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民主宪政在道义、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其他政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它代表了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方向，成为取代世袭皇家统治、个人终身统治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的普遍形式。

现代民主宪政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1)人民的统治和2)对人民的保护。前者要求确立开放的政治体系，保证政府和公共权力来自人民并受人民控制；后者要求确立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广泛的制度结构，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不受来自社会和政府公共权力部门的侵犯。因此，民主化也意味着两个方面的进展：1)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保证“我”（公民）能管“你”（政府或公共权力）；2)明确公民自由权利，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重角度，为之设立保护屏障，保证“你”（政府或公共权力）不要管“我”（公民），并在“我”（公民）需要“你”（政府或公共权力）的时候提供必要帮助。

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的和平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经济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条件。尽管不能完全证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确定经济发展达到什么水平才会开始民主化转变，但是，从长远来说，人们并不能否认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学研究表明，民主不一定促成经济发展和繁荣，但经济发展和繁荣可能促进民主发展。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威权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强控制，但在经济上发展出一个主要操纵在私人手里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的“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 。“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化方向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如下帮助：

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他们崇尚自由，反对干涉；主张合作双赢，反对你死我活；倾向中道温和，反对极端和突变等。他们希望改革权威主义政治，而不是革命推翻这种政治。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意识增强，不容易受极端分子煽动，不盲从政治野心家的蛊惑，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

与上述两方面因素相联系，经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公民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力观念的形成，是要求制度保障其权利的开始。

市场经济本身教会公民自立、多元化、宽容以及不要期望过高。这都有助于维持一个民主制度。

2．文化世俗化与同质化。文化世俗化被认为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被看成是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不难想见，在一个宗教观念成为主导思想，人们依然非理性地寻求和证明自己的“正统”，而把其他持有不同信念的人视为“异教狂徒”的地方，民主不可能得到顺利成长。同样，民主制度的生成和良好运转，也依赖于同质性文化的形成，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一些基本政治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如尊重个人权利，维护法律程序，崇尚宽容精神等）。在政治文化两极分化的社会，大多数公民处于两个对立的极端（极左和极右），社会矛盾和社会裂痕严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难于达成妥协，政治领导人的重大政策建议都可能遭到相当部分人的反对。在这样的社会，不仅民主的和平转变难以实现，而且，以选举为核心的大众民主模式的推行可能为社会内部纷争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引发政治不稳定，甚至导致政治分裂。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任何对民主怀有热望的人士所不愿看到的。

3．政治文明化。民主宪政本身意味着政治文明，因为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确立了政治权力的非暴力分配原则，保证权力的和平转移和交接。但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变，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文明化作为前提条件。政治文明化意味着政治生活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暴力、权力独享、世袭制和终身制、打天下坐天下等，都是传统政治的自然属性，而谈判、限任、分权、民主宪政等，则属于政治文明的属性和表现。执政者主动限制自己的权限和任期，这是政治文明最集中的表现。不难想见，在一个政治没有得到“驯服”的“自然状态”下，在一个动辄拔刀相见、崇尚武力的国度，民主不能得到成长；在一个没有也不谋求“给政治家和反对派以出路”而奉行“你死我活”、“赶尽杀绝”原则的斗争社会，政治转型也不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实现。

4．政治领导人和执政党的开明化。政治领导人和执政集团面对转型的态度、理性选择程度和对社会的实际掌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成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在内的社会精英在政治转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的精英集团的开放意识和开明态度，权衡得失的理性思维，长远的战略和策略选择，主导政治发展进程的信心和能力，对于民主的和平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