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属大学是指国家教育部直接管辖的72所大学，既然是直辖的，那么这些大学的领导干部的任免与管理，当然也就是教育部的专利权。一所大学办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党政一把手的正确选拔与任期。从21世纪初开始，教育部忽然兴起了向其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的做法，而且愈演愈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界和各大学的教师对这种做法纷纷表示质疑。群众给这些“空投”的领导者起了一个绰号曰“空降兵”，既然是空降的，意味着他们迟早会飞走，于是又有了一个诨名曰“飞鸽牌”。

几年以前，教育部给某重点大学空投了一位副部级党委书记，他赴任后曾召开一个座谈会，征求教师们的意见。一位副教授首先发问：“请问书记同志，你到底是‘永久牌’还是‘飞鸽牌’?如果你是把学校当成跳板的‘飞鸽牌’，我今天绝不提任何意见。”这位书记当然不敢正面回答，而那位副教授果真一言不发，以示沉默的抗议。由此可见，广大教师并不真心接受“飞鸽牌”的书记和校长，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此后，教育部向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的比例越来越大，2006~2008年出现了我国直属大学书记和校长换届的高峰。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频繁被换下，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作一次内容雷同的讲话，这几乎成了她工作内容的全部。据知情人透露，教育部曾召开过内部会议，对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所谓的“民意测验”，命他们填写可以外派担任大学书记和校长的人选(副部级)。这真是咄咄怪事!不在大学作民意测验，而由教育部的官员决定大学的领导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大学的教授，这简直是荒唐之极!

据观察，这几次高峰“空投”的大学校长，有如下特点：一是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大都拥有博士学位，但几乎都是学科学技术的，很少有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更没有学教育学的;二是大都是政府部门的司局长，“空投”以后晋升为副部级干部，这也表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农思想;三是为数不少的人都有清华大学的背景，再次体现了教育部的一条传统用人原则——“非‘清’不用”。人们纷纷诘问：“我国有那么多师范大学、文科大学，有众多精通教育学的教授、博导或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他们不能出任校长和教育部高官呢?”在过去40多年中，先后有4位教育部部长姓“清”。外界已在风传，下一任的准部长也将来自清华大学，这似乎再次印证了教育部部长非清华大学莫属的定论。这种“唯清是举”的现象，与“网罗百家、博采各校之长”的原则相悖，也不符合公开、平等、竞争的选拔机制。实践表明，这些校长大多没有突出的建树，也未能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俄罗斯有句谚语：既然马已死，那就应该换马了。同理，既然我国教育问题多多，教育改革举步维艰，那么对教育部的部长人选，也应当换一种思维了。

出于好奇，我搜集了这些“空投校长”的经历，几乎都是强调他们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而根本忽略了作为校长所必须的教育学背景，如是否懂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是否有志于教育改革，是否有开拓创造精神，有没有决策与管理能力等。我认为这不是疏忽，而是反映了任命校长的领导部门指导思想的根本偏差。这也说明，由组织人事部门选拔校长的做法，严重地危害了教育事业，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应当把遴选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在各大学和全国成立教授会，切实保障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学术中立，以真正体现教授治校。

那么，任命“空投式”校长的做法究竟有哪些弊端?不妨略举如下：

首先，违背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人才成长和用人之道。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曾精辟地指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后来，秦始皇治国及汉武帝中兴，都遵循了这条用人经验。可是，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学校长大多不是起于“州郡”或“卒伍”，而是出于“衙门”。

第二，从机关选拔校长“空投”到大学，容易把衙门作风带到大学。这些领导者最初也来自学校，但坐机关时间长了，容易打官腔、说官话，很难与基层的师生员工打成一片。这对已经衙门化的大学无疑是雪上加霜，对领导好所在的大学也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从心理学上讲，向某些大学“空投”校长，会引起教授们的对立情绪，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每所大学都有数百甚至上千名教授，为什么不能从他们之中选举出校长，而非要给他们空降不熟悉学校情况的校长呢?这明明是对这些大学教授的不信任。他们怎么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校长呢?这样，怎么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呢?

第四，“空投”的校长有一个特点，如果是从京城派到外地的，几乎都是只身赴任，而将家眷留在北京，保留户口和住房。他们到了任职的大学，要么新分配一套住房，要么住招待所或宾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多占了学校的资源，还要报销往返路费，实属特殊化的表现。作为一校之长，节假日正是做群众工作的好时机，而这些“空投”的校长都要回京休假，无形中丧失了联系群众的许多机会。

第五，从军事战略上，也违背了“背水之战”的布阵原则。“空投”大学校长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根本就没有树立与学校广大师生“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这样怎么能够办好大学呢?

当然，为了干部交流的需要，由一个学校(或部门)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校长并非不可，其中也不乏优秀校长人选。但是，必须遵循民主的程序，至少有三个前提是必须考虑的：第一，校长候选人必须到欲任职的大学至少住上一个星期，就像国外候选校长那样，广泛接触教授和学生，向他们宣释自己的办学理念，提出任期内的办学目标和改革措施。然后，在全体教授中进行民意测验，如获得认可和通过，上级(或董事会)方可正式任命。第二，像英美国家某些大学那样，候任校长只有表明愿意在任职期间放弃学术研究和招收研究生，方可被任命。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有利于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化的校长，同时又可以克服校长利用特权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防止与同专业的教授之间不平等竞争的弊端。第三，必须举家搬到任职的大学，以体现扎根基层、以校为家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决心。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优良的传统，过去组织管理部门也有严格的要求。例如，武汉大学先后有三位党委书记，是由省委秘书长、省计委主任和省纪委书记调到学校的。他们的住处与学校只有公汽一站的距离，但他们都举家搬到学校居住，而且学校住房条件远比省府公馆差得多。为了加强大学的领导，1958年1月交通部副部长刘仰嶠调任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常委副校长，他一家五口从北京搬到学校，这样做体现了“以校为家”的亲民作风，也表明他们为办好学校“背水之战”的决心。可是，现在这种优良作风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个人不自觉、自律，组织部门也不严格要求，以至于出现了不少“叶公好龙”式的人物。

近年来，人们对教育部“空投”校长的做法，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广大教师纷纷提出：遴选校长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学校长的选拔与任期到底谁说了算?大学教授在学校到底有哪些权利?有人甚至感叹：在政治上大学教授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尚有权选举村委会主任，而教授却无权选举与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校长，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最近，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到湖北几所大学作演讲时，我们第一次见面，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彼此倾心交谈了3个多小时。200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换届，年方62岁的朱清时被换了下来，再早一些浙江大学60岁的潘云鹤校长也被换下。我对朱校长说：“这种按照党政干部任期换届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办学的需要，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如果让你再干两届，那时刚满70岁，任职也只有18年，仍然还不到哈佛大学校长平均22年的任期，更不用说像艾略特任校长长达40年，他卸任时年龄已是75岁。”

那么，究竟是谁决定校长的任期和去留呢?显然，是组织人事部门的长官意志，而非大学的教授们。我敢断言，如果把选拔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们，相信科大的教授宁愿选择朱清时校长，因为他熟悉情况，治校有方，学风严谨，清正廉明，成就卓著，可以带领学校更上一层楼。可是，教授们没有这种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上级官员强加给他们的校长，而校长们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任免。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教授们既拥有知识又是人才，为什么不尊重他们合理的权利呢?除了自由学术研究的权利以外，大学教授还应拥有两大权利：选举校长和罢免校长。一个校长如果治校有方，成绩卓著，教授们拥护，自己也愿意干，就不应受任期的限制。

目前，我国不少重点大学都把目标对准“世界一流”，而选择一流的教育家任校长则系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之关键。既然国际著名大学已有遴选校长的成功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呢?不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不与国际成功的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接轨呢?高等学校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如果在大学都不能民主选举校长，那么中国的民主还要等到何时呢?

因此，在我国大学实行民主选拔校长，已是刻不容缓的必然趋势，迟改不如早改。否则，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于发挥，最终也必将制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