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有关中国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是国际上研究文革的领军人物马若德在他的三巨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基础上，精心研磨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二ＯＯ九年中文简体字版）的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二ＯＯ六年出版，它的孕育出世有趣而又严峻。我作为见证人之一，抚卷回想，几多感慨！

此书的渊源久矣！远在一九八Ｏ年代中期，哈佛校方就正式向本书作者Roerick MacFarquhar， 马若德（国内把他的名字音译成麦克法夸尔）提议，可否在该校《核心课程》大栏目下，新开一门专讲中国文革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

虽然该建议对马若德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毛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炮火——对《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是十六世纪中叶，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丫头呢？

谁知道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八八年春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全部才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后勤部门出了道难题，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

我记得正式注册上首届文革课的学生是八百三十名左右，仅助教就有二十二名，包括本人在内。那时没有现成的课本，马若德就组织助教认真挑选中文资料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为一个译法争论半天。比如“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capitalist roaders；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这部《毛最后的革命》，狭义的说，是从一九八八年春启动的，到它的英文版发行近二十年。而从广义上说，它是从一九六八年启动的——那时中国文革正处于高潮，马若德就已经敏锐地感到它的非同寻常，遂将其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一九七四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一九八三年，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大跃进；一九九七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高层在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的严重分歧。三部加起来一千七百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是让人望而生畏！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一九九九年度倍受尊敬的Levenson奖。《毛最后的革命》就是马若德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础上，处理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的建议，马若德把这部通史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通史却寥寥可数，基本的困难既是因为“太多”，亦是因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重要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也是异乎寻常的，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有关文革的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开放；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品和幸存者（毛、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过文革回忆录。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全貌描绘出来。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有关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资料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二百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马若德是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费氏乃是第一位不是治美国史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大家）的弟子，然后就任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联席讲座教授之职。《毛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马若德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铨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不论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

虽然这部通史对文革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均有交叉描述，着力最多的，仍然是高层政治争斗的动力学。马若德笔下的那些重要人物是多维的，就像经典电影中的角色，很难用一个单面的形容词去界定。作者对晦暗不明的高层政治悲剧和滑稽剧能够作出扎实的、颇具说服力的剖析，除了上文所说的依据自己和同行多年实证研究的成果外，还得益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马若德曾任数届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政府系的主任，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接待过许多来自中国的资深访问者，其中不乏文革的重要参与者和知情人。他们的所知所闻在中国不易照实公开发表，而在哈佛的自由环境里，便可以更加实事求是地交流。

阅读这本文革通史的时候，我又一次回想起多年前马若德发出的一连串提问。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发行的一套四册厚书，《统帅部的斗争》、《兵变！兵变！》、《八载秦城梦》、《千秋功罪》，其中收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属于广为阅读的“文革记事”。我立刻给马若德邮去一套，一段时间后，他在电子邮件中问我：“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们是否够格都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疑点源于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重要当事人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绪”和“心情”如何，而有些当事人早已丧命于文革时期。马若德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当事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最后的革命》里处处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性的高或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

马若德在《毛最后的革命》书首的题词中，把这部研磨近四十年的著作“献给所有以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的中国人。也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更自由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和著述。”而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是分别献给他的结发妻子、女儿和儿子、比较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他退休以后那个讲座教授席位的继承者就是马若德）的，由此可以看出马若德对中国的感情和中国学术界的期待之深。我相信，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会有力地刺激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知情人，在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方面，或者对已有资料作新视角的铨释方面，或者兼而有之，作出更可观的优质工作。

比如，在资料的发掘进展方面，我参加二ＯＯ八年底的一个研讨会时，听到清华大学一位农业经济史专家说，最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原意图是重新回到三年大饥荒前大跃进高峰期确定的粮食征购目标。毛的提议遭到与会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因为高征购目标正是导致千百万人饿死的主因。全国农民刚刚喘息了一下，又要从饥民口里夺粮，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面对全国五级（中央、大区、省、地、县）党政干部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毛不得已收回了原提议。清华大学的这位专家说，这项研究更有力地解释了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如果毛的清洗目标仅仅是刘少奇、彭真等几个领导人的话，他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手术”式的方法去解决，就象他此前解决“彭德怀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等等一样。正是由于毛的治国方针在全国五级干部代表的七千人大会上得不到多数的拥护，才促使他决心发动一场“横扫”从上到下一大批“篡夺了党政军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规模运动。

我本人很在意的，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乃至被排斥的方面——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包括暴力行动）的社会反抗原因。我在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的一篇文章里，讲解了这个道理。简言之，我的观察如下：文革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批斗当权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不是毫无区别地对周围所有的当权派施加同等程度的过激乃至暴力的行为；那些在文革之前对下属特别专横跋扈、鱼肉平民百姓的干部，更有可能在文革的大混乱中，遭到对其往日的所作所为相当了解的本地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剧烈报复。这类报复行为，从严格的技术的意义上说是非法的，但却合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范畴。

值得忧虑的是，这种“以暴抗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和激进主义的趋势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又有抬头的迹象，最明白无误的例子，莫过于二ＯＯ八年的“杨屠警事件”及其在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响。由此可见，研究文革不仅具有史学价值，它对如何建立公正的社会、推进法治和反腐败等重大现实问题，均具有长远深刻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