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媒体和新闻自由获得了较大发展。但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府执行了威权主义的媒体政策，所有重要的信息渠道和传播工具都被国家掌握，叶利钦时代的媒体寡头和独立媒体建构的新闻空间均受到了严重挤压，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独立媒体的整肃、严格管控广电媒体以及施加经济压力等方面。在普京政府的威权作派下，俄罗斯的媒体公共领域受到了国家意志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干预，媒体逐渐走向双重封建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独立品格和舆论监督功能几近丧失，从而演变成了“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同时，新闻工作者的境遇每况愈下，近年来不仅伤亡数字很高，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拘捕、暴力活动以及诉讼也频频发生，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批评政府的知名新闻工作者。
[关键词]普京；俄罗斯媒体；新闻自由
在1991年以后的新俄罗斯，新闻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一度相当活跃。有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和《宪法》、《大众传媒法》等法律制度的保证，俄罗斯新闻界在叶利钦时代揭露了当时社会从有组织犯罪、官商勾结非法致富到军方滥用权力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政府在重大施政问题上也很难逃脱媒体的审视，传统的神秘政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贪渎文化以及当代的党派倾轧、寡头弄权、车臣战事、经济起伏和无处不在的腐败，媒体开展的舆论监督并不能动摇高官和寡头的势力。
近年来，普京政府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巨大的民意支持下，普京采取了威权主义的媒体政策，从媒体和经济领域中赶走了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目前，包括电视和报纸在内的所有重要信息渠道和传播工具都被国家牢牢控制，媒体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功能几近丧失。以较新的一起国际争端和经济危机为例：2009年2月，中国香港“新星”号货船在俄罗斯远东海域被俄方炮击，造成了多达7名中国人死亡。由于俄罗斯官方严密控制媒体并统一对外口径，外界很难了解事件真相。2008年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俄罗斯损失惨重，但是像“危机”、“衰退”等字眼直到2009年以后才逐渐进入官方语言，而且使用得非常谨慎。这与叶利钦时代媒体对政府的穷追猛打形成了巨大反差，新闻自由在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只剩下躯壳。
一、从独立媒体到新闻空间的收缩
苏联解体后，随着独立媒体的发展和保障新闻自由的各种法律的施行，调查性报道在俄罗斯的媒体上变得越来越常见，甚至出现了专门提供调查性报道的报刊、电视节目和网站，舆论监督的对象甚至包括总统本人。但是问题随之而来，随着寡头的崛起，媒体成为寡头影响政治选举的工具。而自普京执政以来，其威权主义倾向令媒体重新受到政权的直接调控。
(一)叶利钦时代：独立媒体的黄金期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一些独立于国家的私人公司开办了业务上更加成熟的媒体，例如报纸中的《今日报》(Сегодня)和《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还有一些专门以提供调查性报道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如月报《绝对秘密》、周报《说法》、月刊《您的秘密顾问》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报纸如日报《公共报》(现已停刊)、《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尽管不是以调查性报道为主要内容，但是开设调查性报道栏目。周报《新报》从1993年创刊起就设立专门的调查性报道部门，它刊登的有关对于车臣战争的调查性报道以及对于政权高层的贪污现象的揭发等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广播电台中的独立媒体有莫斯科回声电台，独立电视台NTV和电视六台TV-6等，还有一些专门提供调查性报道的电视节目，如俄罗斯电视台的《秘密档案》、电视六台的《被忘却的团队》和独立电视台的《独立调查》等。这些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中新人居多，因而不再受作为苏联时代特点的禁令和自我新闻检查制度的束缚，记者利用其独立立场自由地批评当局。1994年12月，叶利钦总统发动了第一次车臣战争，成为当时媒体激烈争论和批评的对象。此外，伴随互联网在俄罗斯近年来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提供调查性报道的网站。
这个时期引发媒体与政权的最大冲突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车臣战争，凸显了电视新闻在俄罗斯的巨大影响。而在电视媒体中，独立电视台最有作为，也在这场战争中名声鹊起。独立电视台首席记者安德烈·切尔卡索夫从一个地下俄罗斯战地医院首先报道了真实战况。尽管这些画面引起官方和军方的不快，军方采取不让记者采访、没收摄影机、摄相机和器材等手段来对媒体的战争报道加以压制。但独立电视台记者锲而不舍，终于得以播放俄军轰炸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情景，还播放俄军灵柩运送回国的镜头，培育了民众的一种反战情绪。从战争伊始的1994年12月，独立电视台特派记者叶连娜·马修克作为俄罗斯第一位女战地记者采访了战争全程，这位女性的车臣战地报道帮助独立电视台建立了俄罗斯最专业的电视新闻运作机构的声誉。
(二)普京时代：以挤压新闻空间开始
叶利钦时期默默无闻的总理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借助铁碗政策和媒体力量迅速走红。然而他日后采取了日趋严厉的媒体管制，甚至对当年用媒体力量支持他的寡头下手。普京自2000年执政后，开始着手掌控舆论主导权，叶利钦时代崛起的寡头中不听话甚至唱对台戏的人被各个击破，有的身陷囹圄，有的逃亡国外，所拥有的媒体则被国家控制。国家赶走“逆鳞”寡头并重新掌控重要媒体，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种：
1.整肃独立媒体
政府一方面在政策上向国有媒体倾斜，另一方面收回寡头在媒体中的股份。2000年3月普京上任伊始就开始发起攻势。3个月后“桥”媒体集团的老板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因在总统大选中反对普京并支持他的对手而被监禁。他为了赎身而放弃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让给了国营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然而，2001年4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突然解雇了独立电视台的管理人员，强迫它的核心主持人和记者离开公司，关闭了《今日报》，解雇了《结论》(Итоги)杂志编辑部。自此“，桥”媒体集团全军覆没。
现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欧洲金融银行两个国家实体完全所有的NTV已在2004年全部放弃了新闻报道，变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喉舌。它最后一次直播的政治脱口秀节目于2004年7月停播，反讽的是，那次节目的题目是“言论自由”。另一个半国有半私有的大型全国性电视网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RT)，在2001年完全被克里姆林宫所控制：ORT前老板之一、石油和媒体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流亡伦敦。他的合伙人、俄罗斯首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巨头、楚科奇自治区行政长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获得了其在ORT的利益。随后，通过私下交易，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获得了国有的斯拉夫石油公司独家出口权，国家得到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控制权并将其改名为“第一频道”，而作为反映公民而不是统治精英意见的公共电视则就此销声匿迹。至此，在俄罗斯具有最大影响的全国性电视网已经完全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下，其他对普京和联邦政府的批评也基本上销声匿迹。
2004年夏末，普京签署一项法令，将一些大型电视网纳入到对俄罗斯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名单当中。未经总统个人批准，这些公司的任何部门都不允许私有化；在克里姆林宫做出的另一项从未公开的决定中，数家全国性大报和出版社都被列为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单位，未经克里姆林宫批准它们不得被拍卖，其中包括日报《消息报》，日总发行量2500万份的《共青团真理报》地区版以及一份读者广泛的煽情小报《论据与事实》周报；此外，对一些在俄享有特权却总是对俄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俄方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普京总统甚至亲自签署总统令废除这些媒体享有的优惠政策。
2.严管广电媒体
当局严格监视新闻和背景信息。由于发行量有限，报纸相对不大重要，因此仍然享有某种表达自由。然而电视却是克里姆林宫的重中之重，克里姆林宫如今控制着所有五个联邦(全国性)电视频道。从2002年起，讽刺节目被撤消，讨论节目被禁播，一些电视名人遭到封杀。圣彼得堡的一名新闻工作者这样概括克里姆林宫政权的变化：“如果叶利钦不喜欢一个节目，他会关掉电视机；当普京被激怒时，他关闭电视网。”
俄罗斯知名女新闻工作者叶夫根尼娅·阿尔巴茨认为，普京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寡头的仇视。她注意到，国内外媒体关于克里姆林宫对NTV和ORT这两个全国最大电视网的夺取的报道，似乎把普京的行为说成是对抗新兴俄罗斯富人阶层即寡头的战争。阿尔巴茨认为，毫无疑问寡头在媒体腐败过程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确实利用其权力影响和敲诈政府，但寡头的商业利益至少为俄罗斯媒体观点的多元化创造了空间。她认为，叶利钦时期的新闻调查中之所以能够挖掘出有价值的公共信息，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大企业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一个共同议程，事实上，它们还经常相互争斗。但是今非昔比：克里姆林宫控制了全部五家全国性电视网(叶利钦在任时只控制两家)，控制着全国大约90%的媒体。它的行为就像一家受到严格控制的公司，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
不仅如此，各联邦电视频道的高级主管们每周应召前往克里姆林宫，频度甚至更高。当局给他们“宝贵的暗示”。根据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捍卫公开性基金会”会长阿列克谢·西蒙诺夫所言，从前苏联新闻检查制度采用一种比较容易忍受的方式，因为指令是清晰的和一视同仁的。“今天你绝不会知道为什么某件事被禁止，根据谁的命令。这些模糊的暗示有威慑之嫌。自我新闻检查制度比国家新闻检查制度更有抑制性的效果。”在这样一种气候下，很难想象调查性报道能够繁荣。联邦电视台上仍有一些自称是“调查性的”节目，然而其内容不大激动人心。例如曾经是著名调查性节目的《最高机密》现今只剩下从前的影子《人与法》节目与警方和法院关系紧密，据传该节目收受大量金钱制作“委托”节目。
3.运用经济大棒
俄罗斯政府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来惩罚不听话的新闻工作者和发行人，同时奖赏听话的人。每个星期五，莫斯科广播电视网和主要报纸的高级经理和主编们会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开会。这些碰头会像是退回到了前苏联时代的通气会。其目的是想告诉主编们应该如何在媒体上报道新闻。当然，这样的报道会带来奖赏：与独立报刊的编辑记者不同，克里姆林宫培养的编辑记者可以采访到新闻人物。其中普京总统是核心人物，也可以经常采访内阁成员。相反，不受克里姆林宫青睐的媒体记者非常难以进入任何政府办公室。官员们拒绝同他们谈话。吹风会也不邀请他们。因为不能接近新闻人物，他们的媒体失去了广告收入——这是克里姆林宫对它反感的媒体施加经济压力的另一种方式。
叶利钦政府曾免去了独立报纸和其他印刷媒介的增值税。而普京任期的头两年，媒体需要缴纳10%的增值税；第二年，这个数字已达到18%——与国内其他商业企业一致。然而，国有媒体和国家喜爱的其他媒体可能会享受免税待遇，这将由克里姆林宫命令下的地方政府授予它们这样的权利。如此一来，克里姆林宫宠幸的媒体成了广告收入最大的受益者，而那些失宠的媒体却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根据阿尔巴茨的记述，2004年9月4日，全国性日报《消息报》详细报道了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惨剧。而据几个消息来源称，普京总统在看到死亡儿童的整页照片后“大发雷霆”。于是就在报纸发行几个小时之内《，消息报》主编拉夫·沙基罗夫被迫辞职了。许多莫斯科的观察家坚信，沙基罗夫事件意味着克里姆林宫与媒体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需要的是对媒体完全的、高度的控制——就像苏联时代一样。
二、“行尸走肉”般的俄罗斯媒体
由于普京执政以来政治领域的重新干预和市场领域寡头的特殊势力，俄罗斯公共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是举步维艰和充满凶险，其对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功能已经弱化，甚至媒体的重大监督也被视而不见，调查性报道的未来前景殊难预料。难怪国际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04年将俄罗斯列为“不自由”国家。此外，国家并不是威胁媒体的唯一来源。更常见的是，私营老板们出于对克里姆林宫的监视和怒火的恐惧，都乖乖地约束自己。
(一)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
阿尔巴茨在叶利钦时代就写文章对新闻自由的空间日益萎缩不断发出警告，她把叶利钦称之为沙皇归来，而到了普京时代，阿尔巴茨对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几乎完全绝望。2005年1月31日，她在国际媒体上发表的长篇评论将俄罗斯媒体称为“行尸走肉”。阿尔巴茨的结论是：新闻死了。她发现，回避重大新闻、热衷于风月之事在新闻界成了新选择。尽管俄罗斯有各种已注册的出版物约41000家，然而它们当中很少有出版物敢于刊载政治新闻。它们更多地是聚焦于名人轶事和性话题。商业上繁荣的主要属于黄色报刊。《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和《论据与事实》主要刊登滑稽故事、性丑闻、闲话、人情味故事和娱乐。少数幸存的严肃、批评性和反对派报纸由于经济上的困窘举步维艰。更经常发生的是，由于刊登了“虚假信息”，法庭命令报纸支付高得让人咋舌的损害赔偿金。例如2005年1月，流亡国外的亿万富翁别列佐夫斯基拥有的自由派报纸《生意人报》由于刊登了一篇令阿尔法银行老板讨厌的文章，而被处以高达10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
无独有偶，2004年6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弗兰克·布朗(Frank Brown)的文章：《一个待价而沽的自由新闻界》。布朗指出，在普京掌权4年多后的俄罗斯，新闻自由遭受重创已不是秘密。如今的四大电视网中没有一个敢于背离克里姆林宫的路线。在更多的场合中，俄罗斯媒体是外界对它们加以压制的帮凶。新闻记者通过揣摩政府意图来进行自我新闻检查，这是在苏联时代练就的一种本领。在普京治下，俄罗斯媒体逐渐走向双重封建化。一如尼基金斯基所言：“我们从前有8个或10个影响力中心。如今只剩下一个中心，那就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已经转入地下。”多元主义正在消失，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尤其如此。其余的寡头们将它视为应该服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于是他们下令旗下的媒体也按照这个规矩行事。
(二)知名新闻工作者的境遇
当然，当政治和经济的威胁都不起作用的时候，拒绝顺从克里姆林宫的记者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别斯兰惨剧发生后不久，大型商业周刊《公司》刊登了一篇文章：《普京的终结：不学无术的经理人无法给国家带来安定和繁荣》。该杂志主编也是此文作者安德烈·格里戈里耶夫在文章发表后立即接到了他的大老板——全国储备银行要求他辞职的电话。
由于猖獗的有组织犯罪、车臣分离主义活动以及国家权力的强化、情报部门的幕后插手等复杂原因，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近年来的工作环境经常是相当恶劣的。新闻工作者伤亡数字很高，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拘捕、暴力活动以及针对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的诉讼频频发生。俄罗斯新闻界和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这样的监测新闻自由的组织共同公布了过去几年内新闻工作者因批评报道政府而受到恐吓、折磨、攻击、引诱和杀害的大量案件。例如全国畅销书《克里姆林宫挖掘者的故事》的作者埃琳娜·特列古波娃因揭露了一些克里姆林宫黑幕交易的细节，差点在她公寓门口被炸死；《新报》著名记者、国家杜马自由派议员的尤里·谢科奇欣于2003年神秘死亡；《新报》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АннаПолитковская)2004年9月前往别斯兰采访的途中被人下毒。
在叶利钦时代，在和平环境下新闻界名人被杀害的情况还比较少见。而自普京执政以来，至少已有10名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包括非常知名的媒体人在雇凶谋杀中被害，而这些谋杀案中多数没有侦破和定罪。俄罗斯对与新闻工作者相关的工作动机视而不见，在2000年以来的至少4宗案件中将新闻工作者遇害归入“街头犯罪”类别。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2年到2006年，在俄罗斯共有63名新闻工作者死亡，其中叶利钦时代的8年(1992-1999)为41人(11人遇害，20人死于战地采访，10人死因不明)，普京时代的6年(2000-2006)为22人(10人遇害，4人死于战地采访，8人死因不明)。
由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时局多变，调查性报道记者往往成为各种有组织犯罪和权力打压的受害者，不少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十多年来，尽管有各种保护性的法律条文和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承诺，尽管其中一些人有很高的国际威望，但命途多舛乃至生离死别已经变成他们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某种宿命。人们从多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新闻工作者身上可以看到俄罗斯这些世界上并不少见的新闻理想主义者的苦难、悲剧和至死不渝的执着。比如2006年12月7日，国际新闻学会破例增加了第51名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将这一殊荣给予两个月前被暗杀的“孤胆正义卫士”安娜·波丽特科夫斯卡娅。波丽特科夫斯卡从1999年起成为俄罗斯自由派报纸《新报》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是极少数全程报道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记者之一。她多次深入车臣，在揭露俄军队在车臣滥杀无辜和自身腐败，以及俄罗斯支持的车臣卡德罗夫政府践踏人权方面得到世界瞩目。她因此成为克里姆林宫和一些政治势力厌恶的对象，人们普遍认为波丽特科夫斯卡娅关于车臣战争的批评性报道导致她在2006年10月7日被杀，一个重要佐证是她对车臣所发生酷刑的调查将在2天之后发表。她死后引发的国际悼念和抗议浪潮为当代各国所罕见。
三、小结
从戈尔巴乔夫时代起，“公开性”、“民主化”的观念开始引入苏联，此后经过苏联解体、建立“新”俄罗斯等一系列变化，民主的观念在俄罗斯社会得到了广泛认同。如前所述，在叶利钦时代，特别是在它的初期，媒体延续了“公开性”的先例，在法律比较充分的保护下享有前所未有的新闻自由，这一时期俄罗斯的舆论监督带有“意见新闻事业”和在俄苏历史悠久的讽刺文学的烙印；但是在叶利钦执政中后期，新闻事业逐渐蜕变为寡头操纵下的硝烟弥漫的所谓“信息战”；普京执政以来，政府越来越具有威权主义色彩，普京控制了全国性电视台，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限制报刊自由。目前在俄罗斯，调查性新闻事业的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一方面，媒介公司被人用作工具，它们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独立和诚信，腐败行为破坏了很大一部分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的境遇日益令人担忧。
因此，俄罗斯距离真正的民主社会还相差甚远。根据2000年底的一项调查，在回答“你认为当今俄罗斯是民主社会吗？”这个问题时，接受调查者的26%回答“是”，54%的人回答“不是”，20%的人没有回答。俄罗斯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会使它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对于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所经历的巨大转变人们可以给予各种不同的评价。在这一时期，非常艰难地、并且至今为止仍是不成功地，在俄罗斯形成着公民社会。这种不成功表现在，由于相应的公民组织的缺位，俄罗斯的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代行本应由公民组织担负的职责，例如，掌握在金融寡头手中的媒体就代行保障该利益集团的职责。因此，在俄罗斯这块缺乏民主传统的土壤里媒体必然难以起到“第四权力”的作用，而俄罗斯的大众传媒在舆论监督方面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