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我喜欢听老歌。此时此刻，我听的是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这是一首我非常喜爱的曲子。严格说，它比我曾经听到过的任何曲子都要古老，因为它贯穿了整个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与命运。也因了那位克罗地亚“钢琴圣手”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明亮与自由，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在此我更愿意将它作为“出乡村记”一节之序曲。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希伯莱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埃及、重归自由之乡的故事，而我在接下来的“出乡村记”里将要勾勒的则是几代中国农民淡出农村的几道侧影。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们迫于生计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不得不离开一个地方去了另一个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群人跟随先知从异乡到故乡，首先是他救；而“出乡村记”则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发地离开故乡，而且要把他乡当故乡（所谓“融入”），在这里没有先知，每个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生所说，“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经历几十年的城乡分治之后，如果将乡村和城市比作两个国家，那么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更像是从一个政治与经济破产的国家逃向另一个国家的难民。出乡村者对故乡的情感是既爱又恨，藏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往往是，出乡村既是为了重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又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故乡的损毁或者抛弃。在乡村，我曾经看到一些老屋，一旦没有人居住，没几年便会坍塌。而这些塌陷的老屋的命运，亦是今日渐渐沦陷的乡村之写照。

我们无法无动于衷地观察周遭的一切。然而，我并不想简单地叙述人们生活的不如意。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写作都只是为了平息一种酸辛，或者出于精神上的审美，而不是唤起万般痛苦。虽然生命与生活中有些故事，在你叙述的时候无法绕开、无法回避，但你总还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潜藏于人心底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让人在现实的羁绊与未来的命运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倘使有读者因我过去的文章而伤感，倘使它们只让你流下眼泪而忘记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只看得见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曲折，我愿意自此搁笔，从此逃开良心上的自责。

接下来，在我着重叙述本村农民及其子弟“出乡村”之前，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人类文明究竟从何而来。记得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时，北京出租司机都开玩笑说“老家来人了”。显然这不只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早就论证了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陆。至于理由也是异彩纷呈，除了远古的头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国成语撑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国人类学家便是从汉语“树倒猢狲散”一词中获得灵感，坚信人类最早起源东非大裂谷附近，由于当地倒了许多大树，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实一样纷纷落地，从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种子，直到有朝一日生根发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论，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当年“猢狲英雄”之“出树梢记”，断然不会有后来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北京、纽约以及我现在正在记录命运的村庄。

简单说，人类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来的。当然，这不仅包括走出地理，同样包括走出禁忌、苦难与不公正。我曾经多次赞美古罗马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与草图。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元老院之于议会等等，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通常，人们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头追溯到瓦尔登湖畔的亨利•梭罗，其实，这种思想乃至行动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成为平民博弈贵族的利器。比如说在公元前510年，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到城外去建立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的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了解古罗马平民用脚投票（votewithyourfeet）的风流往事，就不难发现，其时的壮观与成就远在厦门PX时小试身手的“中国式散步”之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先民们有这种“用脚投票”的权利，我才有缘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时，在不经意间走进一个叫圣马力诺的国家，并在群山的怀抱之中倾听与我不期而遇的圣马力诺“总统”（联合执政官）讲述这个国家久远的传说。

圣马力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大概也是惟一以人名命名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今天意大利东北部的蒂塔诺山顶，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并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一个国家。

难能可贵的是，马力诺只听从上帝与内心的召唤，而没有像宋江那样渴望皇帝的招安。那个在我生命中非常富庶的秋天，我站在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仅有3万人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圣马力诺人的荣耀，也第一次真正体会国家之于个人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当年为什么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只要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生活与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上述“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在中国得而复失，尚未再次成为一种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同样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而中国之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仍然经受种种封闭与隔离的困扰，就在于国民对这一权利的运用停停走走，有时甚至会发生大倒退。比如，在宋朝，谈到中国个体自由与社会创造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且不说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而税收也多来自工商业。在此意义上，宋朝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农业国家，进入了工商业社会。只不过，现实比历史更无情，和民国一样，外敌入侵一次次中断了这个国家自然进化的节奏，带来历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