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2008：1)发表邵建《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简称‘邵文’)。邵文说：1925年，陈独秀反对帝国主义而胡适不承认有帝国主义。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这个八十年前的“旧闻”，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说，是一条闻所未闻的“新闻”，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历史掌故：一、最早的改革开放思想；二、反帝运动的历史来历。
八十年前的外交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但是只派华工不派军队。战后1919年举行“巴黎和会”，订立《凡尔赛条约}。中国参加和会，派出的代表有北洋政府的陆徵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以及国民党广东军政府的王正廷(当时南北两个敌对政府合作对外)。《凡尔赛条约》不顾中国的反对，规定把德国侵占的胶州湾、胶州铁路和山东各种权益，转让给日本。日本乘欧美无暇东顾，急于独吞中国，给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密约，强迫同意，内容有：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在南满和内蒙有广泛特权，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日本在中国有建筑铁路和公共工程的优先权等等。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加上“二十一条”密约的泄露，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罢课、罢工、罢市、大游行。这就是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在激昂的民气支持下，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美国也对《凡尔赛条约》不满，美国代表签了字，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条约。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解决远东和太平洋问题。1922年订立《九国公约》和《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限制日本太平洋海军，维持美国太平洋海军的优势；日本把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将胶州湾地区开辟为商埠，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各国有同样的通商权利；日本放弃“二十一条”密约，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日本当然非常不满，但是当时日本无力反对。
关于华盛顿会议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其一，认为门户开放便利美国侵略中国，使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公共殖民地，这是美国的侵华策略。其二认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列强放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于中国。孰是孰非，今天能冷静思考了吗?
历史道路的崎岖曲折
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了军阀割据的中国。但是，共产党势力日益庞大、日本占领东北、准备侵吞整个中国。内忧外患不能同时解决。国民党决定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认为，大敌当前，怎能自相残杀，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攘外”。国民党正在全力“剿共”的时候，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逼迫国民党立即抗战。
亲美、亲苏，东西摇摆，一波三折。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亲美，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帮助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中国的帮助更大。1949年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大力宣传向苏联—边倒，“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震耳欲聋，不仅政府反美，群众也在政府的号召下反美。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国以“九评”强烈批判“苏修”，中苏几乎兵戎相见。尼克松来华，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访美。留学以美国为首选，出口以美国为主要去处。
最早的改革开放思想
邵文说：华盛顿会议之后的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陈独秀当然奉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胡适认为，当时外交形势好转，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以美国为重点，无法理解。
邵文说：胡适在1922年《努力》杂志上发表《国际的中国》，提出了最早的近似“改革开放”的思想。胡适认为，“华盛顿会议之后，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了”。他说：“老实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紧要的是同心协力地把自己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大部分可以自然解决了”。
胡适赞成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开辟商埠，发展中外贸易，欢迎外来投资。他说，“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希望所在国家享有安宁与统一。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主义作辩护，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统一”。
邵文说：胡适这种思想跟六十年后的“改革开放”颇多近似之处。开辟商埠近似建立特区，欢迎外资近似接受外包，不谈反帝近似不谈性社性资。胡适的“哪有帝国主义”论，“国际的中国”论，可说是最早的“改革开放”论。可惜太早了，太超前了，在当时只是一声空谷长啸，没有回响。胡适超前了一个甲子。
反帝运动的历史来历
反帝主要是反美。中国原来有亲美传统而没有反美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后，突然变成激烈的反美国家。这是什么缘故?邵文初次提出这个问题，也初次给了答案。
第—次世界大战，俄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不幸惨败。1917年，列宁的共产党掀起“十月革命”，夺取政权，退出战争，对德割地赔款。德国投降后，苏联不能参加“巴黎和会”，因为它已经中途退出战争。苏联成立第三国际，掀起世界革命，企图消灭整个资本主义但是在欧洲十分孤立，只有到亚洲来扩展革命。中国是最理想的对象，“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中国，苏联—手联络共产党，一手联络国民党，推进了中国的不断革命。国民党北伐成功，共产党内战胜利，都得到苏联的重大援助。。
邵文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派代表参加苏联召集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1921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张国焘说：“(苏联驻华代表)马林正式通知我参加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反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张国焘说，“当时—般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认为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经过中共宣传和出席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些什么变化，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东方各地”。
邵文说：莫斯科会议是跟华盛顿会议对着干的，这是20世纪苏美对立在国际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现。在华盛顿会议客观上作出对中国有利的决议时，中国本土却掀起了反美的浪潮。
这次莫斯科会议，国民党也派代表(张秋白)参加。于是，苏联的反帝策略直接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中。邵文说：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过去指排满，后来改按苏联意图作了新的解释。苏联驻中国代表加拉罕向苏联报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已按共产国际申明的精神解释，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容许少数民族自决，也就是让蒙古独立。
苏联的革命思想逐步渗入中国青年。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针对美国，我们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我们跟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对在美国受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作思想斗争”。
苏联代表索科洛夫给苏联的报告中说：“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的敌人阵营”。邵文说：把孙中山的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以所谓民族革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苏联操纵中国革命，说得如此赤裸裸，如此真实!
邵文说：我们要等到1990年代，在俄罗斯公开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之后，才窥知其中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当年的胡适、陈独秀、孙中山，都没有见到今天公开的苏共档案，他们不可能明白其中还有深藏的奥秘。
邵文说：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蒙古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中国在领土上，回归了山东，丢失了蒙古。苏联成功了，美国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
胡适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胡适首先发动文学革命，改文言为白话。陈独秀积极响应，并把文体解放扩大为思想解放。两人共同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奠定“民主与科学”的基石。可是，从文化革命进入政治革命的时候，两人分道扬镳了。陈独秀皈依马克思主义，创立从属于苏共的中共，不幸坠入托派噩梦。胡适坚持美国式民主孤立独行，百折不挠。他说的“哪有帝国主义”这个警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华盛顿会议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久废除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以及海关和盐务的管理权；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结束半殖民地的状态这时候应当抓紧时机，建设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不应当去追随苏联搞世界革命。陈独秀认为，华盛顿会议是宰割中国的会议，中国面临进—步殖民地化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更加紧张了。胡适的资本主义建国观，跟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建国观，南辕北辙，迥然不同。历史的是非，久而愈明，真理等待时间来检验。（2008-01-16，时年10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