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点文字，纪念炳泉，在我是应该的。我跟他在新华社国际部共事过八年，虽然在我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就没有什么接触了。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的炳泉，开头是因为是“走资派”而被揪出来。后来罪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被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他精神快要垮了，于是在一九六七到一九六八年两年间，不顾自己脱帽右派的贱民身份，也不管自己也处在连续挨批挨斗的境遇，找过他两次，劝他要自信，不要相信那些无端加在他身上罪名，但是并无效果。一九六八年底，我自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儿女们更是早就下乡插队去了，直到一九七O年年中，才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他已“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虽然心里不无疑惑，但是从此就完全断了音讯，连疑惑也日渐淡忘了。
事情过去已经三十三年，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代的话，已经超过一世人的时光了。时光已把记忆日渐磨损。实际上，我也很少想到炳泉，毕竟三十多年间，大至世界，小到个人，变化都不小了。
但是，我也还是有记忆的，正如鲁迅所说，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已掉在水里，把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中间还冒着血丝。
在我的朋友中，炳泉可以算得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因为他的经历是和共和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青年大抵不会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是苏中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是一部当时极其稀罕的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其中有一个镜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炳泉把傅作义的代表介绍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从此开始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在这个特写镜头中，炳泉穿着一身蓝袍子，他本来个子就高大，在电影里顶天立地，几乎撑足了整个画面，那形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部电影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大元帅”亲自委派到中国来拍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摄影队和中国电影界合拍的。因此在一九五一年得到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大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炳泉能在这样一部电影中“露脸”，其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难以想像的。何况炳泉不但曾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而且此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就已经首次以中共地下党代表的身份面见傅作义，在傅的办公室里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又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亲自见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且奉他们的指示，向傅作义当面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谈判的六点方针。
我认识炳泉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奉调入新华社与我在国际部共事的时候了，当时虽然也风闻他参加过同傅作义的谈判，但只是有一点影子，详情却完全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正是各路英雄云集北京，报纸上和电台上宣传不断的时候，但是炳泉给我的印象，除了身材魁梧而外，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绝口不提自己的“英雄业绩”，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的胜利》公映，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光辉形象”。当时一些年轻的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当然对他仰慕之极，但是，他却完全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新华社很可能是入城机关中，直接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最多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当然各有一番“光荣的”革命经历，然而像炳泉那样当时已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我到现在也想不起还有谁来。炳泉真正做到了“不矜不伐”，他对我们这些“延安来的老干部”，不但十分谦逊，而且简直是恭顺，虽然这些人的资格许多也并不见得比他老（我就不如他）。
一九五〇年的批武训开始，政治运动就没有断过。对于意见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犯点毛主席批判过的“自由主义”是难免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但是炳泉却总是表现得改造得比别人都好。我们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好几年，我实在想不起他说过什么出格的话。难怪支部书记胡韦德有一次说：“在李炳泉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地下党员模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的，从一九四〇年入党开始，他就生活在一言不慎就可以招致杀身之祸，甚至误了党的大事的环境中，生活对他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因为右派问题而被揪出来批判的时候，炳泉大概是出国刚回来。作为我的亲密同事，他是不能不发言的。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同李慎之是离多聚少，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才知道他的思想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哪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几乎怀疑每一个人都可能落井下石，保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某年某月某日，李慎之对我说过一句什么话。李慎之必须交代你的黑纲领……”听了炳泉的开场白，我安心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以后十年，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下放劳动的时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新华社大院里，看见老熟人也大多不再打招呼，跟炳泉也差不多，只是偶尔目光相遇微微颔首而已。
这个时候，除了我自己沦为人下之人而外，我知道他的工作是顺利的，虽然并不显赫。新华社成立了外事部，他当主任。这个工作本来是在国际部工作的时候在我分工范围内的，只是在他的领导下，业务大大扩展了。我听到的口碑是好的，他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开始了。我当然在劫难逃，一上来就被打入“牛棚”，挂牌子，戴高帽，游斗，挨打，抄家，样样都有份。但是因为已经是死老虎，够不上“走资派”的资格，已不是造反派兴趣所在，所以受的冲击和压力都要小一些，我本来就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人对我的历史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从小参加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本来没有历史问题的炳泉却像当时的许多走资派一样忽然有了历史问题。在那个天昏地暗的年月，凡是本来是坐过国民党的牢的，就都一定是叛徒；凡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就一定是苏修特务；凡是在与美国人有关的单位工作的就都是美帝特务……这几个“凡是”虽然也未必那么“一定”，但是绝大多数都要受到某种怀疑，却是逃不掉的。炳泉的历史，连这样的怀疑都不可能。但是造反派的革命警惕性还真是高，他们查来查去，竟然发现他在解放前曾在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的《平明日报》当过记者，写过有“反共”嫌疑的反动文章，这原是地下党员隐蔽身份作对敌工作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在造反派看来，既然是老共产党员而又反共当然是叛徒无疑，也必定是傅作义的“奸细”或“特务”无疑。就在这个时候，不记得四人帮的哪位“秀才”（可能就是张春桥或姚文元）发明了一个头衔，叫做“反动文人”。一时间这顶帽子满天飞，造反派觉得对炳泉特别合适，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当时，我还不知道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有过“在地下工作的党员在敌人的报纸上写文章用‘匪’字，杂有敌人的观点不算反党”的指示，只是凭情理认为，如果这样也算反党，那还要做什么地下工作，也不用革命了。
其实，据刘可兴告诉我，天性驯良谨慎的炳泉，在所谓的“反动文章”中从来没有用过“共匪”这样的字眼，而倒是想方设法透露出一些解放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的信息。而且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都要经过地下党支部书记袁永熙看过。（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是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得自杀的）。
当时，我和炳泉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被隔离“审查”和“学习”的条件下，所以虽然同在新华社大院内，却极少见面的机会，就是碰到也不可能交谈。上面说到的情况我都是从各个“战斗队”贴满在院子里的大字报上知道的。这倒不是什么“知情权”，而是造反派命令我们有义务要“学习”的。
不过，偶然地也还可以看到炳泉，那是在买饭或者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只是每天早上必须提前到牛棚向毛主席像清罪，然后开始“天天读”，晚上又必须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九点才许回家，因此那样的机会并不多。
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夏天吧（“反动文人”的名目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才被叫开），我在院子里见到炳泉，发现他脸色灰暗，两眼发直，神情颓丧到了极点，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精神似乎要垮了，因而立刻有一种冲动，要帮助他挺住。
说来奇怪的是，我当时当右派已有十来年了（包括摘帽右派八年，身份其实差不多）。我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十来年中，在饱受凌辱之余，也多次有过生不如死，一了百了的念头。但是经过反思和锻炼，精神上的韧性多少强了一点。“文革”开始后，居然有一个延安清凉山的干部科长，抗战以前在日本留过学的老党员（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老红军”了），反右派斗争中当我的专案组长的同志，在与我断绝来往十年之后，忽然跑到我的家里来，明明白白说要向我请教怎么能当牛鬼蛇神而不至于垮掉的经验。我虽然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既然承他不耻下问，就也讲了一些“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大道理，还大胆讲了一些“对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要心里有数，不要失去自信”这样在当时是颇有危险的话。
我没法知道我的谈话到底对那位“老红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他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发表“要解放一批干部”的最高指示后就率先造反，贴出大字报“自己解放自己”，以后就照样再也不睬我了。但是他的来访却鼓起我的一点自信与勇气，决心去劝一劝炳泉。好在他当时已搬出高干楼，到了黄亭子宿舍区南侧最破烂的一间平房里，我也已经搬到了比原来少一间的楼房，与他相距密迩，不怕被人看到。我对他说：“我们在西柏坡的时候，李克农来做报告，一上来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共产党的特务头子。但是看问题不能脱离阶级观点，我是无产阶级的特务，就不可能是坏人。你们不能骂共产党，不能捧蒋介石，但是我就能够，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是党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你在傅作义的《平明日报》工作，要夸几句国军，骂几句共军，完全是为了工作的必要，谁敢说你是反动文人，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就是给你带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党也会给你摘下来的。”说实在的，在那黑暗看不到边的年代，我对将来有没有这么一天，心里其实也没有底，只是想给他打打气，让他振作起来而已。不料他居然无动于中，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他们都是同志，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确实应该认真检讨。”
我发现我的说辞无效，也就不再多说，又怕被人发现，只好退了出来，心头忽然想起了胡韦德的那句话，“这真是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堪称模范的地下共产党员。”
在那次以后，我顶多还有一两次，同他有过这样不到五分钟的谈话，觉得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眼睛直呆呆地。
这时听说，炳泉的专案组对他采取了诈术。先是向炳泉夫人刘可兴说炳泉已经交代了他们在私下说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要她也揭发炳泉的言论。虽然刘可兴拒绝诬陷炳泉，但是专案组竞冒刘之名，编造假材料逼炳泉承认，在严刑逼供下，取得了一点点“战果”，然后又反复“敲诈”了几次，“战果”当然也多少扩大了一些。这对炳泉的打击，可能是最致命的。可怜炳泉这个老地下党员，不但没有经过江西时代的整AB团的肃反运动，也没有经过延安整风审干时代的抢救运动，对“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承受力是很小的。
我因此想到，有些国家的法律是禁止向配偶或亲人取证的，有的国家的法律是规定被告有权根本不回答法庭的问题的。但是我想着想着就害怕了，这些可都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啊！
李炳泉是一九七〇年五月二日去世的，消息传到干校的时候，都是说他是在被隔离的地方自杀的。但是后来也有人说看到他死后的两张现场照片，他遍体鳞伤，因此怀疑他是被打死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不可胜数，其中许多都是自杀他杀，莫可究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没法分清的，尤其是死者往往处于绝对隔离的条件，亲人不但不在周围，甚至不在北京。炳泉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已下乡上山到了云南和山西，妻子虽然近在宣化，但是五一劳动节，别人都放假回来了，她就是不能准假，只有第二天炳泉死后才得到消息。然而等她赶回北京，人已经在八宝山了。
炳泉的专案组长是一个中年的女同志，据说审问炳泉时很凶，手段也很毒，比如像使他们夫妻互相揭发的招儿就是她想出来的，因此有人说炳泉其实是她逼死的。这个同志，原是新四军的干部，五十年代中调来北京的，可以算是炳泉和我的老部下了。人长得富胎，也很端正，平常也是一个挺和气的人，怎么会这样手辣心狠呢？不过，只要熟悉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就不难理解，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中，在这块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的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把人变成狼。
炳泉的冤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平反。近年来在一些回忆录里已经可以看到炳泉的名字。虽然《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已经因为意外而被毁，但是在《平津战役》这样的新的文献片里也已经可以看到炳泉的身影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位共产党的代表，竟常常被说成是傅作义的代表。
自从一七九三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家维尔涅（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竟是愈演愈烈。法国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革命且不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吞吃掉的自己的儿女简直是指数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中国共产党自己杀掉的共产党员，就比中国国民党杀掉的共产党员还多好几倍）。这样的悲剧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终止。
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炳泉是最典型的忠于革命而又死于革命的一个。写下以上的一些话，固然是为了纪念炳泉，也是为了表达我的悲愤，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如何结束这样的悲剧的课题。
(二〇〇三年二月春节元宵完稿)
(本文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改题为“怀念报人李炳泉”，根据《李慎之文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