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2日晚，吉林国资委宣布民企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该决定在次日即引发工人聚集抗议。24日，建龙集团派出的总经理陈国军遭工人群殴身亡。这种极端的方式导致了一个鲜活生命的永远哑默。
国企重组改制涉及产权与劳动者身份的双重置换，任何调整都可能事关各方身家性命。入主者寻求控股以最大限度地裁撤冗员压缩开支，也好调整管理团队乃至经营重点以提高效率；政府要减轻负担，期待新企业能带来GDP、税收与就业的增长；原有各方股东盼着早日盈利以获取分红；工人们则不愿失去饭碗。种种利益诉求方向各异，甚至尖锐对立。
但无论如何对立，凡是利益诉求，总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关键是，要给这样的博弈创造条件，要有一个平台给那些与企业“同生共死”的工人们，让他们能够与新体制对话、对接，处理好与基本生存相关的事项。这个平台是工人单方面无力搭建的，而应该由工人自己推选的工会去与利益各方合力搭建。现有工会显然没能尽到这个义务。正常渠道走不通，数万工人的生存焦虑不能化解，才最终导致了本不该发生的惨剧。
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有关部门仍没能吸取教训。撤销重组方案后，既作为婆婆、又作为大股东的吉林省国资委坚持认为，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的方案最有利于发展，也符合全体职工的利益。其实，他们至今仍不明白：你不是慈父，工人也不是未成年的孩子，什么对自己有利，工人天然会有不同于大股东或国资委的判断。政府的最大责任，是提供一个制度空间，让各种主观判断在谈判桌上相互碰撞、说服、妥协，最后达成一个谁也不特别满意，但谁都还能接受的方案。只有经历了这个公共过程，该方案才能赢得认同并顺利执行下去。
而这就需要工会的主导作用。如果工会不能起作用，其他利益方甚至包括作为股东的国资委与本企业领导层，都会自然地“降低交易成本”，将名义上的国企主人排斥在谈判与利益分享的过程之外。工人们就只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打落牙和血吞，认命；要么走上非理性维权之路。
所以，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让工会告别收几块钱工会费、逢年过节发点慰问品的业余状态，是避免劳资关系走入极端的关键一环。那么究竟如何改革工会？广州的做法值得借鉴。就在通钢工人开始抗议的同一天，《广州市总工会关于推进我市工会改革和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其主要内容包括：改变工会主席由领导直接任命的做法，从职工中民主选举产生；市总工会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保护工会组织关系隶属市总工会的企事业单位工会干部；在建筑、环卫、餐饮、旅业等分散、规模小的行业分别建立行业工会联合会等。这些新政若能落地，会对工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诚然，像美国通用汽车那样强势的工会不免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率；但在中国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工会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也势必损伤劳资之间的基本平衡，企业中的怨气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导火索，就会以极猛烈的方式爆发，同样影响企业效率。要避免类似通钢重组的悲剧，给中国的劳资双方一个公平博弈、理性解决问题的空间，可自工会改革始。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