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东欧剧变，抛开意识形态之争，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亨廷顿的“第三波浪潮”高歌猛进。柏林墙、哈维尔、瓦文萨、团结工会、圆桌会议、戈尔巴乔夫……一连串熟悉如常的名词被历史定格，但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民主了，未必是宪政了，即便宪政实现，大部分人还是得低下头面对衣食住行这样那样细小入微的问题。每一个国家的转型模式，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承接和现实条件的约制，匈牙利学者格雷什科维奇对转型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因其作为社会变动的亲历者的身份，便在政治、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中，引入了转型起始对原有模式依赖性的生动分析。
20年倏忽而过，世界新增8个发达国家的名单中，昔日的东欧国家赫然济济一堂，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还有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也发展劲头十足，昂首挺胸排在预备队里。《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解释的，正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转型现象：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欧国家告别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的双重羁绊，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东欧国家转型出现这种结局的机理何在？
在民主制度的缺席下，“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政治领袖、不存在负责任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以及历史上不存在企业家精神”，东欧国家是如何从捉襟肘见过渡到长袖善舞的境界，东欧何以没有走向拉丁美洲那样的尴尬境地，本书的论述主题，即在于此。而转型期间的正义如何执行，是纽伦堡审判中疾恶如仇的模式，还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样的宽恕为怀，罪与罚的实现、公理的实践，这些转型期间的正义执行，似乎不是本书的重点。书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这种经济模式下，东欧诸国日夜马不停蹄地步入辉煌。
这一概念说来很简单，第一点解释是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第二点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它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其实一言以蔽之，第一条即休克疗法，第二条便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秦晖和金雁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里提到，尾大不掉的帝国遗留下问题种种，这么一个臃肿的身躯必须经过痛苦的稳定化阶段才能克服其巨大的惯性，于是休克疗法呼之即来一边是治疗的过程，一边是医治的预期目标，因为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所以转轨后的国家，首要之务是分散政府的权力，这个权力虽然可以一厢情愿地去做许多有益事情，但有害的事也是因它产生。政府在自由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不过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暗流涌动，伯林的担忧始终没有过保鲜期，只不过，此时此刻，没有了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抗议、游行、罢工更多受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时间性安排的束缚，一切愤怒和发泄，都在有条不紊地照章进行，民主体制从低素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从弱不禁风成长到根深叶茂，这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著，张大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