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当年为架设这个中外学者所共享的对话平台而鼎力相助的中方学术委员匡亚明、李慎之、张岱年、王元化等诸位前辈，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先后谢世，他们为论丛的问世、发展所付出的心力，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特别是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
王元化先生是我国文化界具有独立思想品格、享有声望的著名学者，是我心目中特别敬重的前贤，他的离去，使我沉浸在深切的怀念和愧疚之中，近几个月来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先生和蔼慈祥的面影，时时忆起和他相遇、相识的点点滴滴，内心里总是禁不住在呼唤：远去的“智者”啊归来兮。
我初识王元化先生，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阅读他的两部著作《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和《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年再版本）。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著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是先生的一部文学评论集，在这部处处充满着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先生为这两篇文字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讨伐。而王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可以说，是一部在新时期引领人们走向自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之一，在80年代比较文学成为“显学”的时代，王先生这部名著，给予我最深刻启发的，是其跨文化研究视野和确立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观照方式上的创新。阅读先生这两部大著，使我受惠良多，为之倾倒，渴望能有机缘拜识先生，当面聆听这位前辈大家的教诲。
1996年，拜识先生的机缘终于到来。是年4月23日—27日，由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承办的“对话：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大举行。此次会议是由中国文化书院牵头，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合作，继1991年3月中山大学“文化的双向认识策略”、1993年6月北京大学“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之后的第三次中欧跨文化对话论坛，具有国际前沿性的高层学术会议。我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的委托，与法国夏尔-雷奥波·马雅人类进步基金会负责人苏盖（Michel Sauquet）先生联手，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王元化先生作为特邀贵宾前来与会，使我得以有机会与他首次晤面交流，一睹其风范。开幕式那天，乐老师还在美国，我们就请汤先生和王先生在开幕式讲话，汤先生因为要在开幕式后作大会发言，他们互相推让再三，便由王先生代表致辞，王先生在开幕式的简短讲话中，首先援引孔子《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语录，强调“和而不同”便是本次中欧论坛的对话原则，给了所有与会者以极大启发。接着，王先生和法国巴斯德学院著名生物学家唐善先生（Antoine Danchin）联手，主持了一场“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同一性”专题讨论，在讨论中，他倡导实事求是、平等交流的科学态度，厌弃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浮躁作风，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一个“沉思着的智者”，“虚己服善”、平易谦和的大家风度。他在他提供的《与友人谈想象书》的论文中，以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早期的论作《想象的产生：论中西文学》为例，批评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往往以西方为坐标来衡量中国文化、加以比附的偏颇，自谦地检讨他60年代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时，“虽对比附存有戒心，但在论述文论时以西学为准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举他对《文心》、《熔裁》篇的阐释为例子，说这是使他“长期以来，未惬于心”的方面。他强调指出：“我觉得海外汉学家倘以西学为主体来解读中学，实际是退回到半个世纪前已被克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这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这个精当之论，在当时就获得了与会者高度评价，在今日西方汉学界更获得了有识之士普遍性的认同，它对推进汉学健康发展和跨文化对话深度交流，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在会议期间，王先生还接受媒体采访，应邀在南京大学作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的学术报告，受到南大师生热烈的欢迎，其轰动性影响，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记。王先生也为南大学子的学术热情所感动，多次跟笔者提起，他住在南大南园宾馆的几天里，每每晨起户外散步，常见学生在校园里晨读，这上佳的学习风气给他印象至深。回到上海不久，他便撰写了一篇长文刊载在《文汇读书周报》，文中多处夸奖南大勤奋好学的校风，他把这期《读书周报》寄给了我一份，成为我们的永久纪念。
自96年南京会议后，我和先生之间的往来和交流，便日趋频繁起来。这一则是，在南京会议上，我们提出创设一份《对话》国际刊物的动议，得到了王先生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赞同，会后我们就积极筹建，邀请他和汤先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学术顾问，时不时的要向他们请教；再则是，在南京聚首时，我不揣浅陋，向先生赠送拙作《法国作家与中国》，求教于他，他当即高兴地将其印出不久的跨文化研究大著《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题签于我，这也平添了我们彼此间深入交流的机缘。南京中欧跨文化对话论坛结束不到两个月，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牵头、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合办的中日“东方思想研讨会”，于6月8日——9日，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我经王元化先生举荐、由大会副秘书长葛伟倡先生出面邀请赴会。王先生本应在大会作“论道德继承”的讲演，后因身体不适而未能与会。一天晚上，我在大会秘书处的安排下，前往吴兴路246弄3号王先生府上看望他，受到了他亲切而热情的接待。我还记得，当我到达他家的时候，来上海参会的汤先生和秘书处葛伟倡先生等已先我而至，厅堂里还摆放着汪道涵先生托人给他送来的花篮。那晚，大家相聚甚欢，交谈中提及南京会议的情景，先生依然兴致甚浓。为不使先生过于疲劳，我们便收住话题，准备告辞。离开前，先生特地跟我说：“你送我的《法国作家与中国》，我已翻阅过了，写得很不错。罗曼·罗兰和中国的关系也引起日本汉学家的关注，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寄给你。”先生如此支持和奖掖后学，令我又惶恐又感动，便连声道谢，和大家一起向先生告辞了。这是我与王先生的二次晤面。
不久，我便收到王元化先生用特快专递寄来的罗曼·罗兰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先生1945年11月获悉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后写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50年6月写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1989年2月写的《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后》，及日译者著名汉学家相浦杲在病榻上写的《有关罗曼·罗兰的一些事》（1990年）和先生1991年3月写的《遥祭相浦杲》文章影印件，至今我还完整无缺地保留着，连同那打上“1996、9、28”邮戳原装特快专递信封。罗曼·罗兰是王先生所喜爱的作家，他青年时代所写的这两篇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如上面所提，我在此前已拜读过，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过。先生第一次读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期，正是抗战初期的1941年，是阴霾遮蔽整个中国的时期。他一读这部作品，与书中的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相遇，就“把他当做像普洛米修士从天上窃取了善良的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将之引以为他向人生和光明攀登的榜样。我在考察罗兰作品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影响时，曾征引了先生的例证：
当年尚还年青的王元化在谈到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读到罗兰作品时写道：“……当我认识了克利斯朵夫的艰苦的经历之后，我看到他处于这样不幸的境遇中仍旧毫不动摇的趱奔他的途程，始终不放松他的远大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挠他的果敢的毅力。‘在这种榜样之前，谁还有抱怨的权利？’比起他的痛苦，那些小小的苦恼又算得了什么？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7）罗兰及其作品确实成了那一时代中国知识读者生活和战斗中的“良伴与向导”。
《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于建国初期，先生在这篇文字里，再次肯定了罗兰和克利斯朵夫为信仰而搏斗的英雄精神，肯定了他们追求“心的光明”的人格力量，并有远见性地批评了学界有人以新的社会意识来贬责罗兰作品的倾向。我在几年前研究有关《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命运的一篇未刊文字里，引述过先生这个极具预见性的精辟论点，现摘录如下：
当然，在五六十年代这场挞伐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运动中，舆论并非绝对一致。事实上，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仍有不少热爱和保护罗兰的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个性辩护），也曾出现过公正的呼声，甚至是真知灼见的呼声。比如，五十年代初批评家王元化在《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就曾针对一些机械地运用现代思想意识否定《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倾向发表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我们如果以从后来居上的态度，用挑剔毛病的办法，是可以把《约翰·克利斯朵夫》批判得一文不值的，并且也可以有数不清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社会意识远比罗兰进步而引为骄傲”，但问题是，“一种社会意识如果没有伟大的品格作它的基础，没有人格的印记作它的血肉，没有心的参预作它的生命，即使以科学的方法来标榜，从客观的态度来吹嘘，它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掩饰自己的冷淡”。他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可能赶不上现在它的读者的社会意识的水准。可是，我们得说：这个‘相信善的胜利的贝多芬’，仍旧可以作为那些‘觉得没有心的参预的社会意识，就能济事的男女’的一个少不了的榜样”。（41）但是，在“兴无厌资”的一片呼声中，这个声音毕竟很小，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况且，在“无产阶级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并成为唯一、绝对的价值尺度的时刻，纵有不同评说，也如一箭之入大海，完全沉入到以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为主潮的奔腾的洪流中。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这篇文章所不幸而言中的那样，人们“以后来居上的态度”，罗织了“数不清的证据”，证明《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不可取，对克利斯朵夫大力挞伐，到“反右”后，便愈演愈烈，酿成一个空前的讨伐约翰·克利斯朵夫、拷问自己灵魂的悲剧。这样的讨伐是那样的严酷和无情，以至一切推崇过，介绍过罗兰的人都难以幸免。
我在这篇未刊文字里，接着叙及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受害于五六十年代那场可怕的政治洪峰，却不甚了解王元化先生也遭遇过同样的伤害。直至1996年9月，读到先生寄来的这些资料，才知道这两篇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字和先生本人所经历的坎坷遭遇。这两篇论文原载于先生1952年初版的《向着真实》一书，1954年印刷三版后，因先生被卷入所谓胡风案件被禁。1955年反胡风斗争中，在它们的作者站在被告席上又被剥夺答辩的情况下，遭到了口诛笔伐，甚至直到1960年，反胡风斗争早已结束的时候，在学界仍有翻译、研究罗兰的专家，运用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的“按语”同样的语言，对先生这两篇文字加以指斥、讨伐。这两篇饱经创伤的文章沉埋20余载后，才得以修订重印，载于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向着真实》里，日本著名汉学家相浦杲据此将这两篇文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并附一评介，称《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新中国成立前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罗曼·罗兰观”，《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社会主义成立后的罗曼·罗兰观”，还说，“谁的也不及崇敬并热爱罗曼·罗兰的王元化先生的论文”给他的“教益”。不久，这位翻译家不幸身患癌症，卧床不起。出于对译者的怀念，王先生获悉这一消息后，于1989年写了一篇追思往事的文章《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后》，顺便提及他这两篇文字所经历的坎坷命运。先生在这篇追思往事的文字里，抚今忆昔，不无慨然地说：“对于在过去那些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批判者，我不想多加指摘，虽然去痛打一个不能还手的人比《圣经》中所写的向娼妓投掷石块的群众似乎更为卑劣，但他们的行为毕竟要归咎于气候的影响。”然而，更令他忧心而悲哀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和权力的结合，丧失独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像恶梦般地被窒息生机的极左思潮所缠绕。”先生这篇文章很快传到日本病榻上的译者相浦杲那里，这位已病入膏肓的日本汉学家，阅后感动至极，在临危之际，依然扶病提笔，写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文《有关罗曼·罗兰的一些事》，发表在日本《亚细亚时报》1990年12期上。文中记述了他翻译王先生两篇文章的经过，以及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这两文饱受极左政治鞭笞的悲剧。文章还将当年中国批判者对罗曼·罗兰的评价随风而变的表现，和被批判者始终不变的立场加以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与之相比，作为被害者的王元化先生为罗曼·罗兰所倾倒的态度，虽然经历了文革前后的不同时期，却始终如一，仅就这一点而论，在同一个问题上，王元化先生即使在受迫害期间仍把它作为知识分子的识见始终坚持下来，我认为胜利者当然应该归属于他。”作者欣慰地重申，他九年前将王元化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介绍给日本读者，“真是太有意义了”：“一则可以让人了解到贯穿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罗曼·罗兰的评论，二则也是为了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究竟是谁才对中国文化问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王先生读到相浦杲这篇文字，它的作者已经离开人间，先生怀着无限惆怅和悲伤的心情，写下了《遥祭相浦杲》一文，以诚挚的感情，遥祭他的异国好友。就这样，由罗曼·罗兰和他心爱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引领，在其充满风雨的东方之旅中，演绎出一个由中日一代优秀的知识者接受西方文化的哀婉动人的乐章，从中不但让我们了解到，在特定文化政治环境下的中国知识界，若要准确无误地接受异质文化，需要迈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啊！它同时也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知识界不乏卓具远见、“心的光明”的智者，他们在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进程中，表现出卓越的独立的思想品格，王元化先生便是其中优秀的代表，确实令人敬佩！
在筹办《跨文化对话》初始阶段，无论是乐老师还是我本人，及其他参与筹备的同人，我们都希望获得一个正式刊号，以便《对话》论丛一旦问世，就能正常的运转。为此我们求见了病榻中的老校长匡亚明，并于1997年4月上旬专程去上海请教王元化先生，他在寓所书房里见了我，依旧是那样亲和、慈祥，这是我和先生的第三次晤面。此次晤面只有我与先生在场，又正值中法往来频繁的年头，我们便无拘无束地谈起很多有关中法文化交流的事，我告诉他5月我要去北大参加“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第四次中欧对话论坛，他告诉我，他刚刚接待了由李棣华教授陪同来访的巴黎《观点》（Le Point）杂志主编，并转赠了我一本《观点》“1997 L’Année de la Chine”专号。谈起《对话》论丛的刊号问题，记得他这样温和地对我说过，“作为一个非专业化的、无固定经费和人手支撑的知识者业余同人刊物，有无正式刊号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确保文稿的学术质量和思想价值，成熟一期出版一期，反倒驾驭自如，若有正式刊号，需定期出版，组稿、审稿，必负荷太重，久之则难以为继。”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案头拿出由他主编、刚出版不久的不定期论丛第三卷《学术集林》给我看，最后，他以这样商量的语气嘱咐我：“你回去好好想一下，跟朋友们商量一下，如果你们觉得还是希望拥有一个正式刊号，那我就替你们跟一位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朋友问问，看能否设法申请一个。”王先生这番话语，使我为之动容，久久不能平静。后来考虑到申请正式刊号的难度，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麻烦先生，而是按他主编《学术集林》的思路和经验，努力创办一个有思想追求和学术分量的不定期论丛，回想《跨文化对话》十年旅程，与先生的引领睿智是分不开的。
经我们与法方合作伙伴两年多积极筹备，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中文版创刊号，终于于 1998年10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随即由编辑部和出版方，在上海静安宾馆举行隆重的首发式，乐老师和汤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主持，应邀与会的，除上海各媒体代表外，还有王元化、贾植芳、朱维铮、陈伯海、许纪霖等学术界前辈和不少年轻才俊，以及法驻上海总领事郁白先生，约30余人，这是我与王先生第四次会面。首发式上乐老师向来宾阐明了《对话》论丛创刊宗旨和期待后，王先生接着有个简短的讲话，支持刊物创办，再次强调跨文化研究中，必须摒弃以西方为坐标的弊端，文字不长，照录如下：“南京大学举行过一次中法学者就不同的文化差异与共存的问题进行研讨的会议，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当时乐黛云教授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从北京再赶来南京参加讨论，她那个劲头是很让人感动的。西学东渐之后，都是以西学为坐标来研讨中国文化传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以西学为参照坐标的。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有以西方为坐标的倾向，也是西方化的。不同文化有没有共同标准的问题，还要研究。不能强调“同”，忘了“异”，强调“异”，忘了“同”。不能光是从思辨中解决问题，那是不行的。我想，办这样一个刊物很有意义。”那次会面，虽未有机会和王先生更多交流，但他这个讲话和讲话时的庄重高兴的神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临别时，我也以他似的那种庄重和喜色对他说，在校系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荣幸地聘请他和汤先生、乐老师和巴黎知名学者伊夫·谢夫莱尔（Yves Chevrel）为兼职教授，诚邀他在方便的时候，再来南大讲学，他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自此很长一段时期，我与王先生都没有能会面，但我与他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每年他会收到二至三辑《跨文化对话》赠书，逢年过节，编辑部都要给他寄去贺卡贺信，向他致意，他也给我们回复。我们极为关注来自王先生那里的一切，也时常通过报纸或友人获悉他的令人欢欣的消息：新近出版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清园书简》、《清园近作集》等受到读者怎样的欢迎，他对思想文化探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公众怎样的嘉奖……在此情境下，纵有和他相见的机会，我们却不愿贸然去打扰他，宁肯让他安静思考、写作。我们和他心气相通，并不隔膜，我们在心底里默默祝福他，并坚守着与他再度晤面交流的相约。在这里，值得一记的是，2000年，我应宁夏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为使这套大型跨文化丛书顺畅开展，我们特邀季羡老、王先生、汤先生、乐老师等海内外前辈为学术顾问，2002年初，丛书先期六卷开印之前，我给前辈们致函，诚邀他们赐序、赐字。没有多久，王先生就用挂号寄来了他手书的陆机《文赋》中的名句“橐籥罔穷” [1]四字，题赠丛书，以资勉励，给予了跨文化研究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所有作者和编者以巨大而永恒的精神鼓舞。接到先生这幅意义深远的亲笔题字，我内心万分激动，当即给他复函，代表丛书全体创作者向他致以深切的敬意！并跟他相约：丛书一俟出齐，便陪同出版方负责人和责编哈若蕙女士，一起去上海看望他，向他敬献他所关注、扶掖的10卷集跨文化研究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由于丛书整体开发意想不到的难度牵扯与拖累，10卷《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书，直至2006年初才出齐。岁月悠悠，一晃就是四个春秋！从丛书印齐这一年起，我便不断催促着宁夏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相约去上海看望王先生，但宁夏方面，终因社务和编务太忙而一时难以成行，一延又是一个寒暑！在这一年里，时而从上海传来消息说，王先生近来因身体疲累不适，已离家到别处读书休息了；又传王师母已先他而去了，但先生无恙，精神尚健，仍笔耕不辍。这些尚未得到证实的信息，都让我们惴惴不安：先生依然康健吗？我们一年中照例寄发的《跨文化对话》和岁末贺卡，他能如期收到吗？2007年9月，乐老师、汤先生来南大讲座，我从他们那里获知王先生已身患重症，但病情稳定，这使我心里不禁一震，分外惦记着先生的健康。那时，我因要马上赴法访学而不能和乐老师汤先生一道去探望先生，只能请他们转致我对先生深切的问候，便怀着一种隐隐的愧疚、不安的心情，踏上西去法国的旅程。去年10底，我在巴黎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巧遇也在巴黎访学的王先生高足胡晓明教授，问及先生的健康，胡教授告曰：王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的身体在康复之中。这让我从心底里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在巴黎默默地遥祝先生早日康复，期盼着年底回国，相约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一道去看望他！
谁料想2008年的头几个月，却是我们伟大祖国所经历的“多事之秋”。然而相约上海，看望王先生，仍然是我和宁夏银川的朋友们内心的热望。4月下旬，我终于和已担任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哈若蕙女士电话约定，5月一起前往上海拜望王先生，代表出版社和《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编委会去拜见他、答谢他，虽然这是一次迟到的拜见和答谢，但它毕竟是相约有年的晤面，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为此，我们准备带上10卷集全套《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一枚由出版社专为他刻制的汉夏对照的贺兰石印章，当面敬献于先生，以深切感谢他对丛书创设和全体创作者的勉励与支持。不料，正待一切准备就绪，就要起程之时，我们分别从网络和报纸惊悉，王元化先生已于5月9日在上海与世长辞了！当若蕙女士将这一不幸的消息从银川电告于我的时候，我正独自在南京自家书房里，对着《文学报》头版刊登的 “一个存在感受丰沛的思者” 标题下方王先生那幅微笑慈祥的遗像发呆，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一阵子才对着话筒回话：“我们去得太迟了！”是的，我们去得太晚了，毋宁说，先生走得太早了！想不到，1998年《跨文化对话》首发式上的相聚离别，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永别！命运之神，没有能让我们在先生离世前见到他，这成为我们终身的遗憾！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黑色五月”，惊悉先生谢世的噩耗后，我们甚至都没有去打听一下，先生的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设法在先生灵堂前敬上一束花圈，想起来更使我们难过、负疚。在数万生灵葬身于断桓瓦砾之中，举国同悲的“国殇”之日，我们为无数死难的同胞哭泣，也为失去“一个存在感受丰沛的思者”、一位“心的光明”的智者而万分痛惜！安息吧，远去的智者！
草于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
修订于9月3日凌晨，南京龙江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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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橐籥”二字，出自《老子》第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意思是天地的空间就象一个大“风箱”，一推一拉，一呼一吸，引申为太虚的元气在宇宙自然流行。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意思是丰富的文辞如同风箱鼓风（或者解作，宇宙间的元气自然流通）一样，没有穷尽，与天地同般生命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