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来自于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来自于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
（周天勇，中央党校教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60周年，中央决定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并号召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借以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同德，奋力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贯彻中央精神，本刊即日起开设“新中国60年系列理论专稿”栏目，主要刊发回顾60年来的光辉历程、展示60年来的辉煌成就，总结60年来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和宝贵经验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欢迎社会各界方家踊跃投稿。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的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我们却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带动了中国经济腾飞，促成了“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不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或是与同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都是很不成功的。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彻底实现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向一个执政的党，很长一个时期内，党和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使人们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曾一度依靠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推动；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彻底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所谓“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党和政府实现了重大转变，即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由此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此后，党和政府又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这四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我国的政治结构稳定，但是，由于党的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的框框之中而得不到释放，中国经济就很难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关于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和经济发展这个要务。
■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政治适度集中的体制，使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成为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政府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是“东亚模式”，即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并且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搞市场经济和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并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使生产力得到释放，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与印度的比较中得到有力的说明。就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政府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推动发展方面不遗余力。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受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印度政府是一个“软政府”，印度经济发展不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因此，印度经济的发展虽然相对稳定，但却很缓慢。而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平等等，但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虽然受这样或者那样的责难，但是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推动，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成因。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有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优势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其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性任务，也是其行动纲领。从1981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五年规划，先由党中央提出制定某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再由国务院根据党的建议，形成政府制定的五年发展规划，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进行修改通过后，作为必须由国务院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执行的法定性文件。
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通过法定程序来贯彻落实，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
其三，在动员和集中资源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尤为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是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十分严重。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比如，党和政府拥有较强的分配和集中土地资源的能力，用以建设企业、住宅、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从而较快地推进中国发展的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党和政府有着较强的金融资源动员和整合的能力，对金融体系科学而又强有力的控制，大大增强了中国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党和政府还有运用巨额国有资产的能力，可以通过对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进行调控，有目的地进行交通、水利、电力等方面的建设，并且通过国有经济的重组和集中以及技术改造，推进基础设施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其四，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风暴。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政府在应对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政府迅速实施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随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政策。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来自于党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领导，来自于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
原载《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