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微观自发、宏观均衡、制度创新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经济建设与改革的经验，在今天回顾仍然有所启发。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探索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四个阶段，作者认为，未来我国对外应负起大国使命担当；对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放松行政管制，改善商业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

1978~1991年：发展生产力的初步探索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微观层面起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吃饱饭的问题。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农业、工业还是城市企业，都采用微观激励的方法来提高生产力。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中的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制等制度，共同形成了一套普遍适用于农民、企业和政府的激励方法。从1978年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在此基础上，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多种所有制探索了改革道路。1985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采用了企业承包制，也是通过微观激励来释放生产力。但是，1988年“物价闯关”引起了18.5%的通货膨胀，国家采取管制措施，结果经济在1989年开始衰退。微观激励也引起了无序竞争，造成了资源浪费、物价大幅度波动、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问题；微观层面释放出的生产活力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的需求推动了理论探讨。

对微观活力的释放与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之间的轮番讨论，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应该说是宏观经济理论大讨论的开始。与会的众多外国经济学家向中国学者引入了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以及方法，科尔奈等东欧学者也介绍了东欧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伴随着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震荡，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微观激励和宏观调控这两条线必须同时兼顾。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整体改革”思路，强调宏观调控和建立市场体系；也有学者强调微观改革，如厉以宁教授推崇的“股份制改革”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则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思路，要求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以平衡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通过农村承包制、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户、企业承包制等改革激活微观主体，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桎梏，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的发展，解决了中国基本的温饱问题，迈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但由于宏观的不稳定，经济进入到了调整期。

1992~2002年：构建宏观经济管理框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明确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口导向性的工业化发展，矫正了原先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畸形结构，积极利用外资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2001年中国加入WTO，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达到新高度。

在这一阶段，中国逐步引进消化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并在理论的基础上开展银行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等一系列实践，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成功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取消了价格双轨制，推动了生产要素市场化，同时也积极推进公有制企业战略性调整，建立了现代公司体系。正是这一宏观管理体系的建立，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个宏观管理体系的建设中，有三个很重要的举措：

汇率并轨改革

199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不只是中国出口盈余的开始，更是建构中国整体宏观管理制度的开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汇率双轨制，人民币汇率存在计划内价格、调剂用外汇券和黑市价格三种形式。1994年1月1日中国正式取消了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1994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从一美元兑换5.8人民币并轨到一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在1994年以前，中国的贸易并没有盈余，在汇率并轨后，中国比较优势才得到了充分体现，贸易盈余不断增加。从1995年后，中国没有贸易逆差，均为顺差。这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随着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中国央行开启了基于外汇占款释放货币的货币供给体系，该体系一直运行至今。

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也让中央政府拥有了雄厚的财力基础。1994年开展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财政大包干体制改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效理清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分税制一方面管住了不断壮大的地方力量，使财力集中在中央，同时又兼顾了地方政府的市场竞争，调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分税制成为中国在处理央地关系上重要的理论与制度贡献。但分税制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的不对等关系：中央集中了财权，财政支出的事权却大多交给地方。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地方政府责任加大，而财政入不敷出，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2002年开始，中国开启了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亏空，也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

现代银行金融体系建立

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完成了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主体框架的构建，以商业银行为依托建立起了现代金融体系，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维护金融秩序有着重要意义。这一举措积极推动了银行资产的重组，将部分不良资产拨付给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进行现代股份制改造，完成了银行在大陆和香港的上市，增补了股本金，将技术上完全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全球最挣钱的银行。

总的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构建起了完整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全面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稳步向前。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屡次出现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是在1994年、1995年宏观管理体系建立后，再未出现过类似的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冲击下，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平稳，而且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在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的原则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背景下，微观经济改革也不断深化，冲破了几大体制羁绊，完成了价格双轨制并轨、要素市场化配置、公有制战略调整、公司治理、金融机构现代化等改革，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土地“招拍挂”，土地要素进入到市场配置中，中国进入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双推动的快速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以引进吸收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为主，但其发展一直围绕着中国经济的主线——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为核心展开。汇率调整、货币供给、银行金融服务、企业增值税等措施，都没有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设定，而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这条主线服务。

2003~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03 年起，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实现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2008、2009年，即使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增长率仍达到了9.7%和9.4%。这种高速增长一直延续到2011年，此时城市化率突破50%，达到51.3%，经济增长开始逐步回落。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理论逐步向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靠拢，强调跟踪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积极与国际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接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但中国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一独特现象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全世界经济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现实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了立足于中国经验建设经济增长理论。

原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都是以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的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但国际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及其依赖的经验事实来自西方发达经济体，这一“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国内学界起初也运用国际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逐步兴起。这一理论更注重内生经济的增长，强调创新的价值，强调城市化的推动和产业结构变革，逐步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中可解释的部分纳入到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等成为了热门的研究话题。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开放政策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稳定高速的增长，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大幅提高。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快速发展的内生问题反思不足，如汇率升值引起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收入分配不平等、宏观激励政策缺乏制度化、金融活动对经济加杠杆的影响、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土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和调整留下了隐患。

2012年至今：新常态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再构建

2012年后，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服务业比例快速提高，中国达到了中等偏上的人均GDP水平，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折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到8%以下，2015年继续放缓到7%以下，中国的经济就此进入大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包含三层内容：第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创新发展；第二，国家的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变，核心是政府职能体系的转变；第三，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大国模型”看待中国。

在上一个阶段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生产部门提供动力的。而当城市经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时，城市化进程就将会减缓。预计到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0%，2023年达到65%，中国将成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国家。这意味着依靠城市化所带动的建设周期将渐行渐远，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原有的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到新高度的同时，“结构性减速”、创新不足、生态恶化、高杠杆等问题也浮现出来，原有的发展路径面临挑战。在这一关头，中央审时度势，用“新常态”概括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理念，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部署了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回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总结中国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经济的大转型，中国的经济学必须要面对未来经济可能面对的新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宏观经济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公共财政体制的再调整

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改变，迫切要求改变之前以工业为主的财税体制，形成基于城市经济的现代公共服务的财政体制。中国现行的税制可以概括为以产业的流转税制为主导的“工业税制”，财政收入结构以工业企业为主。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工业所占比重将持续下降，工业化税收的基础将逐渐减少，而财政公共支出则将成为刚性支出。这无疑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负担在企业身上的高税和社会保障成本也会损害产业竞争效率。

新阶段的城市化发展，要求对税制做出新的顶层设计：一是逐步从流转税为主导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导；二是税收承担主体从企业法人转向个人；三是财政支出上将重点转向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四是重新建立财权与事权相互匹配的中央与地方分配体制。财政体制的转型也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过去的负债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并硬化政府的预算约束。在未来，只有市民纳税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匹配，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与个体税收的贡献相匹配。从生产型财政体制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是适应城市化新阶段的财税制度改革，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则是推动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

货币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方式必须改变。在经济赶超阶段，货币供给以“信贷中介”激励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货币供给结构反映出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即外汇占款成为央行资产最主要部分，决定央行货币释放。2013年中国外汇占款份额占到83%。2015年汇率改革后，外汇占款快速下降，导致了货币供给方式发生转变。从货币渠道与乘数角度看，新世纪后，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与基建的大量货币需求，银行资金一方面透过影子银行提供房地产开发和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资金，影子银行的加入提高了金融机构间的交易和信用创造，货币乘数不断提高。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影子银行的渠道和信用创造方式也需要重新定位，资管新规针对此做了新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中国发行的货币，首先来源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出口加工业产生的财富，其次是土地无价变有价的财富。进入“新常态”后，外汇占款不断下降，2018年预计外汇占款下降到央行资产的55%。2015年以后，中国的货币供给主要是靠国内短期流动性资产创造，如通过MLF扩大央行资产，以此来对冲外汇资产的下降。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均以公债货币化为基准。我国的国债和地方债等公债都与庞大的长期基础设施资产相匹配，因此，创设公债资产可以为长期的货币供给打下基础。这方面的探索需要央行与财政部的协调，财政部成为创设资产方，更需要配合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和立法体系的完善。否则，如果财政体制不能建立自我约束的有效监督体制，软预算无法克服，采用公债货币化的货币发行机制就有导致经济波动的危险。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

以“大国模型”探索宏观管理和对外开放

在这一阶段，“大国模型”必须成为思考未来中国宏观管理的前提条件。所谓“大国模型”，即本国的一举一动，都将牵动全世界的神经。此前，中国的对外出口不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因此海外也不关心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例如1994年中国汇率改革，全世界并不太关心，因为中国的贸易份额占世界不足1%；但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则是按市场透明规则定价；到2017年，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SDR，人民币更深地参与到了国际化的进程中。更加开放的经济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任何的汇率变动、价格变动、国家政策变动都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再单单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和行动者。全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关心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自身道路的选择已经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大国模型”研究中国经济的内外影响，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绕不开的前提。

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影响中国发展的世界因素，那么面向未来，我们更要考虑中国会对世界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外，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中国对自己大国使命的担当；对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放松行政管制，改善商业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