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城市化，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降低城市化成本，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中国工业、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第二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化的效应，能承载出更多的服务业的发展，承载更多的就业，要更多地消化从工业析出来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道路要采用什么模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到了“决战中部”的阶段。
拉美和东亚的城市化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对我们有启示意义的主要是两类：拉美和东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非常简单，对中国来说没有借鉴意义。它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有世界性劳动转移的背景。我去瑞典和他们的学者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他们说非常简单，由于发现美国新大陆，他们的200多万农民就直接转移过去了，基本没有了。不仅仅是瑞典一个国家，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农业劳动力一下子转移到美洲、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土地板块去了，白种人一下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后来会形成一个英语系国家，这点是非常清晰的。
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些国家在人均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国家收入阶段后，都要面临一个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他们仅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这个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漂移”，失地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并直接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加之拉美是民主制度，这群人是有投票权力的，这导致他们的城市扩张的同时大量涌入人口得到必要的城市福利，如占用土地超过半年则土地归占有者等，政府从选票的角度必须不断追加给城市居民福利承诺和福利支出，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经济体系。
由于拉美多是资源大国，只要资源能维持一定的价格，甭管是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要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如智利靠卖铜矿等，形成所谓拉美的“福利赶超”形象。这样拉美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采矿业，采掘业)发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应，他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高度发达的，但他们的制造业则长期停滞，非常弱。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快速城市化模式对制造业的发展有压抑作用，主要靠资源开发和城市服务业发展。与拉美相似的俄罗斯也是如此。我们2004年到俄罗斯去，他们很多学者担心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高度的资源依赖国，其制造业能力在严重衰退。大家都说卖资源如吸毒，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条道路就不好。中国如果有这个资源条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选择。
另一道路就是东亚模式，普遍采用的是集约化城市化模式，尽量地压低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尽力地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以日本为例，它在人均GDP两万美金时，城市化率才达55%，人均四万美金时，城市化率大概才有65%。整个亚洲的基本约束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当然现在随着服务业的外部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需求成为了另一种转移劳动力的新路子，这在东亚奇迹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建立起现代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养老制，政府对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强积金”，而其当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
很多学者研究亚洲崛起，认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都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法宝，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着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从而保持东亚的比较优势。所以它的模式很有特点，一产保持一定的比例，二产超强，三产比较弱，靠的是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的模式。日本是典范，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基本上是这种模式。日本在二战前就是发达国家了，而四小龙都是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像台湾地区，他们的工业就是一个吸尘器，不到几年就把农村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制造业是一个以全球供给为特征的产业，他不但满足本国需要，更是满足全球的需求，因此其规模能力能超越一国的边界快速转移剩余劳动力，迈向现代化，东亚四小虎就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了1.5万美金以上，进入发达国家。但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金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能否仅仅只通过制造业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完是一个难度大而且可能无法实现的道路。中国的战略选择一定是：一方面依然要靠“世界工厂”来转移劳动力，因此保持比较优势依然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城市化中的服务业发展自我吸收劳动或利用好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服务业外包来扩大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否则很难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现代化。正是基于此，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中国在1997年启动城市化时基本上就达到31%。
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特征，第一阶段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城市主要是发展工业为主导，土地要素都是计划划拨的；第二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土地要素从无价变有价，城市土地要素可以买卖，但限于单位之间，居民也可以全款买房，当时主要也是针对华侨等外籍人士参与的；第三阶段是1997～1998年，居民可以全面介入到住房的购买，可以借贷，而且取消了福利分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买卖由市场所决定，这才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1997年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直至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的水平。国际经验是：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加速期又分两个阶段，一是在30%-50%期间，这一阶段叫做“遍地开花”式的城市化。有点解决温饱那感觉，是以进入临近城市为基准，从原来居住点转移到临近城市来进行城市化，是就近转移农业人口。比如原来住在湖南的一个乡里，现在进城打工后移居到临近的一个县。而在达到50%以上的水平后，城市化则是国家应该进行选择的城市化了。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普遍走向的是大型城市化模式。欧洲是分散的城市化，但东亚则是走大城市为中心的模式；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中国现在达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已进入到了所谓的一个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自我选择的时间窗，必须要选择城市化模式了。
在中国，要素是被政府强力干预的，因此如何选择对中国来说就非常重要。中国的选择就沿着两条线来进行。第一，如何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能够保持中国长期的进出口竞争力，在正常贸易条件下，要使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贸易顺差。估计最少还应有15年以上的贸易顺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过这条道路继续转移。中国现仅有15年的贸易顺差，而像美国有90年贸易顺差、英国、德国、日本等都有50年以上的顺差，德国和日本现在依然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只要不是要素扭曲下的贸易顺差，对中国而言越长期越好。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大幅上升
城市化首先改变了政府的基本收支结构。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而税收也是围绕着支持生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少，所以收取的税也比较低。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在90年代是制造业的黄金期，这不仅是从表象看，还可以看政府的两个指标，政府的财政支出40%以上是用于生产基建，后来逐步下降，但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税收，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0%，所以那个时候，各个地方都“三减两免”，只要能搞生产就行，很多开发区土地开发都是倒挂的，鼓励产业发展。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引导人们走向城市，享受真正现代化生活。1997年启动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福利住房，1999年居民进入了购房通道，中国的城市化正式开启，而后开始加速发展，这个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从2000年到2007年，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从2000年前的90年代的40%降到了2006年的25%，政府主要的投资方向不再是搞生产了，而重点是行政管理、公共支出、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原来政府的头头都是招商引资的老总，当时一些政府官员为此饮酒过世的，媒体也都有报道。而城市化后的政府与企业已经不是一个目标了，他们要管理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开始强调民生，这是城市化带来的结果。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从过去的占GDP的12%上升到2007年的22%，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么多的公共支出都需要企业纳税，所以出现了2007年税务总局被迫回应国际质疑，回应中国的税负是否是世界上最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宏观统计口径上税负是那么多，实际上加上微观层面上的收费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化对政府支出的压力，这是城市化的公共服务性决定的。一个农民变成市民，最大的差别是社会保障上的。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而一旦进入城市，他交了一份税，就要享受养老保障，要享受基础设施，要享受公共福利，所以城市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
再从城市的公共支出看，其中有很大一块是社保。本来按照亚洲传统，社保的水平是比较低的，但中国的社保水平是与一大批官员利益高度相关的。中国近几年区域性的社保水平的提高也是匪夷所思的。像深圳、青岛这些发达地区，以他们处级、局级干部退休可拿到的收入看，这是极高的一笔支出。据我了解，像深圳一个副局级的干部退休后能拿到七八千元。许多区域都在此提高福利标准的竞争，这也是所谓的一个“内部人”可以控制的特殊机制。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国区域中攀比的现象非常厉害，与行政管理费在区域性攀比的逻辑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这些成本或者支出显得并不重要。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年轻时在此地交的社保，可以维持或供奉这么高的城市社保。农民工现在离开城市，只能带走个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业交的社保是不能带走而留在当地的。越发达地区，农民工的人数越多，可用的社保金也越高。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撤离时，很多地方发现社保基金亏空，才发现当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高福利，它直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给企业强加了种种社会保障的压力，包括强制保险、最低工资和越来越高的税赋。
最低工资标准在欧洲也经常发生争论，重要的不是制定标准的高低问题，而是降低了企业在危机时的调整弹性。包括中国的新劳工法，不说标准的高低问题，如果没有调整弹性，企业就要倒闭了，甚至可能就把一个行业杀掉了。中国现在好在还有东、中、西，还有区域性成本消化和调整空间，如果把企业全部僵化在各种条框里，都是按照最好年景、最好的预期给设定，那碰到坏年景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竞争提高社保水平、提高民生水平，心是好的，但也有为自己谋利的考量。同时，很多新的法规和制度抑制了企业的调整空间和成本弹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保水平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现在大概占农民工工资的35%以上，高的达到45%，这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必须兼顾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是社保问题，还有城市运营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大幅上升。2006年与改革开放那一年比，名义上已经增长了143倍。为什么会不断提高税收，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快，就是这几大成本上升所致。而且，这个成本还独立于任何的制造业、服务业。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不一致了，政府可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企业身上。同时，政府为了顾及城市化中的运营费用，各种成本的提高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一个是税收，二是第二财政，就是土地的收入。土地的收入和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政府来说是政绩，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也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要素价格上升很快，工业用地价格上升也很快，虽然从一个层面上说节约了用地，但也使之前没能转型的企业压力很大。另外，由于房地产市场没有必要的经济适用房的对冲机制，房价上升很快，使得所有要来这个城市工作者的收入预期要提高，要不然根本住不下来，这就引起了劳工价格的上涨。这样的城市化后果就给制造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压力。社科院财贸所的裴长洪所长写过专门的文章，中国出口下降快除了因金融危机而导致需求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世纪以来在下降。国际劳动力成本调查也证实中国劳工成本高于印度和墨西哥，但中国有很强的成本调整余地。从我们最近调研来看，一个企业从沿海转到内地，成本能下降30%-40%。
所以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转移，都在往中西部转，部分也在往越南等国转。发达地区接下来怎么办？它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港台当年面临的问题一样，港台当年把大量的制造业转向大陆沿海地区。这次危机使发达地区的经济在往下走，税费来源现在成了问题，发达地区必须要发展服务业来支撑。城市化带来的聚集效应的好处是服务业的发展。如何承包国际的分包服务业，发展能为工业服务的服务业，能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服务业，这三者的发展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很重要的一环。北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其文化、政治中心的地位，以及娱乐、IT、创新教育等产业的发展。但像上海，原来是服务江苏、浙江，现在江浙都在衰退，那上海就要想办法成为全国的服务中心，广州也好，深圳也好，也是如此。如何重振发达地区的下一步发展，都要探讨新路子了，这些在工业化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独立发展出来服务业，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现在看，中国的下轮城市化对制造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大量内迁，压力都集中在了中部，这就面临着“决战中部”的战略抉择。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
对制造业的转移起决定作用的是运输成本半径，它不可能转移得太远。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看，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转移，因为海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先是沿着海岸线，到现在是沿着长江走，所以现在中部承载着从东部转移的产业。西部问题不大(除了成都、重庆外)，因为都是沙漠，工业用地有得是，在此发展重化工业没有问题，西部其实是水的问题，缺水。西部各省的自然资源丰富，大不了学拉美，以卖资源为主，重点发展一产和三产。
这里又遇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部地区又是中国的粮仓。耕地的保护压力大。这就使得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的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它们必须是集约型的，而且要承载灵活成本调整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同时要满足人们城市化的基本需求，它们的城市化成本也不能拉高了，否则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都要转到孟加拉、越南了。像武汉以后集约的水准是向2500万人口的集约的方向发展的，成都和重庆可能也是如此。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所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讨论集中在东部地区是如何发展未来的服务业，能够更好地集约，能够吸纳新的劳动力。而下一阶段城市化的核心都集中在中部，如何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配合和衔接，到底怎么做，很费思量，我也没有想出个眉目来。高度集约的城市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土地成本上升很快。
在土地短缺的基本约束下，如果仅凭自然之力，或者按照纯市场的逻辑，再加上政府的短期行为，只能把房价越炒越高。原来是生产型政府，努力拉项目，后来变成土地运营型政府。这次危机已经看到这种土地运营型政府的弊病，只要土地价格一降，很多政府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已难以为继了。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发现，只要企业、制造业转移走，很多社保的钱都支付不起了。只要地价下滑，政府的第二财政没有了，上哪获取收入。
社保的支出、行政管理费用的飙升和住房价格的上升，城市化成本主要由这三块构成。要降低城市化成本，政府必须要在三件事情上作出重大努力。
一是合理规划，调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如果协调不当，这三种成本的上升都可能挤占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如果城市化对工业发展的带动性弱，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就下降，工业萎缩，劳动力转移就更是个问题。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若把工业挤占过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方面不是没有先例。最明显的就是天津，90年代提出“新天津战略”，当时号召天津的工业把所有的积累拿出来做立交桥，结果城市弄得很好，但天津的工业停滞了十年。
中国这么一个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城市化对工业有一定压迫，也是好事，能够让它们升级，促进创新，来推动服务业发展，使结构匹配，这是良性的。否则的话，现在由于过度的希望重整内需，用贷款来维持高房价，高要素价格，短期内看有带动效应，但长期看，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挤占工业利润，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在这个时段，任何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与你的劳动力优势有关，若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要素价格抬得过快，会造成两者的弹性很差。若工业不行了，服务业也不行了，那就是增长的困境了。
二是政府要降低它的行政成本，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的城市运营机制，以及建立比较合理的福利水平。现在走的路子是要振内需，那就要保持资产价格。保持资产价格，压力就很大，如果政府在这里面不做一定改革，全国都搞“三五八一”，工资不断长，社保不断长，自我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过度福利化，那就很麻烦，现在好在中国资源辽阔，区域性的成本弹性调整还存在。
现在政府也希望调整，比如对于主动离开公职的，中央政府补给4000块钱，虽然近似个玩笑，但已可以看出来，行政管理成本的支出与他们退休后享有的福利，这些东西在真正挤占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现在看上去形势还可以，但是不可长期持续的。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要调整，除了国家要在战略层面进行土地规划外，地方政府也要配套改革，现在要从五级的管理体制变为三级，形成中央、省、市三级，这样不但对城市化有力，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有战略意义。
三是要推进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全国社保体系的建设。城市化是中国接下来经济长期增长的钥匙，如何做好，难度很大，里面的关键是政府转型，政府现在要转变为非常标准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不转也不行了，是城市化这个过程逼迫你要转。只要推进城市化，政府就不能把收入中的大部分投向生产领域了，就不能各自为政地搞，就得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就得提供社保，而且不能像以前分散地搞经济，而一定要以全国为基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整体社保体系。城市的社保是以全国为规模的，各个地区分别搞必然导致区域冲突，现在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在说：“我们那么多农民工用青春在你们沿海地区打工，回来反而要享受本地的社会保障。”这样下去，区域冲突会非常大。全国性地架构社保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的选择。
中央政府要介入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中去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如何降低住房成本。在我看来，政府主导下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中国最早学的是新加坡住房模式。1985年俞正声在烟台当市长时，最先学的。公积金制度，现在一听这个词，就知道是新加坡模式，公积金制度是从新加坡学出来的，它以“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来推广。这个说来话长，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李光耀为了让大家能够热爱新加坡，就搞了个非常低价的城市住房供给结构，国家亲自出动，强硬建立住房公积金，从而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这个模式降低了城市化成本，使得大量年轻的移民能够住得起房子，而且由于住房成本较低，它整个资产价格上不来，预期劳动力回报就比较低，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房子。所以新加坡始终是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还是。日本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专门给年轻人建非常低成本的房子，降低城市人口的居住成本。
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香港是政府专门以拍卖土地和房地产商联手来炒地、炒房的，但拍卖土地形成的土地基金用于全港“免税”，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廉租房”与香港政府的保障性政策相关，但它的廉租房始终不是很成功，几十年盖了几百栋，现在倒得差不多了。但香港这套政府和地产商联手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土地基金就相当于香港的财政收入，它使得香港是个无税务区。但后果是什么？香港坚决没有制造业。你愿意学香港，没问题，你资产价值高，只吸引国际一流人才，那就要搞金融，搞服务业，高房价，高资产价格对制造业有很强“挤出效应”，香港无制造业了。
1998年中国取消福利住房通知书上说，中国60%的住房将采用由政府供给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想学新加坡，但很快就转入了香港模式。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联合建立了第二财政，但并没有真正地降低了当地的税收，政府很快变成了土地运营型政府。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混合的结构，既有公积金制度，也建些经济适用房，但这块实际上很少，各地方政府基本采用香港模式，所有住房供给交给市场经济。本质上来说，中国绝对没有条件学习香港模式。这个模式使得整个资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在2007年我们看到了房市月供收入比高达80%，根本维持不下去，投资衡量的租价比低于了贷款利率，大家都呼吁住房要改革。
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模式，肯定是一种混合型模式。原来是国家要求社会保障住房要达到60%，现在看上去做不到，我个人判断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一些大城市，像北京现在提出要达到45%。大城市已经开始明白这点了，像广州、深圳等城市也一样，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年轻人留在这了，所以都在考虑在保障性住房上下功夫。学习香港模式，短期看是对政府的收入有好处，长远看是对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对人才的聚集都是有害无益的。北京这几年的人才竞争优势与经济适用房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回龙观、天通苑，这两大块经济适用房非常成功，以约2500元一平米的价格提供了100万套住房，使得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IT精英能定居下来，其实是稳住了北京这个地方的特殊的创新优势。
经济适用房模式在中国是失败的，失败在于所有地方政府都选择香港模式才能解决财政问题。从战略角度看，经济适用房模式必须是中央政府去选择，如果放任各个地方去做，这个事肯定做不成，地方政府自然选择的是香港炒房炒地的模式，其实是饮鸩止渴。
城市化中的土地和住房是中央政府最没有介入过的，这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有关。地方政府该征地征地，该干吗干吗，只要保了耕地红线，与中央政府都没有关系，税收也没有关系，中央政府从城市化，从农地征用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干预的权力。中央政府虽然从国土整治、从基建投资上兼顾了城市化，也想引导，但很难。这次的经济危机，中央可以靠它的国债资金介入到区域的城市化中，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借机调整的方式，但中央政府也没有很强地介入进去，对这轮的城市化很难有作为，既没有完成整个国土的城市化布局规划，也没有完成土地的物业税改革。
中央发国债时，直接从地方政府手里购买，以推进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中央现在也这么做了，位置是摆在第一位了，数量也不小，说明中央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物业税的改革必须要加快进行了，否则这届政府干了就不会管下届政府的问题了，要变房地产产业从短期为可持续关键在物业税。
中国的房价接下来会不会走向一个更大的泡沫，也是值得观察的。房地产本来就应该调整了，但这次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出于对经济下滑的忧虑，我国再一次开始降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流动性非常高，中国可能是率先复苏的，大量国际资金可能又跑进来，这可能会推动整个资产价格再次高速复兴，有可能酿成比2007年更大的一次泡沫。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压力重重，在貌似灿烂的表象下，挑战可能来得一次比一次大。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