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留守妇女”，若问她们留守什么，男权社会赋予她们守住的莫过于两样东西：一是妇道，二是家业，即守住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据地，守卫着在城里打拼天下的男人的大后方。

“以艳照的名义，穿越时空！”前一阵，陈冠希还在媒体上“叱咤云雨”时，便有人推出一个有趣的等式———“西门庆+几百年＝陈冠希”。甚至有人建议新的《水浒》剧组，能力邀陈冠希扮演西门庆大官人。

这个建议不错。不过若说“西门庆+几百年”便等于陈冠希，其他“候选西门庆”可能会有意见，比如最近在媒体里抛头露面的杜凤华。有关他的一则新闻是这样的：近10年来，43岁的云南农民杜凤华对身边10余名外出打工人员的妻子为所欲为，在伙同其情妇苏红毒死苏的丈夫及儿子阴谋败露后，杜被苏的丈夫等人乱棒打死。

据说，由于杜凤华的所作所为及其最后的遭遇，当地人把他看做是21世纪乡村版的“西门庆”。过去，皇帝居庙堂之高，为了能够尽享权力红利，通常会开辟三宫六院。然而谁会想到，像杜凤华这样的区区“在野”村夫，竟也能七拼八凑，在田间搭出个“临时后宫”，纵情享乐？

西门庆的风流韵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新闻里有关中国“留守妇女”的真实生活却多是鲜为人知。让许多人好奇的是，像杜凤华这样既无权柄与钱财，也谈不上有人格魅力的人为何能像卡萨诺瓦一样讨得无数田间女人的欢心。探其究竟，原来那个村子里男人们几乎跑光了———由于丈夫长期在外打工不归，村子几乎变成了“寡妇村”。不同的是，他们的丈夫可能会从“另一个世界”（城市）给他们寄钱。

这光怪陆离的场景，自然是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沉重细节。目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出家门外出打工挣钱，妻子留在原籍照顾孩子，赡养老人，看家守业，于是便有了“留守妇女”这一称谓的特殊群体。据统计，其数量已经达到4000万至5000万之多，而近年来各省市陆续出炉的外来民工性生活调查也表明，其中几年不回家与妻子团圆的也不在少数。

显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两地分居会让他（她）们忍受难以言说的痛苦。至于“留守妇女”，若问她们留守什么，男权社会赋予她们守住的莫过于两样东西：一是妇道，二是家业，即守住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据地，守卫着在城里打拼天下的男人的大后方。

穿越了城乡的打工者知道，城市与乡村更像是两个世界，一个表面上欣欣向荣，聚焦人力和财富，另一个则日渐凋敝，正在被世界也被自己遗忘。几年前，当我再一次回到乡村，曾经十分惊讶于乡下怎会有那么多的土地被抛荒，即使是上好的旱地与水田，也是杂草丛生。只是没想到，在如今的乡村，对人的“抛荒”甚至比对土地的“抛荒”还更严重。想着那些因时代沉浮而留守家乡的妇女，你不得不感慨，是怎样的人生与命运，让这些活生生的人不得不处于一种“抛荒”的状态，是怎样的制度藩篱让数以千万计的男男女女因各自的劳作不能团圆？

男人们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去讨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让家眷随行，对留守妇女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丈夫更像是被城市化抓走的壮丁。正是由于村中男人日渐稀少，才会让杜凤华这样的“西门庆”有机可乘，甚至近乎滑稽地成为救济当地妇女的“好男人”。和“留守妇女”相比，杜凤华倒更像是“留守西门庆”，他之所以能在村子里如鱼得水，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品性，而是因为他是男性。

考虑到事件成因，如果说潘金莲终于投进了西门庆的怀抱，是因武大郎先天不足，没有魅力，“留守西门庆”的出现，则要归咎于当前的“武大郎体制”———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缺陷有目共睹。正是这种二元分治导致的两地分居，将原本恩爱的乡村夫妇变相拆解为“体制性寡妇”或者“体制性光棍”，杜凤华才能游走乡里、奇货可居。

事实上，倘使我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审视乡风民俗的这些变化，亦不难发现，体现在那些“留守妇女”身上的命运，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与社会风尚的问题。毕竟，一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政策变迁，将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道德的实践与理解，以及不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