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国家以来，社会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关系，就是官与民。太平的时候，官民相安无事，动荡的时候，官逼民反。官民之间，官这一头分量重，是主动者，但民的一方也不能太轻，官民关系失衡，风浪即起，水也就覆舟了。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只是，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因此，官逼民反的日子，早晚都会来的，由此形成了我们所谓乱治交替的中国历史周期。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动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利。在没有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

现在，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大有迅速恶化之势，官民冲突，正在向着非理性的对抗方向前进，如果不能采取迅速的措施，遏制这个势头，后果将是很严重的。能否遏制这个势头，关键看国家能否解决官民关系的中国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