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我在比利时参加中欧文化论坛。当时这个国家正深陷政治危机，已经几个月没有了政府。尽管议会选举结束了100多天，但由于北部荷兰语区弗兰德斯和南部法语区瓦隆尼亚的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组阁谈判陷入僵局。然而，几个月来，比利时人无不按部就班地生活，一切和我几年前路过时一样。如有媒体报道，人们每天正常上班，照常纳税，地铁准点来，不可不谓安居乐业。

之所以想起比利时的这一“无政府状态”，与我今年暑假在老家县志上读到的一则文革史料有关。据记载，1967年初，“停产闹革命”使县政府瘫痪。几个月后，分化为两派的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七月四日，‘井冈山’聚集贮木场，‘大联合’调集民兵三面包围。凌晨二时，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十一时，‘大联合’用六O炮轰击贮木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人。”

值得思考的是，同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布鲁塞尔街头没有发生类似当年中国之混战？以及，两个时代的差别，是否更在于后者处于“无社会状态”之中？

论及什么是社会，管理学家德鲁克曾经说过，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没有人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君不见，即使是梭罗那样的著名“隐士”，也承认自己当年在瓦尔登湖畔过一种试验性的隐居生活时备了三把椅子——“独坐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然而，有人未必有社会。如德鲁克所说，“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照此说法，你在公共场所所看到的“龙的传人”竟然不会排队，打成一团，甚至还有人提刀在春运窗口买卧铺票，这些也算是零星的“社会崩溃”了。

转型期中国人渐渐热衷于讨论政府如何对社会进行危机管理，中国目前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从容面对政府危机；能够在此危机中继续自由自我、自发自为地生活。在我看来，讨论一个国家是否稳定，政治是否文明，社会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观测的就是在政府出现危机时社会能否秩序如常。

如果一个国家是借暴力实现改朝换代，而且这种暴力逻辑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掌权者只能通过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及其政治是稳定的。举例说，自古以来，中国人称以暴力夺取江山为“打天下”，然而得天下者无不“像野蛮人一样”把本国当成新被征服的国家。所谓“逐鹿中原”，实则是将打天下当作打猎，将天下当作可被射杀或戏弄的猎物。

相较之下，在拥有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国家，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尚不至于使社会陷入“痛打天下”的混战，因为权力无主时，权利归属却还在；因为那儿社会已经订立底线契约，既承认天下并非必将鹿死谁手的猎物，又圈定了政治与社会的界限。所以，无论政治出现了怎样的危机，掌权者如何易位，社会仍不至于受灭顶之灾。不难理解，“文革”等时期之所以处处是“人对人的狼战”（霍布斯语），就在于当时政治绑架生活、国家吞并社会，既无现代意义之政府，也无现代意义之社会。或者说，“文革”的大混乱不仅在于这个国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更在于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它已深陷“无社会状态”。

对于国民来说，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国家同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与“无社会状态”。但是，如果比较两种状态，细心者会发现，“无社会”之害远甚于“无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能够及时结束两种“无政府状态”。前一种，如法国“五月革命”的混乱就是在许多市民上街游行，在“法国要工作”、“把索邦打扫干净”等口号中结束的；后一种“无政府状态”则是指政府空言政治，有权无责。倘若有个好社会，此一局面自有改观。

回到前文，比利时的这场政治危机足足持续了半年时间。如一位布鲁塞尔人所说：“也许我们缔造了无政府最长纪录，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坏。如果政客不小心点，他们会知道我们比利时人不需要他们。”显然，比利时人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他们有权选择的更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