为榜样，让羞耻心时时处于开启状态，做真学问。邓拓不仅教会了我做真学问，还教会了我做一个知羞耻的人。谢谢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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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