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那些只是零星读过我几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之情。今天，当我离开巴黎，离开西布列塔尼，总会不时想起自己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想起塞纳河畔摆满窗台的鲜花、袒露着乳房的雕塑以及西布列塔尼乡下明晃晃的太阳雨。而当年在我置身其中之时，同样不忘怀想的却是江南乡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点点滴滴。
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美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夏多布里昂所说，文字的作用只在于帮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或者留住往昔，帮助我们“挣扎着反抗时间”，有机会重新爬上“美好岁月的山坡”，看万物在过往的时间里尽情尽性，自由生长。
就在我准备这组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自己早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幼年见到的乡村动物性生活的短文，个中风景精彩纷呈，正好适合我要写的“万物生长”这一节。众所周知，在正常情况下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性。不无遗憾的是，如今当我游走乡间，已经很难见到文中所描述的那些孕育生命、惊天动地的场面了。
印象中，我之所以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听了法国歌手Laurent Voulzy 怀念童年的歌曲《Belle-Île-en-Mer Marie-Galante》，略带忧伤的曲调与歌词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童年时的孤单、混乱，以及一群小孩子在年少无知之时屡屡犯下的管理小鸡、小狗们性生活的过错。
比如说对狗的管理吧。在我农村老家，大家把发生在狗狗之间的性行为叫做“狗连花”。当公狗和母狗双双发情之时，会头朝两端，骄傲地将屁股连在一块。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也无法努力的绝活，然而小公狗轻轻一撩神鞭就做到了。不幸常常是，狗们表演“性杂技”时总在人来人往的院落里，因而时常招来一些顽皮的小男孩儿的追打。在终于无法忍受孩子们的棍棒之后，它们会侧身仄行，依旧屁股相连，且战且退，像一只双头怪物，像两个横行的“π”。即使渐仄渐远，有毅力的小孩仍会追赶上去，猛击为交媾中的公、母狗输送快乐的阳阳结合部，直打得狗们落花流水，性趣全无，裂开为止。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小时候是否干扰过小狗的性生活——这种场面却是非常熟悉的——倘使有过，今天的我会为此感到羞愧。
也许，相较于大人们的丰功伟绩而言，这种自责多少有些矫揉造作。毕竟，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是贪玩，而非贪心、世故甚至恶毒。当然，细心者同样会发现，我所描绘的上述细节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自幼年起便有了管理他者性生活的欲望，有了当上警察便想抓捕看黄碟夫妻的潜质，无法将心比心地体谅或者理解他者的幸福。君不见，时至今日中国不还是有无数好事者将才子佳人们在公众场合接吻视为不洁么？
人和动物有许多区别，比如在性方面：动物虽然有性自由，但终究是免费一对一的单挑，而人却发明了同时2人以上的性行为，发明了三宫六院和性贿赂；动物应季生长与孕育，该性爱时性爱，该生产时生产，而人却制造了避孕套、避孕药，学会了堕胎、结扎和阉割，甚至不忘将种种“计划不生育”的政策用到了自己以及其所能控制的其他动物身上。当然，更准确说，“计划不生育”政策最先是用在了家畜身上，然后才是“国人”。
说到“计划不生育”，有必要继续从猪说起。回望近六十年来之变化，中国乡村已从追求“人多力量大”、“猪多肥多”之“多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过渡到“（要想富，）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继而又在2000年以后渐渐进入“少养孩子少养猪”的时代。如前文所述，由于不合算，今日乡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养猪，而“乡村周杰伦”也因猪业凋零早已收起劁刀，另谋生路。不过了解乡村生活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在过去，家猪们大多都是被“计划不生育”了的。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场景莫过于：老练的兽郎中只需轻轻一挥手，便将小猪们那点祖传的枪支弹药扔上屋顶，接着再在猪身上抹点锅底灰草草了事，阉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从今往后，家猪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为主人长肉，直到有一天被杀。
家猪世界，只有种猪和未被阉过的母猪才有能力过性生活并繁衍后代。种猪一生的任务就是交配，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只是，这个“花花公子”当得也并不容易。在上面提及的回忆性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或可作为见证：
记得我在乡下上学时，经常能见到一些神情焦灼的大男人，将绳子拴在母猪肚子上赶路，为母猪寻找猪郎。不幸常常是，在漫漫长征之后，到款款行礼之时，养尊处优的猪公竟然没有力气爬上母猪后背，以至于主持这场性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得不找来壮士，帮着把猪公前腿架上母猪，抓着它的肉矛朝母猪体内撩拨。如此场面，想必猪公其时也并不十分快乐——要不它叫得怎会那么不动听呢？
在完成配种之后，母猪的主人会给猪公的主人一些费用。依照诸世纪风月场里的规则，彼时的母猪是死活想不通的：大老远送上门来，被猪公聚众蹂躏，还得倒贴，还有没有王法？不过母猪的主人替它想通了，还是务实点吧，别的猪都已经被人阉了，物以稀为贵，何况是阳物！只当买春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是母猪亲赴猪公府上，有时候猪公也会被安排着游幸乡里。从早到晚，猪公被主人牵着，走遍五里三乡，像是幸福的国王、快乐的播种机，只为广大性与体魄都已成熟的母猪奉献琼浆玉液。那是何等奇货可居的骄傲！是故，但凡见到母猪，猪公便抬头看天，摆出一副玉树临风、很有资源的大架子，爱理不理：喂，妳有嫁照么？
其实，猪公也并不自由。毕竟，猪公还是猪，虽说天底下就数它“有种”，它也不会成为《动物庄园》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怎可与我们后宫佳丽三千的国王同日而语。更何况，既然主人恩准服一辈子“性交役”，就必须完成主人下达的任务，按要求及时会见不同肤色与体重的母猪。配种工作做久了，猪公心里大概也叹息着：想当初，看着猪兄猪弟尽受宫刑，还暗自庆幸自己将独享猪世界的性生活，谁料如今日日交公粮，受尽性交苦。
在性生活方面，乡下孩子的确是见过些大世面的。尽管他们不知道英文gay和lesbian，不知道中文“体位”与“巫山云雨”，不知道玩3p就可以冒充全人类都在做爱……然而，由于见过无数动物真刀实枪、五彩斑斓的交配：从蜻蜓上下翻飞的优雅到公牛挥鞭而去的暴走，从小公鸡满院子追小母鸡练背上功夫到小狗上演的“性杂技”、猪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很早便完成了性启蒙，理解了性自然。
正如我，在离乡若干年以后，当我路过荷兰红灯区，在听到同行者描绘里面许多花花绿绿、气喘吁吁的场面时，我在心底多少有些不屑——生猛男女们露肉露骨的表演，我在乡下老家一些健壮动物身上是早早就见过了的。
奇怪的是，乡下人熟视无睹的动物性器一到城里就变成“精神污染”了。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曾收到一份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大礼——大象铜像，由保加利亚籍雕塑家席米诺夫以真实大象为模型雕塑而成。想来“象英雄”真是命苦，虽说在生理上并非“大器晚成”，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三、四年才能赶上一次。一生大多时候，大象的性器不过是个下水漏斗。然而，联合国的几位资深官员却担心它会污染儿童清澈的双眼，遂建议割掉大象无辜的性器。联合国人如此煞有介事，恐怕各国乡下人都要诚惶诚恐了：我们日日得见祼体的牛羊，岂不是早已坏得没救？
有关性禁忌甚至生育禁忌的种种故事，让你有时候不得不去想什么是文明，以及生命与文明的边界。记得同样是在几年前，我曾读到一则资料，据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个名为Tikopia的小岛，那里的男性岛民居然无权触摸自己的阳具，若无异性“帮忙”，抑或偶尔浑然天成的“跑马”，他们通常无从体验射精的快感，甚至连岛外男人比比谁尿得更高的机会都没有。
从旧时的太监文化到Tikopia岛上的原始风俗，从被大人阉割的家猪、小孩打散的“狗连花”到被警察抓走的看黄碟的夫妻以及种种被计划的不生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过去到现在……寻遍人类的足迹，所谓文明似乎就是凡有性器的地方就有“性器官”，我是说，像上述联合国官员一般“偏爱管理性器的官”。
这世界，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性生活不被干扰呢？是乡村天性十足的蜗牛或鼻涕虫们的性爱吗？《自然》杂志曾经详细描述了蜗牛等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的交配，它们虽然行头自备，却也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自慰不息。日常生活中，蜗牛们彼此关爱体贴，只是到了交配之时，才纷纷做起了“拨剑四顾，射不我待”的剑客，终以一方被刺穿而结束“神圣的性生活”。科学家对此“阴茎交锋”的解释是：被刺穿的蜗牛将获得更多的精子，而且上述击剑行为可以帮助蜗牛存储更多的精子和卵子。不断孕育与生长，本是万物的天性。
还是让我的游思重新回到我要叙述的村庄里来吧。以上种种关乎性与自然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并不遥远的故事。稍微明白些事理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
众所周知，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比如举家外逃，或者给妻子下环。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
网上搜集到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当地未曾见到过，但在我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人因生育而失去尊严。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事实上，如今乡村的“计划不生育”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记得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幼年玩伴曾经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里的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双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当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看得出，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的时代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