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依旧“谈西色变”。本文首先冲破这种恐怖心理，《群言》读者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文章。
西方在哪里?
西方在哪里?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西方”。对中国来说，主要有三个“西方”：第一个是汉代的“西域”，第二个是唐代的“西天”，第三个是近代的“西洋”。从这些“西方”取得知识、技术和经世济民的丹方，就是“西化”。
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先后出使西域，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当时所谓“西域”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后来又扩大含义，泛指亚洲西部、印度次大陆、以及东欧和北非。
两汉时代的“西域”是人烟稀少、交通困难的荒漠地区。汉代同这个地区往来，是为了抵御匈奴、保卫中原，不是去作文化交流。可是交通一打通，两地之间的文化自然地发生交流。即使两国对阵，也会在交战的接触中不由自主地相互学习。“接触发生交流”，这是文化运动的规律。
汉代通西域，引进了西域的新事物。最重要的是大宛国的“汗血马”。这种被称为“天马”的骏马是古代战争和交通的利器，好比今天的坦克车和吉普车。从西域又引进了植物新品种：苜蓿、蚕豆、葡萄、胡桃、石榴等等，以及葡萄酒的酿制术。又引进了新的乐器和乐曲：琵琶、羌笛、胡笳、筚篥，以及各种胡曲。张骞传入“摩诃兜勒”曲，用作朝廷武乐。中国音乐西化最早。还经过大月氏的媒介传入印度的佛教，后来在中国产生广大的影响。
汉代向西域输出了重要技术。大宛国在被围困中从汉人学到了“掘井法”，在地下穿井成渠，使沙漠变为良田。他们还从汉人学得炼钢术。西域各国的贵族子弟前来长安留学，河西走廊成了文化走廊。
汉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多元文化的综合，到汉代成了一条“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洪流，在中国大地散布开来，主要作内线扩展，从黄河流域流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南到越南，东到朝鲜和日本。汉代同西域的文化交流只是军政接触的附带收获。
西天取经
佛教从“西天净土”传来，由中国消化和发展成为汉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东汉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五百年是佛教在中国的移植时期；到了隋唐时代，茁壮成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只要观察一下观音塑像的演变就可以说明佛教的中国化。从敦煌一路东行直到兰州，观音塑像从八字胡须的男身逐渐变成怀抱胖娃娃的女身，观音和圣母“化合”成为“送子观音”，这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多子多孙愿望而塑造的“中国观音”。 佛教不是只有几个泥菩萨，它还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汉文化从它取得哲学、文学、艺术的新养料，从它取得建筑术、数学、天文学、医学、语言学、因明（逻辑）学的新养料。唐宋时代的佛教寺庙比帝皇宫殿和贵族邸宅还多。“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大地“西天”化了。
儒学到了唐代，早已把先秦诸子溶化于一炉。儒家夸口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也说明儒学是兼收并蓄的，所以历久不衰，始终是汉文化的主流。但是时代在前进，同印度一比，儒学显得哲学贫乏、文学单调、科学落后，急需从“西化”中取得营养，恢复活力。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以及其他知识探险者，先后西行，留学天竺，还请来多位“客座”佛学大师。“唐僧取经”成为里巷美谈。中国以强盛的帝国而不耻去西天取经。江河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长安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
不错，佛教也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可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麻醉，祈求现世享受荣华富贵以后，来世升入“极乐世界”。老百姓自愿信仰佛教，他们现世受尽苦难，幻想救苦救难的观自在给他们来世的自由和平等。烧香念佛是精神镇静剂，朝山进香是健身的旅游。一箪食、一瓢饮、曲肱而枕之，这样的儒家清教徒生活，已经不能给人“乐亦在其中矣”的满足了。向佛教追求丰富的想像和活泼的生活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思潮。佛教在印度式微以后，中国成了佛教的大本营。
儒学本来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讲天命，只是顺应自然。但是，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千年相传，顺时应变，到唐代早已形成了孔教。各地建造孔庙，拜孔一如拜佛。因此有人说，佛教是多神教、耶教是一神教、孔教是无神教；宗教和非宗教的区别不在有无上帝，而在有无不许怀疑的教条。儒、释、道并称“三教”，不是没有道理的。
汉文化内含儒学和佛教两大体系，是“双子星座”文化。隋代一度崇佛而抑儒，向西天一边倒，实行全盘西化，这是隋代短命的原因之一。唐代儒佛并举，崇佛同时尊儒，重汉而不排印，使中印文化汇流成为东方的文化洪流。
不过，“西天取经”的收获以宗教为中心，对政治和经济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从东洋学西洋
十九世纪以前侵入中国的民族都是文化低于中国的游牧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情况大变。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技术上和生产技术上都远胜中国。清朝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势中，为了自救而被迫学习西洋，开始“西化”。学习西域的西化是偶然的、是零星拾来的，学习西天的西化是主动的、是不伤脾胃的；学习西洋的西化是被迫的、是性命攸关的!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的最初反应是鄙洋排外，想以“神拳”打退洋枪。失败以后，改变策略，“用夷技以制夷”。这是晚清式的“西化”。
用夷技以制夷首先成功的是日本。日本在成功以后立即变为侵略国，矛头对准中国。中国的“制夷”(反侵略)于是不得不以日本为主要对象。说来奇怪，日本同时又成为“用夷”(留学)的主要去处——从东洋学西洋。
清末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跟日本有密切关系。维新运动是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要点是定宪法、开议会，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个要点在中国难于理会。
留日学生从东洋传来许多西洋的概念和名词。这或许是从东洋学西洋的主要收获。“社会学”这个日本译名代替了“群学”，“物理学”这个日本译名代替了“格致学”。《共产党宣言》的最初译本也是从日文间接译来的。回顾历史，日本学中国一千年，青出于蓝，中国学日本一百年，未能登堂人室。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晚清早期的“西化”实践。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官吏办理工业，——以亏本倒闭而告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封建为体、科技为用，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五四运动有鉴于此，提出了新的西化丹方，就是，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携手同来。可是，“赛先生”受欢迎而水土不服，“德先生”被摒于门外，因为他干涉内政。这个问题在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没有推倒以前是无法解决的。
日本的“西化”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明治维新，君主立宪。第二步是战败投降，虚君民主。人们说，战前日本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二次大战打掉了前面一半，日本全盘西化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日本在西化的同时，十分重视东方文化和文物，没有自我进行破而不立的毁灭。现在的日本是“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之一，“西方七国会议”曾在东京举行，东方和西方的界线已经从太平洋中心移到黄海和日本海中心了。据说，日本经济起飞的秘诀是西化加竞争。西化是技术，竞争是动力。没有动力，技术发挥不出作用来。
“西化”众生相
文化像水，是流体，不是固体；.它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如果筑坝拦截，堤坝一坍，就会溃决。文化有生命，需要不断吸收营养，否则要老化，以至死亡；古老的文化摇篮一个个化为乌有了，只有中国巍然独存，但是处于第兰世界。文化有磁性，对外来文化，既有迎接力，又有抗拒力；是迎是拒，由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来决定。文化像人，有健全、有病态、还有畸形。
文化交流有各种模式，可以归纳为替换和溶合两类。溶合分混合和化合。混合分重叠和嫁接。化合分全化合和半化合。太平洋中一些岛屿国家抛弃了他们的本土语言和本土文化，全盘西化，这是文化的替换。生物学家到礼拜堂去做祷告，既信进化论，又信上帝创造论，这是文化的重叠。佛教和西藏固有宗教结合成为喇嘛教，这是文化的嫁接。日本明治维新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半化合。某些民族统治中国几百年以后同化于汉族是全化合。
文化有图腾现象，又有禁忌现象。用头饰和帽形代表民族和宗教是文化图腾。为维护唯物主义而不敢演鬼戏是文化禁忌。图腾和禁忌交织，产生种种文化奇景。反对信佛而香火大盛。禁听邓丽君而邓丽君之风流行。简化汉字而繁体字复活。停止发行的小说一抢而空。传得最广的消息是小道消息。塞之而流，禁之而行，这也是文化运动的一种规律。
西化是五光十色的。建造洋色塔楼而没有13层和13号，把希特勒曾经破除的迷信也“化”来了，这是囫囵吞枣式的西化。友谊商店不友谊，是名不副实的西化。洋大人处处受到特别优待，不少去处“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自尊一变而为自卑，这是唐吉诃德式的西化。在“五七”干校的高粱地里侈谈身居茅屋、胸怀世界的国际主义，这是阿Q式的西化。还有瞎子摸象式、皇帝新衣式、州官点灯式、移花接木式等等，格式繁多，恕不细谈。
站在着衣镜前看看我的服饰。头戴鸭舌头帽子，这是西洋工人的便帽，瓜皮小帽久已不戴了。剪短的头发是从东洋间接学来的西洋发式，既不同于明朝的发结，也不同于清朝的辫子。人民装是西洋制服的翻版，跟中式长袍马褂大不相同。西装裤不同于宽腰布带的中式裤子。袜子是洋袜，鞋子是西式旧皮鞋。这种普通城市男姓老百姓的服饰，还有哪一样是周公孔子传下来的?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从头到脚“西化”了!
洋为中用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又称新技术革命)是历史的三部曲。我们正在同时学习第二和第三两个乐章，这是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的西化进入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丹方叫做“洋为中用”。
地球缩小了。东西方文化正在汇流成世界文化。今天“洋为中用”，明天“中为洋用”，后天“中洋共用”。问题不在“中”或“洋”，问题在“用”。
原载《群言》，198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