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漫天飞，以至“扰乱公共秩序”时，迅速止谣乃政府职责所在。找到始作俑者或故意捣乱者，以法律制裁，也是一个办法。2011年3月20日，杭州网民陈某，就因为传播“核污染谣言”，被警方处行政拘留10日及500元罚款。
政府着急止谣，用心无可非议。但谣言不等于谎言。有时谣言蜂起，并非因为传播谣言者唯恐天下不乱，而是出于人的自卫本能。日本核污染严重程度究竟如何？是否会扩散至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碘盐是否能预防核辐射？海产品、海盐会不会被污染？凡此种种，急切间，处于信息匮乏中的民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是人之常情。“未加思索便将该信息复制后转发给亲朋好友”，也未必就错得离谱。
这种情形下，为什么受罚的是复制信息的陈某？凭什么断定他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而非恐惧自保？要恰当使用法律，并不容易。
谣言诞生于真相被遮蔽处。欲消除谣言，更好的方式并非杀鸡吓猴式的惩罚，而是保证充分供给信息，使真相尽快浮出水面。有真相，则谣言不攻自破。
信息要充分供给，政府责任重大。而首要之责，便是不要干涉每个人、每个机构发布信息的权利。同一个事件，接触有迟早，观察角度有差异，用以判断的知识背景也多种多样，自然会有不同认知。紧急情况下，谁都难以瞬间甄别，到底哪些该传播，哪些该禁止，从而，谁都不应对信息源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譬如疫情或其他灾难发生后，往往要层层上报，最终定性后再由省级或以上的机构来发布。等待期间，极易产生信息空白，民众恐慌之下，流言于是不胫而走，螺旋上升，越传越玄。与其如此，本地政府何不知道多少公布多少？将精力集中于获知更多信息而非阻挡民众传播信息，便能使信息获得阶梯式发布，未知信息螺旋式下降，才是让真相跑过谣言的最好办法。
同时，某种信息是否向社会发布，不能由政府一手操办。尤其各种灾难信息，必须尽早传递给民众。在巨震中，哪怕只争取十秒，在重大疫情上，哪怕只争取半天，或许就能挽救万千生命。而第一时间到现场的，往往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新闻媒体、路人甲与当事人自己。
有人说，仅仅信息多有什么用？一万个流言也抵不上一个权威的信息，反倒徒增混乱，令民众茫然失措。的确，信息不仅要多，更要有质量。但信息够不够权威，不是权力可以命令，它根植于接受者内心的判断，因此公信力就格外重要。此次核泄漏后，有日本国民接受采访时说，“政府让我撤离，我才会撤离。流言蜚语不能让我撤离。”这意味着，对他来说，政府才是最权威的信息源，他相信在这种重大时刻，政府不敢隐瞒，而且会给每个国民恰当的指引。
这种信任感非常难得。公信力的建立需长期积累，而毁掉它却只要一瞬。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倘若你今天信誓旦旦说，不会发生地震，奶粉与火腿肠都完全安全，明天摆在公众眼前的事实却截然相反，反复几次，公信力必将荡然无存。
其实，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会内生出强大的信息鉴别机制。权威信息永远是一种为全社会所需的稀缺品，谁能提供它，谁就将获得极高的关注度，谁就拥有巨大的支持率。政府能提供，就有民心与选票；公司能提供，就有商机与钞票；NGO能提供，就能更多地“普度众生”；个人能提供，就能取得大成就。而那些总是提供劣质乃至虚假信息的机构与个人，必然结局就是大浪淘沙，风吹浪打去。
这便是自由竞争的力量。自然，即使有了政府、社会、市场与个人多方提供信息，但相信谁，选择谁，最终还是要靠个人的理性与自由选择。谣言止于智者，要粉碎谣言，靠的还是国民慎审的理性与明智的判断，而国民的这种理性与判断力，也只有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培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