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兄：
收到大作后，昨天粗读一遍，有些感想。
作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的作者，首先要对你坦率的批评十分感谢！一部书面世后，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任由读者去评论，然后作出恰当的判断或回应。
其次，过去虽对仁兄的观点略有所知，但一鳞半爪，难窥全貌；大作让我大开眼界，知悉当代中国还有那么可爱和彻底的革命派。真左派在此！那些以新左派自诩的文学愤青，大都是假冒伪劣的货色罢了！弟同许多学人一样，认为作为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人民是有革命权的，因此对我兄的出发点有充分的同情的理解。
但作为一位朋友，对仁兄写下这样的文字，却深感惋惜。概括起来，愚见有这么几点：
1，逻辑混乱。仁兄全文旨在痛斥自由主义，用你的话来说是：“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十分可疑的东西，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是胡言乱语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由，从来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又从哪里产生出来？难道可以平白无故从地上冒出来吗？”历史的逻辑是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没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没有法国大革命。自由思想的产生的社会条件与自由社会是两回事。在那些没有自由的国家里，不但在抗暴中可以产生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在这样的国度有最顽强的生命力。由于逻辑混乱，仁兄把不同的事物搞成一锅浆糊了！此外，老兄此说如果是对的，必然首先适用于自己。按照你的逻辑，宋兄既然不是生活在自由社会，那么可以确定是毫无自由思想的人！从孙中山以来，20世纪中国不少所谓革命家，口头上也说些民主、自由等台面上的话，以便赢得民众支持，一朝权力在握，往往成为专制统治者，对确实或怀疑反对自己和自己的党羽的人，务求赶尽杀绝。原因就在于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没有在他们脑袋中生根。而生活在19、20世纪中国，对专制统治有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是完全有可能接受作为现代文明基石的自由思想的。仁兄反过来说在不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主义者，我怀疑你一朝权在手，也会和那些前辈一样，以革命的名义，实行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尽管时至今日，还看不出我兄有成为全国革命领袖的潜质，但以你现在对自由主义者如此不宽容的态度，可以确信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2，知识不足。仁兄不同意我对清末新政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的论述，引了我使用的两条史料：一是“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二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然后说：“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道万岁爷圣旨发布的时间是1895年7月19日，也就是说如果这一论据、这一理由站得住脚的话，那么，经济自由这一最大成就的开始年代就可以提早到戊戌变法以前。”清末的经济自由和其他一些变法措施确实是开始于百日维新之前，这是史学界认真研究过戊戌变法的人都知道的。过去有些人认为天上掉下一个康有为，才有维新变法，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实，维新变法运动是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就逐渐开始了。但那时办企业还是实行批准制，督抚们可以随意阻止百姓办企业；直至新政时期才真正确立了经济自由。这是包括鄙人在内的史家们早就阐释清楚了的。质疑这一点无非是对学术进展的无知。
更令人惊异的是你认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或者转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我想这又是不学之过。建议吾兄静下心来，好好读读以下几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任达著 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高旺著：《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恕我直言，史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对学术进展毫无所知而又冀图评论有关史事，不出差错是很困难的！大作此类错误太多，此处不赘。
3，玩弄诡辩术。 大作说：“袁伟时先生认为：‘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为了支持这一结论，老先生搬出了许多史料和理由，因为基本上不着边际，这里恕不一一引用。我在认真学习，许多天沉思默想之后，不能不遗憾地说：老先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现代教育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教育的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行及全面覆盖、思想自由、民主意识、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等等。不用说清末的大清帝国，就是到了今天在21世纪的中国，也远远没有建立什么现代教育体系，今天的中国仍然在进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教育远远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也仍然是大话、空话、假话。”对这么气势汹汹的指责，我只想提几个问题：一是对死读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而言，新政废科举、办大中小学堂算不算新教育体系？二是你一再肯定的明治维新建立的教育体系也不符合你在这里提出的标准，日本那时是不是建立了新教育体系？三是在20世纪初，究竟有那几个国家达到你所定的标准？任何时候，新旧都是相对的，但在特定语境下，它又有确定的标准。像你这样否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旧差别，是彻头彻尾的诡辩！对新政的其他指责，是用同样手法炮制出来的，恕不一一列举了。
4，缺乏对全局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大作说：“ 否定革命、贬损革命的流风，近年来已经遍及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每个角落。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而尤其以一些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文人为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那些怯弱无能的读书人骨子里的：对人类历史的惊人无知、对变化演进的粗暴拒绝、对前景未来的莫名恐惧。（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中国知识界学术界那些怯弱无能的读书人”所指的并不包括袁伟时先生，老先生是一个值得尊重和钦佩的长者。我个人认为，袁伟时先生之所以否定革命、反对革命，恐怕是出于一个畏惧一切变化的忠厚长者的好心肠。”蒙仁兄恩典，赦免鄙人，自当感激涕零。不过，说老朽反对革命云云，不知有何根据？弟的确曾对辛亥革命和所谓国民革命有不敬之词，可是，按照老兄的论断：“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尽管革命的脚步声日益向我们逼近、革命已经指日可待。”那么，批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也就够不上反革命罪了。中国知识界自然有“怯弱无能的读书人”，可是说自由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惊人无知、对变化演进的粗暴拒绝、对前景未来的莫名恐惧。”恐怕只能证明你的惊人无知！须知在今日中国敢于自称自由主义者就会招来种种麻烦，何来怯弱？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李慎之，义无反顾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震动全国，能眛着良心说他是“对人类历史的惊人无知、对变化演进的粗暴拒绝、对前景未来的莫名恐惧”吗！对中国学术文化变迁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已经大幅度更新，作出贡献的学者不愧是当代的盗火者，而其中不乏自由主义者。在2003年的孙志刚、孙大午案件中，在方兴未艾的维护人权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是有强烈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 。说这些体现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历史的惊人无知、对变化演进的粗暴拒绝、对前景未来的莫名恐惧”，尽管仁兄听来会很不舒服，我只能说这是颠倒黑白！至于说“革命指日可待”，以我管见，这是非常靠不住的预测。而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主义是令专制统治者恨之入骨的对立物，你口口声声反专制，却也对自由主义彻底剿灭而后快。这些都只能证明我兄缺乏对全局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作为朋友，建议你抛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切切实实多读几本书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好。
祝新春快乐！
袁伟时2004年大年初二（1月23日）
又：鉴于大作已经分送一些朋友，拙作也同时抄送一些你我共同的朋友。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局限在朋友内部。如果你已贴到网上，希望你能主动收回。否则此信会被迫变为公开信。我对仁兄的人品十分尊敬，很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此事也企盼吾兄冷静三思。
附：
宋先科：帝国落日乎?——袁伟时先生《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读后
一
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九十多年了，太阳早就坠落下去，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或者表面上的。肉身物化成泥，阴魂纠结缠绕；形体不复存在，精神无孔不入；帝皇宝座变为历史陈迹，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什么是大变局？初看书名，我原本认为大变局指的是晚清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外族入侵、辱国丧权、割地赔款等等等等。但袁伟时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
其卷首献词又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
问题在于：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晚清大变局存在呢？如果说帝国落日可以解释得通的话，那么，大变局就纯粹是子虚乌有了。
不要说晚清七十年，就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算到今天一百六十多年，中国社会既从未发生过由东方宗法专制野蛮国家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沧桑巨变，也很少出现有可能导致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令人遗憾的是，一百六十多年转瞬即逝，奴役依旧、专制依旧、独裁依旧、黑暗依旧，国民大多数的基本自由仍然毫无保障，大变局又何从谈起？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指的是国家确立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自由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普及初中等教育等一系列旨在转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目标并切实付诸实践。对照这些基本目标，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毫无进步，晚清七十年奴役专制独裁统治一直是铁板一块。因此，对于究竟有没有所谓的晚清大变局这样一个问题，结论答案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当然，我并不否认晚清七十年间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志士仁人)为此付出过移山心力。他们中有人试图改变老大帝国积弱不振的局面，有人则谋划抛弃几千年腐朽不堪的祖宗成法典章制度。他们购置机器、学习技术、设立企业、修筑道路、开采矿山，甚至造反、起义、暴动。
晚清七十年间，影响重大并且深远的社会运动（依照年代自然顺序排列）有：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为什么把革命两个字加上引号，下面将做说明）。其中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两起真正弃旧图新的变革尝试，其它则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拉历史的倒车。
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人们对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的评价，毫无疑问已经越来越逼近历史的真实。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仅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次底层民众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时进行的力求改朝换代的暴力反抗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把它称之为革命。
然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个人对人们在暗无天日、腐朽不堪的专制政权统治下挺身起来反抗暴政的义举始终怀着理解、钦佩之类的感情。因此，对于策划发动金田起义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我乐于公开表示我个人的同情、赞赏和支持。至于他们后来的腐化堕落、穷奢极欲，走上专制王朝的老路，的确应该加以鄙弃与鞭笞，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人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奴役、断绝活路，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起义、暴动呢？
偶尔，我在心里问自己：假如石达开和洪仁干（王旁）能够早日掌握更大权力的话，太平天国造反（或者叫做起义、暴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晚清几十年的历史肯定会别有一番新气象吧！对于洪仁干（王旁），他的《资政新篇》、他的历史地位，人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多了。但雄才大略的石达开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追忆他一生的种种作为，我敢断言石达开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卓越的中国人。在我看来，他的伟大抱负、他的非凡成就全部都可以由下面一首七言诗所概括：
扬鞭慷慨莅中原，
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
要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
万众梯山似病猿。
妖氛扫时寰宇靖，
人间从此无啼痕！
据袁伟时先生转引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中的话来说，“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 袁伟时先生为此抨击“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并认为“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
果真如此吗？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人们首先必须追问：究竟是谁破坏了平静安宁的生活？究竟是谁把人们逼上了绝境？这烽火四起、狼烟遍地、广大民众甘冒杀头灭族的危险揭竿造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怎样发生的？谁要负更多的或者主要的责任，是广大民众还是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统治者？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相？究竟什么是历史事件的本质？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指出：“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至于说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从一方面看，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吹不进、雨刮不进、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就另一方面而言，也同样是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为罪孽深重、最为倒霉晦气、最为多灾多难的民族，它的人民也是人类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的人民有过安居乐业、稳定祥和的好日子，为了验证这一点，有人曾经统计过《资治通鉴》记载的人吃人的情况，结果表明10页之内很少没有出现“大饥，人相食”之类字眼的，如果方便，大家不妨查一查《资治通鉴》，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也许有人会搬出什么贞观之治、什么开元盛世、什么文景之治、什么康乾盛世等等，来证明自己的祖宗曾经多么阔气、多么牛皮、多么不得了。对此，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无情地揭示道：“中国古代的所谓‘治世’、‘盛世’，绝不可以理解为政治的修明和社会的昌盛，它只能意味着皇权的较为稳固和国库的较为充裕。元张养浩的散曲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脱离不了苦难的境地。原来帝王将相们追求的‘治世’、‘盛世’，不过是一姓一家以及依傍着这一姓一家而吃肉喝汤的大大小小的权势者们的政治太平的家业兴盛而已。”
所以，人们必须追问：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究竟有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那鼓吹稳定压倒一切的高调究竟要把中华民族引向何方？是阴谋扼杀中华民族的一切生机活力以维持一潭死水的腐臭局面，还是意图帮助人们踏上一条富强繁荣的康庄大道？
>时光永在流逝，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老大帝国又得以苟延残喘，并开始了史称洋务运动的改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皆为满清王朝重臣，他们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时，他们购置机器、学习技术、设立企业、修筑道路、开采矿山，也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搞了一把，折腾了差不多三十年，结果如何？中国社会并没有取得任何根本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依旧是暗无天日的中国。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我多说了。
这里恐怕不存在任何可以称之为致力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或者社会转型的痕迹。
事实上，一场旨在维持邪恶黑暗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仅仅局限于上层官僚参与的社会运动，又怎么可能与中国现代化或者社会转型挂上钩？
比照同一历史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不免悲愤哀痛。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诏告天下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2、上下一心，以盛行经论；3、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4、破除陋习，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将实现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
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慨呀，这才能称之为大变局！
年代稍后一点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倒不失为中华民族一场真正的变革运动。我们至少可以说，力行变法的一位关键人物谭嗣同的头脑十分清醒。他明白这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
可惜他血溅菜市口，一生壮志未酬。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最后一章讨论了“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2、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3、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4、民主政制的开端；5、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了什么？”
>袁伟时先生认为“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的变化或者转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这“非常可贵“究竟从何谈起？
下面我们就逐条逐条地来加以分析：
1、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袁伟时先生提出的论据有二：一是“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二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道万岁爷圣旨发布的时间是1895年7月19日，也就是说如果这一论据、这一理由站得住脚的话，那么，经济自由这一最大成就的开始年代就可以提早到戊戌变法以前。
同样，如果老先生的第二条论据、第二条理由能够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九十多年来一直承认人或者国民有不容侵犯不容剥夺的自由和权利呢？因为从《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到十几部《中国宪法》，哪一朝哪一代的法律条文没有“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一类字眼出现？你能够把它当真吗？
退一步说，既便是这些措施全部都落到实处，满清王朝开始恤工惠商，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恐怕也绝对不能说“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响鼓不需重锤敲，用不着我多费口舌，经济自由的含义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基本铲除奴役和垄断，实现市场化。
2、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袁伟时先生认为：“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首先是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建立。”、“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如此看来，老先生不仅认为大清帝国已经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且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和维护司法主权，大清帝国也与时俱进实现了三权分立、司法独立。
我不知道老先生的这些结论到底从何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究竟什么是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是不是大清帝国下诏变法，公布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等等等，就可以说“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吗？
对如此荒谬绝伦的说法，我不得不义正词严地指出：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或者说起点、源头）是政治民主化、人权有保障。换句话说，也是更准确更明白一点儿说，如果没有建立合法的政权（或者政府）、合法的统治秩序，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就没有产生或者存在的可能。
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出世和长成取决于下面一些前提条件和原则的确立：人民主权或者主权在民、多元社会或者多党制、人权自由的保障、陪审制、无罪推定等等。
3、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袁伟时先生认为：“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
为了支持这一结论，老先生搬出了许多史料和理由，因为基本上不着边际，这里恕不一一引用。我在认真学习，许多天沉思默想之后，不能不遗憾地说：老先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现代教育体系。
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教育的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行及全面覆盖、思想自由、民主意识、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等等。不用说清末的大清帝国，就是到了今天在21世纪的中国，也远远没有建立什么现代教育体系，今天的中国仍然在进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教育远远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也仍然是大话、空话、假话。
4、民主政制的开端
在这里，袁伟时先生同样搬出了许多史料和理由。但是老先生搬出的那些史料和理由，基本上与民主政制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政制？
简单一点说：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即全体民众拥有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幸福、安全而建立一个民治、民有、民享政府的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民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统治者通过具有竞争性的、公平、公正、定期的选举来挑选统治者；民主最主要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
所有这些无疑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多嘴饶舌，无异于侮辱人民大众的智力。
我不知道，袁伟时先生究竟有什么理由把“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认定为“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到底又有什么理由把“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认定为“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一个穷凶极恶、毫无人性、行将灭亡的专制独裁政权的一些没有一丝诚意的欺诈手段，究竟凭什么被认定为“民主政制的开端”？
5、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了什么？
袁伟时先生指出：“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
这是第一个功亏一篑，老先生的极端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第二个功亏一篑指的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
难道清王朝不该推翻，几百年还不够，要千秋万代统治下去吗？
至于辛亥革命的无所作为、没有完成历史任务，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那是一个太黑暗的时代，那些人类的敌人拥有过于强大的力量，而这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或者如宋教仁惨遭暗杀、或者如黄兴蔡锷英年早逝、或者独木难支如孙中山有这样那样至今仍然为人诟病的人格缺陷。
二
袁伟时先生提出“两个功亏一篑”，其目的在于否定革命。而否定革命、贬损革命的流风，近年来已经遍及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每个角落。
在老先生的眼里，“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
对于前者，我们不提史书遍布的“大饥，人相食”、儒家培育的奴才鹰犬、道家锻造的牛马禽兽。至于后者，我们也不谈什么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文人无数的文字狱、腰斩凌迟灭族一类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的酷刑。
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下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什么是革命等等。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帝国一直是一个万恶的奴隶制国家，一直是一个盛行奴役独裁专制的国家，一直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野蛮国家。因此，它一直不承认人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甚至直到今天，这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大多数学者文人也不承认人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
然而，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在潜滋暗长，它最终将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它已经逼使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无论历史和现实多么令人沮丧，一些有勇气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还是确立了新的信念，他们认为：中国人同其他任何人类群体一样，不容置疑地拥有不容剥夺的自由、幸福、安全、反抗压迫的天赋权利。无论历史上的压榨和现实生活中的奴役多么触目惊心，中国人都有权利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无论几千年的奴役独裁专制如何固若金汤，今天的中国人都有权利选择制定新的合法的统治秩序。
至于说什么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根本就是不着边际。无论是大清王朝，还是别的什么王朝、什么政府、什么政党，他们到底凭什么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基佐在《一六四0年英国革命史：从查理一世即位到他的死亡》第一版著者前言中写道：“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自称具有天赋权利、具有绝对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因为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我个人认为，这大致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在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制度时保留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因。
而在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帝国，哪一朝哪一代、哪一个政府、哪一个政党，它们没有“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利世世代代统治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一场革命，从而在中国彻底铲除奴役独裁专制呢？
革命致力于改变人类的面貌。无数的学者文人攻击革命，无数的压迫者和依附于压迫者生存的人们诋毁革命，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革命的意义何在。
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指出：“无信仰的时代很快就要转变为革命的时代，形势每况愈下，令人悲伤的衰败和毁灭比比皆是。”
究竟什么是革命？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史上，只存在过两种形态的社会，即：奴役、独裁、专制社会与自由、民主、法治社会。蒙昧、暴力造成了前者，而人类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又促使他们为实现后者进行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战斗。导致奴役、独裁、专制社会向自由、民主、法治社会转化的运动就叫做革命。由此可以看出，革命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革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根本进步。把改朝换代看作革命乃是古老的陈腐观念，而把暴力血腥当成革命则是弱不禁风的读书人糊涂误解。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的一切革命——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部分人群的革命——全都是压迫和奴役的必然产物，是人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本能反应、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革命。这是人类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
基于此，我认为，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罗斯革命、东欧天鹅绒革命等等，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革命，尽管革命的脚步声日益向我们逼近、革命已经指日可待。这就是我在前面把辛亥革命的革命两个字加上引号的原因，严格一点说，它只能算是革命的一次尝试而已，并不能称之为革命。
我在前面曾经提及：否定革命、贬损革命的流风，近年来已经遍及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每个角落。我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而尤其以一些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文人为甚。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那些怯弱无能的读书人骨子里的：对人类历史的惊人无知、对变化演进的粗暴拒绝、对前景未来的莫名恐惧。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中国知识界学术界那些怯弱无能的读书人”所指的并不包括袁伟时先生，老先生是一个值得尊重和钦佩的长者。我个人认为，袁伟时先生之所以否定革命、反对革命，恐怕是出于一个畏惧一切变化的忠厚长者的好心肠。）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十分可疑的东西，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是胡言乱语的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由，从来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者又从哪里产生出来？难道可以平白无故从地上冒出来吗？尤其无耻的是，一些人还自封或者胡吹什么自由主义大师、自由主义大师兄、自由主义掌门人。
不管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多么不高兴、多么不情愿，中国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不可能永远忍受被奴役被压榨被凌辱的命运，至于到底是天鹅绒革命，还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不是我所敢断言的。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革命的目的，完全是纯洁高尚、光明磊落的，除了建立合法的政府、也就是除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外，并没有任何其它图谋。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有几节专门讨论爱国主义问题，其题目分别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等。
的确，爱国主义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研究、认真探讨的问题。但是局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不能完全展开来进行详细的论述，而仅仅只集中讨论一个关键问题——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帝国古往今来到底有没有爱国主义。如果根本就没有爱国主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瞎折腾、瞎胡闹了。
袁伟时先生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关系日趋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群体意识非常强烈。其突出表现是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爱国已经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我们暂且不管什么关系是否日趋紧密、群体意识是否非常强烈、爱国精神是否代代相传、爱国是否已经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先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历代祖先生息的这块土地上国家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先来看看我们所谓的国家民族观念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土地人民主权的国家民族观念有没有区别以及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认清爱国、爱国精神或者爱国主义问题。
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帝国这个人类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的祖先发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状态步入文明社会，相当于文献记载中的黄帝到夏禹这一时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满了血腥的战争。”、“结果，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它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可见，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氏族、部落及其居民被征服、丧失自身独立性的过程。”、“‘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国400，服国800，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已经全部并灭干净。”、“这就是中华帝国奠定基础的大致历程，一个充满了刀光与血迹的历程。每一场战争，不外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国语·周语下》）。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曾讨伐了99国，征灭了50国，杀死177779人，俘300230人。”、“征服之后，统治者对于被征服的民众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只要看古代官员被称为‘牧’就昭然若揭。‘牧’据《说文解字》，乃‘养牛人也’。汉、魏、六朝所设的州郡行政长官俱称‘牧’，后来历代也惯称治民之官为牧民之官。《淮南子·精神训》云‘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何等直截了当啊！”、“以往有人讨论东方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基础），或谓出于如兴修水利一类的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或谓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不可救药的闭塞本性。其实不然，因为中国从孩童时代起，就开始造成了一种后来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切体力、智力超越常人的强者，都把他们的荣誉和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的征服和支配上。征服事业，以及强有力地巩固这种征服，不仅获利无穷、遗福子孙后世，而且受到至高无上的颂扬，受到广大无比的崇拜，书之竹帛，流芳千古。人类在其成长过程中免不了经过一个英雄崇拜时代，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专以制服同类著称的，却是极为罕见的。”
十分明显，这个国家民族起源于强权、暴力和杀戮，而不是别的，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人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日趋紧密的？我更不明白，这样的国家民族的人们群体意识又怎么会非常强烈？
几千年以来，天下一无例外都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无例外都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一无例外都把黎民百姓当作牛马畜生来驱使，我实在不知道，在这样的土壤里，这个样子的国家到底有谁会去爱它？这个爱国的感情是如何长出来的？这个爱国又怎么会升华为精神并且代代相传？这个爱国又怎么可能已经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难道“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夏本记》）发出的是爱国的呻吟？难道长平之战四十万兵卒是因为爱赵国而降秦？难道几十次的王朝更替高度体现了爱国主义深入人心爱国精神代代相传？难道异族两次入主中华、西方侵略者几千人马动辄横扫有四万万之众的中华帝国，这就是爱国已经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的标志？
由此可知，爱国主义纯粹子虚乌有。当然，我个人并不否认历朝历代除了王朝君主的忠臣良将外，偶尔也会产生某些对这块土地和生息于其上的百姓怀有无限深情的英雄豪杰（但这与爱国主义毫不相干）。
······
每当中华民族或者中华帝国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总有一些人习惯于回到过去的历史年代、在故纸堆里寻找未来的答案。
帝国落日乎?我不禁在心里又一次对自己发问。
这邪恶的太阳依然没有坠落下去、依然挂在遥远的天边，但它早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李密《陈情表》）。
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而只有它的终结、它的灭亡，才能够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