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动荡和战争。在1914～1945年的三十多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转机。在战后五十余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相对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世界性的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预见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如何解释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后西方经济重建，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等等。但我认为，第三世界工业化及其带动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西方财政与金融扩张和新技术革命则是战后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本文着重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第三世界工业化促进了西方资本的跨国运动
将战后西方经济持续发展放到战后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是正确分析与认识这一问题所需要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
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第三世界的兴起。这一变化是影响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第三世界工业化是推动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兴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矗立于世，世界政治地图彻底改观。目前全世界193个独立主权国家中，有128个建立于战后。战后新兴国家绝大部分属于第三世界。
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极其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非、拉地区仅有少量的落后近代工业生产。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其名著《世界经济》中的统计，1936～1938年，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资本主义工业国占76%，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32%；社会主义苏联占19%；而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仅占5%。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占世界总量75%的人口， 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的近70%。这一地区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但在经济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即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经济，摆脱数百年来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贫困与落后。战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在第三世界广袤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第三世界工业化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远远超过17、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
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地理。 从1950～1980年间，第三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加近4.5倍，年平均增长率接近5%，其中工业增长了7倍， 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时期的速度。7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已是1900年世界工业产值的4～5倍。第三世界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1971年这一比例达到13%，比战前翻了一番多。
2.第三世界工业化对于战后西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作用。
第三世界工业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发展进程，它从开始便与西方资本及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资本的运动空间，引发了西方资本向全世界范围大规模的跨国运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无异于一次新的“地理大发现”，对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西方资本提供了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场所。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外来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投资。在5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所需投资的近90%来自外部，到60年代仍有80%以上的投资来自国外。（南方委员会：《对南方的挑战》，中文1版，3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1。）据统计， 1960～1980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累计总额达5500亿美元。1950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例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51. 7 %，1960年这一比例为39.4%。西欧国家的对外投资从60年代大幅增加，其分布大致与美国相当。
国内外一些研究者指出，战后西方对第三世界的直接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据此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的经济意义在不断下降。对这种观点需要进行分析。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依据投资比重下降而低估第三世界对西方经济的重要性。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对外投资中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利润率却高于平均水平。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为例，1980年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5%，但所得利润只占利润总额的66.3%，利润率为15.6%；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4.7%和32%，利润率高达22.3%，这意味着用全部直接投资的1／4，赚得了利润的1／3。（参见李琮：《第三世界论》，1版， 5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另据日本通产省调查，1995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企业的利润为4300亿日元，是在北美地区投资企业利润额的1.9倍。可见， 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西方国家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
第二，为西方产品提供了新兴市场。第三世界工业化是战后世界贸易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大规模扩张的重要动因。战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额年增长率平均高于世界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个百分点。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而第三世界新兴市场在战后世界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80年代中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35%，美国出口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超过了对西欧、日本出口的总和，美国出口产品的约40%输往发展中国家。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约25%的出口产品是输往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的。
第三，为西方提供了大量廉价资源和其他初级产品。战后第三世界在实施工业化的进程中，主要的对外经济活动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约有2／3的出口产品，其中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是输往发达国家的。70年代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欧共体、日本对13种重要工业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目前，西方的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取的。以石油为例，石油资源的开发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战后十多年间中东的石油价格从本来就很低的1948年的每桶2.17美元，下降到1960年的每桶1.8美元。即使到了欧佩克成立后的1970年， 波斯湾原油的离岸价格每桶也仅为2.6美元，只比1948 年以前的价格上升了不到20%，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价格甚至还有所下降。据统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需石油的75%来自发展中国家，日本、德国、法国的依赖程度更高达90%。廉价的能源是战后西方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发动机”。
二、财政、金融扩张缓解了西方生产过剩危机
国家干预是战后西方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国家干预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自我调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实施“新政”，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开始。战后初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风靡西方，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政府干预以缓解资本主义传统的结构性产业危机。70年代以来，全球性金融扩张成为当代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金融扩张为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战后西方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整。
战后至70年代，西方国家大量采用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对经济活动实施国家干预。国家干预的基本措施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作为理论背景的。针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而导致的产业危机，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大规模再分配，拉动“有效需求”的增长，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发生“滞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宏观调控手段及政策、措施又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与改革。美、英等国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复兴，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等逐步上升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实行减税、放宽或取消政府管制，强化市场机制，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调。从那时起，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中，对西方国民经济运行乃至世界经济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莫过于金融自由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放松对利率、信贷的管制，实行金融价格自由化，放宽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内容和经营范围限制，取消对大量出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限制等等。1980年，美国经过长期酝酿的《银行法》获得通过，标志着西方金融管理指导思想及货币政策的转向。继美国之后，英国于1986年10月27日发生了所谓“金融大爆炸”，即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启用了一系列放宽管制、扩大金融贸易自由的措施。
金融自由化政策刺激了货币资本的自我膨胀，西方金融市场空前活跃，大量拥有巨额货币资本的共同基金、投资基金，出现于西方金融市场。美国1970年的共同基金共有400个，资产额为448亿美元；到1988年发展为2800个，资产额达8000亿美元；到1994年底为5300 个， 资产额21000亿美元，分别是1973年的13.25倍和46.88倍。 英国的增长也很快，1995年英国投资信托基金与单位基金分别为325个和1600个， 资产额分别为45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较4年前翻了一番。（参见张幼文，干杏娣：《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1版，27页，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从国际金融扩张的角度看，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全球范围的金融扩张创造了客观条件与契机。美元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废除后，在全球范围内对于短期货币交易的投机获利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1966年美国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为80%。随着70年代“浮动汇率”制的实行，外汇交易转向国际金融产品的炒作，1976年美国商品进出口额占外汇交易额比重急剧下降到23%，1992年进一步下降到2%以下。英国这一比重甚至下降到0.5%左右。（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美）《政治经济述评》，1995（4）。）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整体情况看，1991 年底国际贸易额为3.5万亿美元，而跨国金融流动则是其50倍，约为200万亿美元，（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1996）。）到1997年全球平均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估计为1.5万亿美元， 其中用于国际贸易不足2%。 世界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也随国际金融扩张而急剧扩大，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1993年世界证券市场融资余额达214603亿美元。（参见《国际清算银行年报》（1994）。）
2.财政、金融扩张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造成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货币资本运动日益脱离于商品资本运动，实物经济贸易日益脱离于货币经济的显著趋势。这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经济运动的新特点、新发展。
1992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指数高达326， 日本为392，韩国竟然高达436.4。近年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 %左右，而美国纽约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年均增长超过20%。从总体情况看，1980～1997年底，世界股票市场上的资本额增加了1388%。但西方工业化国家同期的经济产值只增加了60%强。这些都说明，在当代资本运动中，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日益演化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而金融衍生物的大量出现和急剧增长又强烈地刺激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在11个国家的67家银行和12家证券公司进行的调查，这些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衍生合同总值在1995年末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名义价值为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以上。目前许多欧、美、日银行所拥有的衍生合同都是其资产的5～10倍，甚至百倍于它们的资产净值。 （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美）《政治经济述评》， 1995（4）。）
财政与金融扩张，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为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性停滞与危机而采取的调节手段。财政与金融扩张，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经济产生了两个有利的作用：
第一，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增加了投资和生产性消费，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消化了一部分生产过剩，促进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重新启动。
第二，虚拟化的金融资产膨胀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强大的所谓“财富效应”，促进了企业与个人消费。目前美国居民个人财产中38%是以股票形式拥有的。在金融扩张时期，居民的消费预期大大提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指出：当前“在某种程度上，消费开支一直是由股票市场的利润来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的利润是实现的资本收益。这些资本收益已从1992年的1270亿美元猛增到1997年的大约3820亿美元。”（罗伯特•萨缪尔森：《会发生一场世界性灾难吗？》，载《新闻周刊》，1998－09－01（17）。）
财政与金融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解矛盾的同时又意味着矛盾进一步的积累与扩张。因为，战后以来的金融扩张已使当代世界经济变成了一种“透支经济”。目前遍及全球的规模极其庞大的金融活动早已失去了相应的实际物质生产与产品的支撑，建立在所谓的“信用”的基础之上。但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进而威胁到整体的经济运行。
三、科技革命对西方经济的有力推动
战后首先发生在西方的科技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一次新的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在三个方面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1.科技革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当代科技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它使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特别是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素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据统计，1951～1975年，西方国家中，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8%，联邦德国为4.4%，法国为4.3%， 美国为3.2%，英国为2.6%。（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下卷，2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这些数据显示，战后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战前。一些西方学者进一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民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作出了直接的贡献。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曾利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要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过定量分析。他认为：1929～1982年间，美国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92%，由科技进步产生的增长部分为1.06%，即贡献率为36.3%。（转引自郑伟民等：《衰落还是复兴--全球经济中的美国》，1版，95～96页，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科技革命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在直接的生产领域又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利于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具体来讲，技术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带来的更高的产出率，使战后西方国家剩余价值率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又有利于企业的货币资本的积累，进而扩大了固定资本的投资规模。以日本为例，1955～1973年日本30人以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9倍， 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同期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额增长了8.1倍。（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修订版），下卷，第21页。）
2.科技革命拓展新兴产业，扩大国内外市场。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质的飞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中科学并不直接促进技术与生产的重要变革。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科学发展开始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由于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速度与效率大大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循环过程，使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一体化。
由于新技术大量涌现，创造并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一大批新兴高科技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如电子计算机、通讯及传播技术的进步，创造并带动了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约30%来自高新产业部门，过去4 年来美国新增的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有2／3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约有430 万人从事与信息产业有关的职业，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
3.科技革命使西方掌握了控制世界经济的新手段。
新科技革命在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秩序。到目前为止，科技革命的主要成果大多掌握在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集团手中。当今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拥有全世界新技术的90 %和技术贸易额的75%。如果以国家为单位看，美国是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第一强国。长期以来美国高度重视科技开发，大力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从60年代开始，美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投入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高居2.5%至2.6%之间，到1994年美国投入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资金总额高达1765亿美元。这个数字要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此巨额的投入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头号知识经济大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着科学技术、知识经济的优势，利用高附加值的技术、知识产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使大量经济剩余转移到西方。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所起的一种负面作用。
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本应属于全人类，但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却被少数跨国公司和少数西方大国所垄断？这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大国实施的国家利己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雁行战略”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的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一方面，由于不断地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系统。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的雁阵中永居末端，永远难以赶上和超过“领头雁”--发达国家，被紧紧地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另一方面，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进一步讲，这种雁行模式中的依附关系又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和垄断优势，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经济并非普降人间的甘霖。新科技革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首先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在国际化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在今天的中国，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
总的来说，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不能离开对于资本本质的认识。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增殖。资本增殖实现的最基本手段是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扩大也是解决资本在其价值实现方面障碍的基本手段。资本运动之所以停滞甚至陷入危机，究其根本原因是实现资本增殖的市场条件的缺乏，抑或资本在市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理，结合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引发了西方资本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向全世界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动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扩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源泉并使其生产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造成了资本的国际大循环，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