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托克维尔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发展了他的社会理论。本文讨论了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和监狱改革的论述，指出托克维尔在对社会问题和工业及民主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中深化了对民主的理解；本文进而阐述了托克维尔通过民主来进行社会改革、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揭示他在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中建立个体责任和社会纽带的道德主义关怀。
[关键词]托克维尔 社会问题 贫困 监狱改革 民主
18 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展以来，贫困、失业和犯罪现象在西方社会日渐突出，社会问题逐渐成为19 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多思想家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中拓展了他们的社会理论，（注1）托克维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关心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并试图在法国推动相应的社会改革，如建立惩戒制度改造罪犯、解决贫困问题、收养被弃儿童、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等等(Tocqueville，1986；Drescher，1968；Drolet，2003)。观察和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和推动社会改革首先使托克维尔在边缘人的命运里看到文明和进步的限度，促使他更全面地审视民主的不足与可能；其次使他能够在实践中更审慎地把握理论的基础和边界，理智地拒绝一切无视人性实际和社会现实的理论狂热和文人政治。本文将围绕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和监狱改革的论述，一方面讨论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如何丰富了他对民主的认识，一方面考察他如何试图通过民主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我们将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发现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因为改善民主时代的边缘人的命运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而且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道德。
一
1873年法国《政治经济学辞典》这样界定贫困(paupérisme)：“集体的、扩展了的、普遍的不幸，它使某些类型(catégorie)的全部的个体成员陷入受救济的贫穷状态；它与偶发的不幸相对，后者由暂时性的原因造成，个别性地打击某些属于非常不同的社会类型的个体……贫困事实上是新的现象，和无产阶级同时出现，无产阶级是同样原因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注2）可以看出，贫困并非指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某些人的贫穷，而是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些社会类型的成员所陷入的一种普遍性的、需要救助的贫穷处境，它是出现于19 世纪的新现象，是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的产物。托克维尔很早就开始观察并思考其时代的贫困问题。在美国游历(1831年5月- 1832年3月)期间，他考察了美国的贫困救济制度(Tocqueville，1984a：319-322)，而1833年和1835年两次访问英国，特别是对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考察(Tocqueville，1967：184-195)，使他对贫困和工业化、民主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1835年和1837年，他分别撰写了两篇文章讨论贫困问题。
1835年文章的第一部分题为“论贫困在现代人中的逐步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的手段”，最初发表于瑟堡学院的论文集(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académique de Cherbourg)中。该文写作于《民主在美国》第1卷出版(1835年1月)和动手写作第2卷(1835年下半年)之间，从中已可看到他将在第2卷中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当时欧洲很突出而又显得悖谬的贫困现象：大量财富的迅速积累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在工业化程度最高、财富增长迅速的英国贫困程度也最高：1/6 英国人的生存依赖公共救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葡萄牙是1/25，在法国是1/20 。在法国国内，相对富裕的北部省份有1/6的人口需要救济，而在所有省份中最为贫困的法国中部的克勒兹省(Creuse)，这个比例下降到1P58 (Tocqueville，1989：118)。
托克维尔从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角度对贫困提出了一种卢梭主义的解读，指出贫困像不平等一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托克维尔像卢梭一样认为不平等起源于人脱离自然状态后对土地的占有和农业的发明(Tocqueville，1989：119；卢梭，1962：111)。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农业社会和贵族制的不平等并没有造成贫困。等级制对人的想象构成了限制，贵族心安理得地享受财富，而没有土地、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民认为他的处境和地位是天定的，他的欲望和需要都很有限；此外，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虽然无法带来舒适的生活，但通常足以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所以在中世纪不存在贫困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断膨胀，而农业远不能带来满足，于是工业得以发展。工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和民主的推进一样是人类社会的趋势，但恰恰是创造了新财富并提高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工业带来了贫困。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受到各种因素(譬如外国竞争或需求的变化)的影响，随时都可能陷入萧条和危机(Tocqueville，1989：127，145)。工人阶层为社会的财富和他人的福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的生存比其他阶级更容易受到威胁。托克维尔认为工人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他预见到工业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不断发展的工人阶级。每年都有很多人出于改善生活处境的渴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工人，因此有更多的人处于经济危机的威胁中。可见，工业社会和庞大的工人阶层的存在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
1835年托克维尔访问英国特别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之后，（注3）对工业化带来的贫困问题有了切身体会。曼彻斯特工人居住区的肮脏和贫穷让他震惊，在工人身上他看到的是野蛮人——在生活水平上是完全的野蛮人，但在情感上却再无野蛮人对贫困的淡漠感受。他看到富足与贫穷、开明与无知、文明和野蛮的怪异结合：“在这个散发恶臭的垃圾场中，人类工业的浩荡江河找到了它的源头，并将浇灌全世界。从这污秽不堪的臭水沟里，流淌出纯金。在这里，人类精神在完善也在变得迟钝；文明创造其奇迹，文明人却重新成为野蛮人(Tocqueville，1967：185，191)”。（注4）这就是文明的悖谬。和1835年关于贫困的论文不同，托克维尔在这里更强调出卖劳动力、依赖工业为生的工人生活方式本身所造成的贫困，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对他们生存的威胁。
除了绝对贫困，托克维尔在1835年论文中还指出，存在某种“相对贫困”，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卢梭思想的影响。现代人的欲望日益膨胀，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某些本来并非生活必需的物品也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文明人远比野蛮人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Tocqueville，1989：123-125；卢梭，1962：116-117)。所以，更发达、更富裕的国家中，人对生活的期望也就越高，贫困线的起点也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贫困会比其他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种相对贫困事实上是现代社会所释放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后果。这样我们能够理解何以富裕国家的贫困现象最为严重：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确实严重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显赫财富以及巨大的贫富差异使得贫困更为突出。我们看到，贫困不仅是一个逼近生存底线的基本事实，而且是人的主观需要和感受。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推断，贫困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因为它是现代社会所激发的欲望被挫败而投下的阴影。这两者并非一回事，托克维尔在文章中将两者并列，并没有讨论两者的区别，多少不够清晰；不过我们却可看到他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所关注的社会状况(état social)不仅是一些基本事实，而且是伴随这些基本事实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民主的基本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类似以及在法律面前和身份上的平等，但比这种基本事实更为根本的是人们对与他人平等的信念和价值观；而在民主社会，这一对平等的主观感受才是支配人们行为、影响社会风尚和民情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思想成为《民主与美国》第2卷的主题(Schleifer，1980：20)。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时代的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是被平等的激情制造出来的，是不再被伟大事物吸引而平庸化的想象的产物。这种平等价值上是对“模仿性欲望”(désir mimétique)的承认，欲望的模仿在民主时代复制了躁动不安却千篇一律的欲望。这可以解释何以美国人在福利之中仍然心神不宁，为什么嫉妒成为民主的本能，以及“为什么美国的社会面貌既多变又单调”(Tocqueville，1990b：123-126，190-192)。（注5）卢梭同样指出，社会对人的败坏在于让每个人被想象中的欲望捆绑，这种欲望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卢梭，1962：118-119)，结果既分裂了自我也扭曲了他人。托克维尔的民主人正是卢梭的资产者，布卢姆对卢梭的资产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是这种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只想着自己，而另一方面在理解自己时却只想到他人”(布卢姆，2003：227)。
不过，在这里托克维尔和卢梭的不同之处同样引人注目。托克维尔认为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贵族社会或封建制对人的欲望有某种约束，而民主则激发了人们对物质享乐的欲望(Tocqueville：1990b，118 -120)。除了卢梭所认为的实行了德性和公民政治的斯巴达式的古代城邦和他所构想的未来以公意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卢梭以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尖锐地质疑了几乎所有社会的合法性，包括被他批判的、其时正于旧制度法国萌生的资产者社会以及他很少论及的贵族制。而托克维尔并不强调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因为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社会就是人的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和政治生活是人性的实现。我们看到，卢梭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的对立而试图在政治中消除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这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悖谬之处：虽然认识到人往往被政治塑造，却未能真正把握政治生活的含义。（注6）托克维尔则认识到政治的意义在于是否存在一种能实现自由和伟大的政治生活，这是他为什么强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分，而非自然和社会的对立，虽然从1835年贫困论文来看他非常熟悉卢梭的这一思想。（注7）他强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分是因为贵族制可以带来自由和伟大，尽管贵族制在某些地方违背了“自然”的公正，而民主制虽然通过平等和自然权利实现了自然的公正，但却可能威胁到政治生活并抛弃同样属于人性自然的伟大和自由(Manent，2006；崇明，2006b：23-30，49-50)。这一差异在贵族制和民主制对待欲望的不同态度上也表现出来。贵族制对欲望特别是模仿性欲望的遏制能够推动人，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面向伟大——伟大很难被模仿，更不可能被复制，但是民主制却释放人的向下坠落的、可以被轻易模仿和复制的欲望。
认识了民主时代欲望的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工业化和贫困，因为这一欲望是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Tocqueville，1989：122)，可以说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被平等推动的。在《民主在美国》的手稿中，托克维尔认为“平等的进展和工业的发展是我们时代两个最重大的事实”(Tocqueville，1990b：261)。在该书导言中，托克维尔指出平等和工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工业的发展促进平等，而平等又有利于工业的发展(Tocqueville，1990a：5)。在该书第2卷中，他辟出一章专门论述“使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倾向于工业职业的原因”，分析了何以“出自于平等的趣味和习惯都把人自然地引向商业和工业”(Tocqueville，1990b：136)。这是因为在平等时代人们都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可以通过迅速获得财富来实现，显然工商业而非农业才是致富的捷径。美国人的工业热情尤其显著，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量小工业，但美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人不得不常常受到往往不期而至并且非常严重的工业危机的打击。“我相信工业危机的反复是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中会经常肆虐的疾病。人们可以减小其危险性，但不能消除它，因为危机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源于这些民族的性情”(Tocqueville，1990b：139)。托克维尔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来解释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而是像前文指出的那样，从人的主观情感也就是说从人的欲望和社会风尚来解释经济发展：民主时代的工业危机是民主时代的欲望的盲目和不稳定所带来的后果，可见贫困是民主的一种疾病。托克维尔对民主国家必然会经常爆发工业危机的判断是非常严厉的，这无疑是对民主时代的无限可完善性(la perfectibilitéindéfinie)信念的巨大打击，（注8）也构成了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评。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对于工人的生存而言，还有比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威胁，那就是大工业的形成和工人工作的单调性；这两个方面被他称为工业科学的原理，而“在政治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工业科学的这两个原理更让立法者操心的事了”(Tocqueville，1990b：140)。工人劳动的专业化和单调化使人的精神和身体完全依附于他所从事的简单、机械的劳动，导致人的异化。托克维尔对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提出了批评“，随着劳动分工原则得到更为完整的运用，工人也变得更为虚弱、更受限制、也更有依附性”。（注9）所以在他看来，在作为工人的劳动者更为完善的时候，其作为人的一面却走向败坏“，他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只是他选择的职业(Tocqueville，1990b：141)”。（注10）这样一种从属、依附和异化的状态几乎把工人变成了奴隶，他的心智能力和他的身体一样变得机械僵化。托克维尔对工业化导致的工人异化的判断后来成为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但是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终结这一异化，然而托克维尔却对打破工业化的异化并不乐观，他甚至认为即使法律和民情给已经被工业化生产异化的工人提供其他各种获得财富的办法，但也无法打破工业生产已经在他身上制造的枷锁。（注11）托克维尔似乎在暗示，工业化造成的异化使得工人无法摆脱生存上贫困和心智上贫乏的不幸局面，工业化彻底否定了人的尊严！
与贵族制时代的穷人相比，贫困工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因为贵族往往会承担救济平民的义务（注12），而工业化所产生的新贵族——工厂主并无这一义务。随着更大规模的企业被建立起来，工厂主从提倡分工的工业科学获益，因为和只专注于某个简单生产环节的工人相反，他们必须对复杂的生产过程有全面的把握，因此当工人的心智变得日益狭隘枯竭时，他们的心智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结果工人和工厂主之间没有任何相象之处，前者服从，后者命令；前者越来越动物化，而后者则更像帝国的管理者。在民主时代，工业化导致了“贵族制”的产生，在大众平等的社会中产生工厂主这一贵族阶层，并且它是实际上出现过的最冷酷的贵族制之一，因为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完全没有以前贵族和农民或仆人之间的义务关系，这是一种摆脱了贵族制民情的贵族制(Tocqueville，1989：144)。工厂主在制造了工人的贫困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往往袖手旁观。我们看到工业的兴起虽然有助于平等的发展，但同样带来了不平等，并且可能是永久性的不平等(l’inégalitépermanente)(Tocqueville，1990b：142)。工业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后果与既可以带来自由也可以导致专制的平等一样暴露了民主的暧昧。不难理解，何以托克维尔会提醒立法者关注工业生产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对他就像对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一样也是政治学的分支。
那么面对民主社会中工业化造成的贫困，人们是否无能为力呢？托克维尔虽然拒绝了社会可以无限完善的进步观，但他却不是宿命论者：“让我们不要陷入危险的幻想，让我们坚定冷静地审视现代社会的未来。不要让我们听任自己陶醉于其伟大的壮观，也不要因为其不幸而失去勇气”(Tocqueville，1989：125)。人固然不能对抗历史的进程，但在历史的大潮中人仍然拥有自由(Tocqueville，1990b：281-282)。对于遭遇不幸的人们，人们更是有义务去帮助。在关于贫困问题的论文，特别是1837年写作的第二篇论文以及一封关于贫困问题的书信中，托克维尔讨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由前文的论述可知，托克维尔是把贫困作为民主时代和工业化社会的道德问题来处理的，而他针对贫困问题的社会改革构想非常关注个体责任和社会纽带的构建，也是道德主义的努力。民主社会释放出的欲望需要为贫困负责，而民主所带来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也使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和共同行动来对抗民主自身的问题《；民主在美国》告诉人们，民主的两面性要求民主时代的人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把握自由。因此，托克维尔也努力在民主当中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
解决贫困问题的传统办法是体现了基督教传统的救济(charité)。托克维尔赞赏个人出于义务、同情和爱心进行的救济行动，这可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通过同情和感谢建立珍贵的道德关系，克服往往使这两个阶层陷入对立的利益差异(Tocqueville，1989：132)。但个人救济由于其分散、不连贯等缺点，不足以应付工业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大规模的危机。那么是否可以诉诸由国家承担的公共救济？它体现了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似乎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托克维尔却对公共救济以及现代慈善事业提出了批评，因为它们在他看来常常缺少对人性和现实的洞察，被某些虚假的人道主义情感所支配、被人类可以不断进步的乌托邦信念和理论所迷惑，它们非但不能给人提供真正的帮助，反而会在道德上败坏他们。在他看来，公共救济或者合法救济(la charité légale)会养成被救济者的依赖心理，从而助长他们的懒惰，不去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或者因为有救济可以依赖而并不省俭节制，并且为了获得救济他们也常常弄虚作假。（注13）同时，公共慈善要求富人或有产者缴税来支持穷人，结果使富人觉得穷人是一种负担，而穷人对富人也并无感激之心，因为觉得获得救济是他们的权利。结果，公共救济不但破坏了个人救济所能构创造出来的道德关系，反而加强了贫富之间的对立。此外，如果人们看到穷人能够得到国家的救济，他们也就不会承担帮助他人的义务，社会纽带也因此松弛。
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使获得救济成为一种权利，并以持久性的方式、通过系统的行政管理进行公共救济，那首先会制造一个懒惰、不节制的，总之在道德上被败坏的穷人阶层(Tocqueville，1989：130；Tocqueville，1984a：320-321)。正如平等的激情既可以是刚毅的也可能是堕落的(Tocqueville，1990a：44)，权利同样也可以是崇高的也可能是败坏的：“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比权利观念能把人的精神提升和支持到更高的境界。人们在权利观念中发现某种伟大和刚毅的东西，它消除了要求当中的乞求的特征，而是把要求的人和给予的人置于同一个水平上，但是穷人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却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非但没有提升运用这一权利的人的心灵，反而使其下堕”(Tocqueville，1989：131；Tocqueville，1990a：186)。权利和平等一样是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但权利如果和平等一样不是和自由与道德结合，而是成为生存本能、贪欲或嫉妒的某种理由和辩护，那民主则会像尼采判定的那样成为人的卑下本性、依附和奴性的集合。对合法救济权利的拒绝并非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托克维尔是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而是托克维尔对民主之败坏可能的一种警告。与此相关，托克维尔认为公共救济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强化在民主社会中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从而对个人自由和社会纽带构成威胁。早在1830年，托克维尔已经对文明进步所导致的国家的伸展和文明人自主性的丧失提出了警告，而《民主在美国》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入阐释(崇明，2006b：48)。所以，后来当他在道德政治科学院的助手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声称“由国家照顾穷人”是道德史上的重大进步时，托克维尔对他提出了批评(崇明，2006a：55-56)。
托克维尔还提倡通过建立农业殖民社区(colonie agricole)来解决贫困问题。他对农业一直有比较积极的评价，不过他心目中的农业是以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英国通过圈地运动、集中土地而形成的大农场主主导的大农业在他看来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土地所有制的农业可以维持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因此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通常不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往往能够独立而不需要依附他人，这种独立是平等、自由和道德的基础。这体现了财产与自由的密切联系。废除了长子继承制的继承法推动了美国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被托克维尔认为是平等的前提(Tocqueville，1990a：39 -42)。在重视农业这一点上，托克维尔受到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法国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家维尔纳夫- 巴尔日蒙(Villeneuve-Bargemont)认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忽视了农业，没有尝试建立兼顾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比较平衡的经济体系，而工业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使一部分人沦落为无产者而丧失平等、自由和道德。所以，为了抑止工业化的弊病必须维持农业的健康发展。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提倡建立农业殖民社区和农业社团，以吸引贫困工人回到农业，通过农业社区让他们拥有一小块土地获得相应的生产资料，并为他们培训农业技术，使他们脱离贫困，获得独立，认识到劳动的积极意义，养成谨慎和为未来做准备的生活习惯，并在一个远离资本主义野蛮竞争的和谐的社区中学会互助、培育友爱。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以农业的独立和合作来对抗工业的竞争、剥削和依附(Drolet，2003：97、103 -104)。托克维尔曾撰文讨论荷兰农业殖民社区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农业殖民地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贫困人群通过开荒谋生也为社会贡献更多的粮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批评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低因而不值得发展，托克维尔则指出经济效益的缺陷可以被道德和政治收益弥补(Tocqueville，1984a：109)。
托克维尔重视农业的道德意义，但是他也认识到现代社会将必然是工业社会，因此必须在农业之外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像赋予农业生产者一样赋予工业工人一种由财产带来的精神和习惯”(Tocqueville，1989：146)。当时人们构想了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点，托克维尔予以支持但是认识到其局限性。第一种途径是使工人拥有工厂财产的一部分从而也成为工厂的所有者，然而几乎不可能使资本家愿意分一杯羹给工人，所以这个办法缺乏现实性。第二种途径是工人自己联合起来创办企业。1830年以后某些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比谢(Philippe Buchez)和英国的欧文曾提倡通过工人结社来筹措资本、自主生产，但是由于这些社团的管理和运转缺乏成效，再加上政府的敌视阻挠，这一办法也失败了。但是托克维尔相信，随着民主的发展，结社和管理社团的艺术会不断完善，而且政府也将认识到结社的意义并认识到政府只有和社团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进行治理，因此通过工人社团创建企业在将来依然是有前途的。他指出：“我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民主时代中，在所有事情上的结社将逐渐取代某些强大个体的支配性的行动”(Tocqueville，1989：147)。他强调结社是民主社会自由政治的主要形式：“如何联合的科学是科学之母；所有其他科学的进展都取决于它的进展”(Tocqueville，1990b：106)。因为只有联合和结社才能帮助民主时代的软弱个体捍卫自由和德性并培养互助和友爱的精神。所以，托克维尔大力提倡建立自愿的慈善性社团，这种社团由各个阶层的人组成，无论贫富。它不像公共救济那样有义务给每个穷人提供救助因此可以避免被滥用，同时因为是自愿性的，所以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建立社会团结，让人们学习互相帮助，特别是让富人认识到“上帝让他们和穷人休戚相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不幸”(Tocqueville，1989：160)。托克维尔显然认识到应该在民主社会中继续延伸基督教的爱的传统。（注14）另外还存在一种变通的通过互助来预防贫困的非常重要的办法，那就是使工人通过储蓄一部分工资而获得属于自己的财产。法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些储蓄银行，给工人提供百分之四的利息。英国也建立了类似的银行。此外，通过储蓄银行获得的大量资金可以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来帮助急切需要帮助的人(Tocqueville，1989：154-157)。储蓄银行的积极意义首先在于在穷人当中培养了一种节俭、节制、有远见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互助的意义。此外，储蓄银行事实上是社会保险的先驱，（注15）是个人和国家通过合作来面对工业社会的风险的一种方式。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托克维尔对贫困的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是其针对民主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他认识到，在他所处的民主和工业化时代，贫困不能被仅仅归咎于诸如懒惰、放纵等人性的道德缺陷，而是要从民主社会的欲望和工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寻找其根源。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卢梭的观点，认为社会应当对人的不幸和道德败坏承担责任。但是，他丝毫没有因此忽视个体的责任，而是努力在民主社会的自由中激发个体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通过民主的共同行动解决贫困问题并锻造社会纽带。
二
1831-1832年，托克维尔和好友博蒙在美国考察监狱制度，回法国后两人合作(基本上由博蒙执笔)完成调查报告《美国的惩戒体制及其在法国的运用》，该报告于1833年出版后获得了法国道德科学院的奖，并很快被译为英文和德文，托克维尔在法国开始小有名气。不过在托克维尔研究中这部著作通常都不被重视，他对美国监狱制度的考察被认为不过是他离开法国、访问美国的借口，但事实上托克维尔对监狱改革的参与，既出于他的职业兴趣也体现了他对社会改革的关切(Pierson，1996：31)。（注16）18 世纪后期，欧洲在启蒙运动和新教福音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刑罚改革，监禁逐渐压倒曾经作为主要刑罚手段的肉体惩罚和强迫劳动而成为主要的刑罚方式(福柯，1999)。在法国，大革命把监禁确立为主要的惩罚方式，1815年到1848年监狱制度有很大发展(Perrot，2001：183)，但是存在着严重问题，因此改革呼声很高，而就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监狱体系，在法国产生争议。七月革命爆发后，革命余波激发了法国人的改革热情，刑罚改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众议院要求改造司法体系并修订刑法典。这些争论和努力当然不会被以法律为职业的托克维尔忽视。作为法官的托克维尔在凡尔赛任职期间和博蒙一起已经参观了不少法国监狱，对其种种弊病有切身的体会，也因此早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欧洲的刑罚学家或关心监狱改革的人而言，到各国考察监狱制度是必修课，而美国往往是必访之地(Perrot，2001：230)。托克维尔对法国监狱改革的关注成为其社会改革事业和政治行动的起点，对美国监狱制度的考察使他能够从社会的边缘更全面地审视刚刚诞生的民主；犯罪与惩罚提醒他在文明的阴影中理解自由和道德的艰难。
18 、19 世纪，犯罪率在欧洲急剧上升，这和贫困问题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的悖谬现象。托克维尔认为，犯罪的增加固然应当首先归咎于人口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日渐文明犯罪与不法行为的逐步增多”，犯罪成为文明社会“内在的恶”(Tocqueville，1984a：49)。财富的迅速增加导致了贫困，而文明的发展则使犯罪更为严重。托克维尔认为正在发展的工业化是犯罪率上升的首要原因，工业经济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导致萧条而引起失业和贫困，而失业和贫困又导致犯罪。犯罪和文明的关系是贫困和工业化的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如果工业化的动荡和贫困是不可根除的，犯罪也必然会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恶”。不过，虽然不能根除犯罪现象，但仍然可以努力减少犯罪；他所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同时也是针对犯罪问题的。此外，监狱缺乏有效的惩戒制度也是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Tocqueville，1984a：50)，因此如果在监狱中建立有效的惩戒制度，就会降低囚犯的再犯罪率从而有效遏制犯罪的增加。
在去美国之前，他和博蒙对法国的监狱制度做了一番考察，并写作了一份报告，呈送内政部，目的是使他们的美国考察获得批准。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分析了法国监狱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指出，法国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的监狱仅有惩罚的功能，此外非但不能改造罪犯，反而使他们更加败坏，因为法国监狱不存在通过单独囚禁改造犯人的惩戒制度，囚犯在监狱中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犯人，（注17）结果沾染更多的邪恶而在出狱后难免再度犯罪。法国的监狱制度常常被某种虚假的慈善理论左右；这种理论忽视了监狱的本来目的，它关心如何使犯人在监狱中有良好的生活条件，把他们当作被社会抛弃的、需要特别照顾的不幸的人；慈善家们特别不能容忍惩戒制度要求的单独囚禁制度，视之为对犯人的折磨。他们忘记了囚犯首先是需要被惩罚、特别是被改造的罪犯。这种慈善理论只关心人的身体而忽视人的灵魂。托克维尔指出，真正的慈善“并非要使犯人幸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更好”(Tocqueville，1984a：54)；并非要减轻他们的痛苦，而是使他们在痛苦之中养成良好的习惯甚至成为诚实的人。所以刑罚和惩戒制度必须致力于改造犯人的灵魂，这一点后来成为福柯研究现代刑罚和规训的着眼点(福柯，1999：17)。这些慈善家也忘记了真正的慈善事业必须服务社会。托克维尔提醒他们以及其他关心监狱改革的人，在监狱中建立惩戒体系的目的是在改造个别犯人的同时服务于社会，因为这种惩罚将严厉震慑社会中潜在的犯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Tocqueville，1984a：136)。在1833年对慈善理论的批评中，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在美国》的社会理论的主要关切：个人与社会、灵魂与功用(利益)的平衡与和谐；这一点在《民主在美国》中被阐发为民主社会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Tocqueville，1990b：113)。
法国监狱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废除这种混杂囚犯的不道德的监禁制度，必须建立惩戒制度，因为惩戒制度通过单独囚禁和强制劳动在惩罚罪犯的同时对罪犯进行道德改造。托克维尔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美国监狱中普遍实行了惩戒制度。在美国期间，在考察了两种主要的惩戒制度的运作方式的同时，（注18）托克维尔认识到惩戒制度的有效运转并不仅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还在于美国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换句话说，道德教化制度必须以有道德关怀的社会为基础，而美国社会中宗教、道德和民主的结合为惩戒体制提供了必要的民情支持。
托克维尔首先提醒人们注意在监狱管理问题上美国和法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在美国，监狱管理往往会吸引知名人士和重要人物的参与，而在法国则往往是粗俗、平庸之辈的事情(Tocqueville，1984a：72)。这是因为美国人从灵魂改造和社会利益的角度高度重视监狱在他们的道德追求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美国人并不把监狱当成禁闭犯人、保障社会秩序、与世隔绝的阴森之地，相反，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惩戒制度来使误入歧途的人得到改造再生，因此监狱被美国人认为既是囚犯道德更新的地方，也是有道德关怀的公民进行道德行动和实践的场所，很多优秀的人出于道德关怀而投身于监狱惩戒制度的建设和管理。（注19）这种道德关怀根本上源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例如费城监狱的监督萨缪尔·伍德(Samuel Wood)出于宗教情感，放弃了本来有利可图的职业而投身监狱管理(Tocqueville，1984a：180)。
事实上，惩戒体制的起源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在英国和美国，新教福音运动在惩戒院的兴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致力于推动英国监狱改革的独立派信徒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就是出于个人救赎的焦虑感和宗教使命而关心被罪所捆绑的不幸囚犯的命运；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同样因为感受到罪人同囚犯处境的相似而关心犯人的处境(Ignatieff，1989：44-79)。在美国，监狱的出现和惩戒院的诞生也和新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因为新教认为孤独和沉默将迫使人把心灵完全向上帝敞开，从而能反省并忏悔自己的罪以获得拯救，所以新教相信通过沉默可以改造犯人，其中贵格派(Quakers)教徒在宾西法尼亚州的刑罚实践最具有代表性。贵格派对刑罚的理解深刻改变了英国的刑罚传统，他们致力于拯救而非惩罚或折磨罪犯、以说服来代替强制，因为其内在之光(inner light)的教义认为神恩给人的内心启示能够帮助人通过反省来摆脱罪的控制，所以应当让个体有充分的自由和自律并通过祷告和默想进行自我规训，以使内在之光作用于他的心灵；因此对于罪犯，应当在予以惩罚的同时让他向上帝敞开内心悔罪自新。（注20）托克维尔很欣赏贵格派对灵魂的关切，赞同贵格派反对对犯人使用肉刑的做法(Tocqueville，1984a：194)。
前文提及，托克维尔对只关注囚犯身体而忽视其灵魂的非宗教的慈善事业的批评体现出他对惩戒体系的灵魂维度的注重，而在对美国惩戒制度的考察中，他认识到宗教和道德教育是美国惩戒制度的基础。费城监狱的绝对孤独和沉默能够在囚犯的心灵里产生宗教情感，（注21）托克维尔发现费城监狱的囚犯养成了沉思的习惯，他们的表情常常非常严肃，完全不像罪犯的表情。监狱每周日都举行礼拜仪式，神父或者牧师在仪式和讲道中从基督教的角度对囚犯进行道德教育。每个囚犯在其单人监狱里都有一本《圣经》供他们自由阅读。除《圣经》以外，监狱还给犯人提供一些宗教和道德读物。监狱配有牧师负责犯人的道德教育。在奥本监狱，星期天的礼拜之后，监狱的专职牧师去看望犯人。在其他时间，牧师也进行这样的探访，试图打动犯人的良心使其悔改。当地的居民出于宗教义务也努力参与到犯人的道德改造中。每个周日，他们来到监狱担任主日学的老师，教犯人读书写字，给犯人解释福音书，和他们交流。这些志愿者当中有些是在当地很有声望的人。所有这些和宗教有关的阅读和交流对很多犯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Tocqueville，1984a：198-199、203)。
宗教之所以能在惩戒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宗教对良心的更新和塑造往往是社会所无能为力的：“如果社会对于赦免犯人的良心无能为力，宗教却有能力做到。如果社会宽恕囚犯，它让他获得自由；这就是全部，这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事实。如果上帝来赦免，他饶恕了灵魂。由于这一道德的宽恕，罪犯重新获得自尊，而没有自尊就没有诚实可言。这是社会从来不能声称可以取得的后果，因为人类制度虽然对于行动和意志是有力的，但对于良心却无能为力”(Tocqueville，1984a：204)。社会不能实现宗教所带来的彻底再生。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指出在民主社会中宗教不但能够节制平等所激发的对财富的热忱欲望、平息平等所导致的焦虑，维持社会的自由精神，而且对于洁净和提升人的灵魂不可或缺；在民主社会中，宗教构成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宗教为灵魂所指出的救赎和超越是社会和政治所不能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认为宗教是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崇明，2006a)。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功能的差异在对囚犯的改造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不过，托克维尔出于对人性之幽暗的深刻理解而清楚地知道，真正能够借助监狱的宗教和道德教导而得到救赎、被彻底改造的人只是少数。在他看来，惩戒体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作为政治制度的惩戒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人的彻底改造和宗教再生：“一个个人的道德改造对于宗教人士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事情，对于政治人来说并不重要；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机构如果用来服务于大众的利益它才是政治性的；如果它仅仅用来服务一小部分人，它就失去了这个特征”(Tocqueville，1984a：205)。因此，作为政治机构的惩戒制度的最主要的目的并非某些罪犯的彻底改造，而是使大多数囚犯在出狱时能养成对法律的尊重、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通过工作自食其力的人生态度。他或许没有成为诚实的人，但却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并没有对善的热爱，但却厌恶罪；他并无美德，但更为理性；他的道德并非出于荣誉，而是出于利益：“他即使在根本上没有变得更好，他至少对法律更为服从，而这是社会有权利对他提出的全部要求”(Tocqueville，1984a：206)。简单来说，惩戒体制的主要目的是塑造符合社会规范的公民，其次才是道德高尚的人或基督徒。
然而，虽然惩戒制度并不总是能实现宗教所希望的再生，出于宗教热诚而参与惩戒制度建设的宗教人士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他们的崇高目标，但他们的努力对于实现惩戒体制的低一等的、更现实、也更主要的目标却不可或缺：“尽管宗教人士经常并没有成功地达到目标，但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向这个目标努力；也许只有当人们设立更高的目标，人们才能达到我们刚才提及的目标(即把犯人改造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公民)”(Tocqueville，1984a：206)。首先，惩戒制度需要借助宗教来塑造囚犯的新的道德原则和生活习惯。其次，因为在使犯人再生的努力中，宗教人士的崇高理想和热忱赋予了惩戒制度“更重大的利益、更高的道德”(Tocqueville，1984a：206)，从而能激励那些监狱的工作人员致力于囚犯的改造。从惩戒制度中政治与宗教、现实与超越的关系获得启发，托克维尔认识到伟大(la grandeur)对于民主社会的根本性意义；虽然伟大只属于少数人和少数时刻，但伟大之于民主的意义在于只有当民主能够追求更伟大的目标，其基本的利益和秩序才能得到保证；只有人具有健全强大的灵魂才知道如何满足物质欲望，否则总有一天人“会像兽类一样只知享受，不加辨别不求进取”(Tocqueville，1990b：133)。在民主社会中，要让人意识到人心比人想象的宽广得多，民主社会的立法者要为国民设立伟大的目标，使其投身于艰难的事业(Tocqueville，1990b：208)。在民主时代，宗教之超越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于这种超越性也会对致力于实现现实利益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宗教之外，美国民主的政治自由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使得监狱管理不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民众实现其道德和社会关切的公益事业。首先，有效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得监狱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惩戒制度的民主基础。惩戒制度监狱的建立和管理都由地方政府来进行，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在修建监狱时很注重节省开支，因为建设经费由地方政府承担；另一方面在监狱建成后很注重其管理并对管理进行监督，因为监狱管理的好坏直接牵涉到当地的秩序和利益。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阐发的一个重要主题：行政分权和地方自治对于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从1830年代至1848年，托克维尔在法国监狱改革中非常活跃，担任了议会监狱委员会的秘书。他一直试图说服议会和公共舆论支持他的改革计划，并且努力推动地方政府在监狱改革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他并不掩饰他考察监狱问题的政治意图：引起法国公众的关注，促进地方政治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从而对不断增长的中央集权予以限制(Tocqueville，1984a：122)。
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认识到监狱是否运作良好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因此社会对监狱的建设和运转总是非常关心；同时美国的政治自由就体现在美国人能够关心社会问题并致力于其解决。美国的公共舆论很关心有关惩戒体制的辩论，并且对监狱的管理进行监督(Tocqueville，1984a：163、181、193)。监狱管理人员每年都要向立法机构或州长报告监狱的财政和道德状况，说明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他们的报告都会公开出版。和法国不同，美国的监狱也向公众开放。通过这些途径，每个美国人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出资、出力、献策，参与到监狱的管理中，他们在每个城市都成立了监狱管理协会。公众的热情也激发了监狱管理人员的责任心，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受到尊重、充满荣誉的。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一样，托克维尔非常注重发挥结社的作用。他提倡建立地方性的农垦社区，帮助贫困人口和被释放的囚犯。他推动成立志愿性的社团帮助改造年轻的犯人(Tocqueville，1984b：111)。他对地方的慈善性机构帮助被释犯人重新被社会接纳的努力很感兴趣(Drolet，2003：131)。不过，他反对某些改革者如热心于慈善事业的阿里埃(Regis Allier)试图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全国性的志愿社团网络来帮助被释囚犯的计划。因为托克维尔认为志愿社团所体现的帮助制度(patronage)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给被释放的犯人提供道德支持，在一个获释的犯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建立某种友善的关系，让前者在后者这里看到社会对他的接纳，从而激发他自尊自强的意识。但是如果按照阿里埃的想法把社团变成政府机构，它将丧失私人慈善所体现的真正的同情和爱心(Tocqueville，1984b：110)。他同样反对维尔纳夫- 巴尔日蒙要求政府在社会福利中发挥更广泛作用的想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道德关切。
然而，虽然惩戒制度在美国能够建立并运行良好，但在讨论如何在法国运用惩戒体制时，托克维尔指出在理论上看来是好的事物在不同的环境中发生、成长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发挥很大作用的惩戒体制在法国则必然遭遇种种困难，主要体现在“事物、民情和法律”当中，（注22）而这种差别根本上在于两国民情的差别，民情的差别根本上又是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结果。在法国，由于政治动荡，法国人理解的政治仅仅是政府和权力而不关乎社会福利和社会改革。因此，惩戒制度即使被引入法国，可能也不会得到公众舆论的关注和支持。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通常都尊重法律，这种守法的态度即使在触犯了法律的囚犯身上也能体现出来；而在1830年代已经经过大革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人往往蔑视权威和法律，这种不驯服的国民性格将对监狱的规训提出挑战。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由于民主在美国有效地解决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宗教没有成为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因此宗教和政治在互相区分的基础上相互合作，美国人出于宗教热忱而关心监狱改革和囚犯的改造。而在法国，由于天主教会仍然与政治有很深的纠葛，法国人仍然把神职人员当作保守的政治势力加以敌视，因此天主教会在法国监狱中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大革命以来的反教权主义导致宗教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日趋衰弱，即使囚犯在监狱中受到一定的宗教教育，出狱后他们仍将生活在民众对信仰日趋冷淡的社会，结果他们所受到的宗教教育很快便可能烟消云散，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为整个美国社会都很虔诚，监狱的管理人员都有信仰，因此犯人无论在监狱中还是出狱后都能够时刻接受宗教的教导和熏陶(Tocqueville，1984a：234-236)。
民情后来成为托克维尔社会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成为《民主在美国》的主要问题，这在他对美国、法国监狱改革的差异的思考上已经体现出来。托克维尔认识到，如果不能在法国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不能使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携手合作，监狱改革很难在法国有效地推行下去。因此，《美国的惩戒体制及其在法国的运用》可以被认为是《民主在美国》的导言，后者是在前者的社会思考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更为完整的关于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对美国监狱制度的考察和对监狱改革的思考告诉托克维尔，民主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背后的宗教、道德和自由。
通过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和监狱改革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17 、18 世纪社会理论试图建立的立足于自然权利和个人主义的契约或市场关系。契约和市场在承认和释放了个体欲望的同时，暴露了个体的软弱和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的困境。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所尝试的事实上是以团结或者友爱在契约和市场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他所构想的社会是个体自由和公民义务、个人责任和社会团结相结合的共同体；这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关怀(Beno？t，2004)。
托克维尔的道德主义来自于自幼所受的冉森派教育，在其影响下，他对人性的幽暗有深刻的洞察；像帕斯卡一样，他并不相信在人类世界可以建立完全正义的秩序或者个体理性能够彻底解决人的问题。在他所处的现代性迅速推进的时代，他目睹了严重的贫困和犯罪问题，并由此反思现代性的局限。卢梭拒绝了原罪论，相信人性本善，但可能会被社会和政治败坏，不过这在卢梭看来同样也意味着有可能通过社会和政治来恢复人性之善。托克维尔虽然和卢梭一样承认社会对人的败坏负有责任，但他根本上站在帕斯卡的立场上拒绝了人的可完善性——卢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的无限可能，并没有像卢梭那样期待一个实现人的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托克维尔用一个问号结束了《民主与美国》：自由还是专制？出于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洞察，托克维尔拒绝了任何背离人性和现实的乌托邦理论激情并在晚年严厉批判了文学政治的幻梦(托克维尔，1996)。在早年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已经摆脱了单纯的理论热情，谨慎地探求民主所提供的社会改革的各种现实可能；这里他已经揭示了其社会理论的意旨：考察民主的各种可能性，召唤人们在这种种可能性中审慎地探求自由和道德。
注释：
注1：工业革命对社会理论的影响，参见Nisbet，1970：23-31。
注2：Coquelin2Guillaumin，1873，Dictionnaire d’économie politique，转引自Tocqueville，1984a：574。
注3：可以说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访问是对美国之行的补充。在美国期间，托克维尔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因此他几乎没有考察工业城市，他更感兴趣的是美国农业和继承法导致的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注4：十年以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更详细地叙述了曼彻斯特触目惊心的贫困(恩格斯，1957：322-358)。
注5：关于想象在托克维尔思想中的重要意义，参见Maguire，2006。法国当代著名学者勒内·基拉尔挖掘了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当中“模仿性欲望”对人的支配(参见基拉尔，2006)。
注6：卢梭政治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是政治对人和民族的塑造：“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卢梭，1982：504)。而卢梭所理解的政治生活，是以去自然的公意和主权或者古典的美德共同体为名来消除政治辩论和斗争，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政治生活被抽象化而变得非常困难。参见其在《社会契约论》中对政治派别和结社的批评(卢梭，1980：40，136)及其实践性的政治哲学作品(Rousseau，1990)。
注7：有学者注意到卢梭和托克维尔思想的密切联系，但往往是从卢梭的角度解读托克维尔，而忽视了从托克维尔的角度来理解卢梭。
注8：托克维尔对民主时代的无限可完善性的信念的讨论，参见Tocqueville，1990b：40-41。
注9：滕尼斯认为现代生产中机器的引入破坏了人、工具和工作的有机统一。在共同体中，工具往往是人的身体的某种自然延伸，而在社会中工具不过是一种手段(Tênnies，2002：6)。我们看到工业生产在破坏了共同体当中的人与工具的有机统一时使人工具化，从而把人和工具以机械化的方式统一起来。
注10：在考察曼彻斯特时，托克维尔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每一天，星期天除外，都用12 个小时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人必然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存在啊”(Tocqueville，1967：192)？这也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Christian political economy)所关心的问题(Drolet，2003：97)。
注11：20 世纪，阿隆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两者都是工业社会(Aron，2005：782；阿隆，2003：4-5)。这意味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面对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后来被西蒙娜·韦伊所强调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非人道化。事实上，恩格斯在1874年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业生产的特点同样是专制性的：“所有这些工人，男人、女人、儿童，都被迫按照蒸汽机的权威所规定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工作，这个权威丝毫不在意个体的自律……大工厂的自动机器比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想要在大规模的工业中废除权威无异于想废除工业自身，是试图破坏纺织机而重操纺轮”(Nisbet，1970：140)。但这一清醒的判断后来让位于马克思勾勒出的“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吃完晚饭发表评论”的共产主义浪漫生活图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够像托克维尔、滕尼斯、韦伯那样深切认识到工业化和理性化所编织的现代性的持久性。与托克维尔、韦伯相比，马克思与18 世纪乐观的启蒙理性主义有更深刻的亲缘关系。
注12：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冬季，托克维尔会像他父亲一样给乡里的农民提供面包，雇用一些因体弱而不会被其他人雇用的人在庄园或土地上从事一些并不总是必要的工作(Tocqueville，2005：102)。
注13：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和英国的济贫机制的调查得出这一结论。他发现，虽然公共救济体系试图对不同的贫困状况加以区分，并且对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给予救济的同时要求其承担工作的义务，但事实上国家没有能力搞清楚每个人的贫困的真实原因，并且也不可能给所有穷人提供工作(Tocqueville，1984a：310-320，1989：183)。
注14：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这种自愿性的慈善社团非常活跃，其中某些最重要的社团是宗教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21年成立的基督教道德协会(Drescher，1968：101-102)。
注15：19 世纪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理论的关系，参见Rosanvallon，1995：17-26。
注16：这一报告虽然主要由博蒙执笔，但体现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因为从调查到报告的写作都是在两人的合作中进行的，托克维尔阅读了报告的每一句话并提供了大量的附录(Schwartz，1985：7-8)。
注17：在拘留所(maison d’arrêt)里，杀人罪嫌犯、盗窃罪嫌犯、因债务被拘禁的人、轻罪犯人被关押在一起。在惩罚重罪犯人的中央监狱(maison centrale)里，犯了不同罪行的囚犯也混杂在一起，白天在同一个作坊里一起工作，晚上在同一个宿舍睡觉，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更为邪恶的犯人腐蚀不那么败坏的人。不同年龄的囚犯也混杂在一起，结果那些可能只是犯了轻罪的年轻人在监狱中学会了更多的犯罪技巧。
注18：当时在美国存在两种主要的惩戒制度：宾西法尼亚州监狱实行的对囚犯完全隔离的制度以及纽约奥本监狱实行的晚上隔离、白天共同劳动但必须保持沉默的制度。
注19：例如，重要人物争相成为奥本监狱的负责人(Tocqueville，1984a：161、179)。在美国，监狱的建设和管理甚至会由个人来承担。某些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或宗教及道德关怀的个人自发建立服务于青年罪犯或不良青年的庇护院(Maison de refuge)，庇护院被认为是“人的才华所构思的、藉着人的仁慈所建立的惩戒机构”(Tocqueville，1984a：248)。
注20：贵格派的灵修神学和惩戒体制的关系，参见Dumm，1987：65、69-70。清教神学和北美殖民地惩戒体制的关系，参Hirsch，1992：13-31。
注21：1843年7月5 日，托克维尔代表监狱立法计划委员会发言，像他在1831年给内政部的报告以及1833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惩戒体制及其在法国的运用》所做的那样阐释了法国监狱改革的迫切性，强调单独囚禁是法国监狱改革的核心。他指出教育对于改造犯人的重要性，而宗教在囚犯的道德教育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并且只有当囚犯处于单独囚禁的状态中宗教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这时囚犯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而反省自己的命运，他们的良知会被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的宗教教导唤醒(Tocqueville，1984b：148)。
注22：托克维尔以针对青少年过失犯的庇护院的管理来说明民情的重要影响。美国的庇护院引入了很多民主的成分，在托克维尔看来“庇护院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是大社会的影子”。首先，一个未成年人要进入庇护院，必须了解其规则并愿意服从，而在真正进入之前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然后由庇护院的成员投票通过。在庇护院的生活当中，当某个成员违反规则时，成员自己组成12 人陪审团进行审判。当在他们当中需要选举管理人员或班长时，所有成员聚集起来进行投票，获得多数票的人当选。这种审判和选举似乎只是一种政治游戏，但对于庇护院的孩子却是很好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他们通过对自由的运用能够培养法律意识，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政治游戏是一种道德教育方式(Tocqueville，1984a：253-257)。
参考文献：
阿兰·布卢姆，2003《，〈爱弥尔〉》，《巨人与侏儒》，张辉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崇明，2006a，《限度、自由和公共德性——托克维尔论民主时代的基督教》，《回想托克维尔》，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b，《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第六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恩格斯，1957，《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勒内·基拉尔，2006，《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雷蒙·阿隆，2003，《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卢梭，1962，《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忏悔录》，范希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米歇尔·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托克维尔，1996，《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Aron，Raymond 2005，Dix-huit le？ons sur la socétéindustrielle in Raymond Aron，Penser la liberté，penser la démocratie. Paris：Gallimard.
Beno？t，Jean-louis 2004，Tocqueville moraliste. Paris：Honréchampion.
Drescher，Seymour 1968，Dilemmas of Democracy：Tocqueville and Modernizatio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rolet，Michael 2003，Tocqueville，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Dumm，Thomas 1987，Democracy and Punishment：Disciplinary Orig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Madison，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irsch，AdamJay 1992，The Rise of the Penitentiary：Prisons and Punishment in Early Americ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Ignatieff，Michael 1989，A Just Measure of Pain：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50 -1850. London：Penguin Books.
Maguire，Matthew W. 2006，The Conversion of Imagination：From Pascal through Rousseau to Tocquevill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ent，Pierre 2006，“Tocqueville：Political Philosophe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ed.)by Cheryl Welch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sbet，Robert 1970，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London：Heinemann.
Perrot，Michelle 2001，Les ombres de l’histoire：crime et chatiment au XIXe siècle. Paris：Flammarion.
Pierson，George Wilson 1996，Tocqueville in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osanvallon，Pierre 1995，La nouvelle question sociale：repenser l’Etat-providence. Paris：Seuil .
Rousseau，Jean-Jacques 1990，Sur l’économie poliique；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Projet pour la Corse. Paris：GF2Flammarion.
Schleifer，James T. 1980，The Making of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chwartz，Joel 1985，“The Penitentiary and Perfectibility in Tocqueville. ”i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38.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4a，E’crits sur le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en France et èl’étranger. Ed. Michelle Perrot .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Tome IV，Vol . i . Paris：Gallimard.
——1984b，E’crits sur le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en France et èl’étranger. Ed. Michelle Perrot .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Tome IV，Vol . ii . Paris：Gallimard.
——1989，Mélanges . Ed. Fran？oise Mélonio.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Tome XVI. Paris：Gallimard.
——1967，Voyages en angleterre et en irlande. Ed. J . P.Mayer. Paris，Gallimard.
——1986，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on Social Reform. (ed.)by Seymour Drescher. 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
——1990a，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Ⅰ. Ed. Eduardo Nolla. Paris：Vrin.
——1990b，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Ⅱ. Ed. Eduardo Nolla. Paris：Vrin.
——2005，Textes économiques . Ed. J .L. Beno？t，*. Keslassy. Paris：Pocket .
Tênnies，Ferdinand 2002，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by Charles P. Loomis Mineola. N. Y：Dover Publications.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