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是好东西，用一句流行语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很爽。人人不受压迫和剥削，人人不受欺凌和蒙骗，人人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既有国家统一意志，又有公民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有太阳就有黑暗，民主也有敌人。民主的最大宿敌是专制。民主和专制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生态中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两个符号。民主宪政让人联想到自由平等，联想到普世价值，联想到文明进步，联想到公平正义。独裁专制往往伴生着极权统治，衍生着贪污腐败，成为反人类和落后的象征。
中国民主宪政，属于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法兰西斯·福山所说的那种在奔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既后发、又在路上彷徨的国家。中国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宪政的大转型完成了一半，这一半是由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就社会变革而言，毛泽东在大陆和蒋介石在台湾于1950年代初所完成的，却是基本一致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土地改革，让社会底层民众都获得生存权，尽管两人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完成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是世界范围内由专制向自由民主大转型的一部分。从这个历史高度来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才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革命与反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阶级争论藩篱之中。
在帝制终结之后，大陆和台湾都没有立即实现民主化。这当然有现实政治因素，但对照西方先发国家经验，它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台湾地区的民主之花，开放在中国大陆民主春天之前。用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一段话来勾勒，那就是：“我们都在梦想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体制。”
台湾地区不管还存在“帮派政党”和“码头政治”之诟病，不管台湾地区立法院经常用肢体语言立法、上演蓝绿之争武打片，也不管台湾民主选举产生了贪渎腐败透顶的陈水扁，客观而论，台湾地区践行民主宪政，当之无愧是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贪渎的陈水扁囹囫在台北看守所，从高高在上的地区领导人沦为口诛笔伐的阶下囚，就是生动的台湾民主写照。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道路，正在不息地跋涉行进中。我们或许需要时间想一想、试一试，如同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同样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看看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和我们的历史文化相通的一条民主化道路？
二
近代中国自“五四运动”起，把“德”先生请到中国。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政治家都极为重视民主，把民主当做施展政治抱负的响亮口号。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民权主义是其核心，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孙中山先生主张“主权在民”。
毛泽东主席早在抗争时期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鲜明主张：“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对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重要讲话：“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他清醒认识到，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明确确定了要进一步扩大民主，更好地保证人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坚持以法治国，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胡锦涛总书记对民主的认识更为透彻。他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核心是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并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的变化，国人的一个深切感受是，“民主”变得更加清晰可触、贴近自身了。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民主”在人的思维活动和常用语中，频次明显多了，民主政治在多条路径上稳步推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建设相统一，既承认民主的普遍性原则，又强调民主的模式不一，政治创新频吹清新气息。党中央作表率，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重大决策在更广泛范围征求意见，向党内外通报情况；各地的差额选举、公推公选、全委会票决以及让普通党员参与党内决策和权力运作，都属前所未有。人大、政府的民主举措也各呈特色。国家立法越来越透明，开门立法让百姓的诸多诉求变成了法律条文、国家意志；各级政府网站、新闻发言人制度，搭起政府与群众沟通之桥，公众视野直达政府的决策及其运作执行，透明政府的构建促进了公平、正义、公信。中共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协商会增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多地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显出政治协商制度的广阔前景和中共改革政治体制的勇气。
民主社会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的政治抱负。但民主宪政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罗马不可能一夜建成。一些人幼稚地认为：“只要国家领导人想搞民主制度，三五年则成。”于是就对尚未建成理想民主制度的国家领导人大肆攻击和指责，攻击和指责他们搞假民主真独裁。翻开人类历史，从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宪政，欧美各国都花费两三百年，期间还经常导致血腥残暴的国内战争。历史告诉我们，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真正解决问题不是靠暴力革命，而是靠“光荣革命”，靠和平、理性、智慧地解决问题。靠“光荣革命”可以在较短的时期，短则三十年，长则五六十年完成，使一个国家从专制政体变革成完善的民主政体。
民主宪政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写出来、讲出来的，更不是靠街头暴力革命杀出来的。最美的民主之花，往往是在和平、理性、智慧地“光荣革命”之后灿烂绽放。
三
中国大陆的民主在进步着。民主越发展，普罗大众心里越亮堂。公众社会生活中，民主气息也渐次充盈。在遵循主流舆论前提下，思想观点、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的多元化不仅允许存在，而且得到鼓励，人们对政治生活、方针政策有了随意议论、品头论足的空间；网络的普及更蓬勃催生了网络民主。
同时我们也更深切感受到，中国大陆民主尚有许多不尽公众期待的不完善之处。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职能一直处于弱化和软化，特权阶层侵犯公民人权时有发生；既得利益阶层阻滞不前，官民矛盾日渐普遍和尖锐；民众对政府普遍不满和缺乏信任，中国民主执政问题日益突出；官员腐败犹如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腐败的官场成为社会丑恶的渊源。有一著名房地产商面对公众舆论谴责，以官场腐败为房地产业的腐败辩护，大言不惭，委屈诉称：“交通部门的腐败比我们厉害。”腐败官员的无德造成社会道德滑坡，腐败官员的无情造成社会人性冷漠，腐败官员的无信造成社会诚信缺失，腐败官员的无良造成社会犯罪率日增。中国官场普遍存在的吹牛拍马、奴颜婢膝、拉帮结派、官官相护、以错掩过、弄权耍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傍大款、包二奶、养情人、亲黑恶等等这些骄奢淫逸、寡廉鲜耻的丑恶现象，不时占据着各大媒体的新闻版面，点燃民众心中的熊熊怒火。没有浮出水面的丑恶和罪恶，不知还有多少，比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行记》有过之无不及。
一些腐败分子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大肆卖官受贿，致使当地“官场生态”恶化，这不仅表现在无能或无德者身居高位，还表现在本来正直的官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选择退出。“贪官易得志，清官不得志”、“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时有发生。官位货币化、市场化，通过官位与货币交易，使官位实现了货币化。卖官规模化、期权化；由于卖官出售的不是一次性权力，而是一个任期，“一任州知府，十万雪花银”；卖官稳固化、一体化，乡长向县长买官，县长向市长买官。
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腐败不断，丑恶叠现？我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实质是民主问题，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的遗毒没有彻底肃清。
纵观历史，专制集权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专制集权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专制集权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专制集权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专制制度下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一个统治者无意创新、民众无力创新的民族，遭受鸦片战争和圆明园之耻辱，乃是必然。
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不均衡。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经济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权力的不均衡。专制集权在权力结构上的表现是：一方权力的无限大与另一方权力的无限小。经济不均衡的表现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垄断，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竞争。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中国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不均衡，导致社会经常爆发形形色色、不公不义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
专制集权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腐败问题深层次都是权力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不从政治体制的根子下手，让政府真正阳光执政，让官员权力受到有力监督，那反腐倡廉就不能斩草除根。同时反腐败容易运动化，根据政治形式要求打击腐败；反腐败容易任务化，根据上级指示确定打击数量；反腐败容易巧合化，情人反腐败、小偷反腐败、香烟反腐败、失火反腐败，等等，令人啼笑皆非，而不是大快人心。
专制集权与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法治不利于集权者自由意志的随意发挥，所以，法治是专制集权的天然敌人。而人治与专制集权是配套餐，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人治为集权者提供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集权者总是喜欢或有意要维护人治的环境。在集权体制下，集权者往往是法治的最大破坏者和带头破坏者。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集权社会，皇帝往往就是最不守法和最无法无天的人。上梁不正，下梁岂能不歪？
邓小平曾经坦言：“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承认，市场导向专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完全可能比民主国家干得更好，因为专制政府雷厉风行，可以省去民主制中不少的拖沓麻烦。我想进一步思考的是，姑且不论专制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否能以公平原则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但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如果忽略了民主精神和现代文明，只能在满足人们的物欲同时，容易丧失信仰、精神、道德、勇气等一切可贵的美德，就会失去社会的公平正义。人要活着，但更要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
四
没有肃清的封建主义残余，成了当今中国民主的大敌。封建主义残余有两个，一是居庙堂之高的“专制集权”幽灵，二是处江湖之远的“人情世故”鬼魅。
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刻在中国人骨髓里的一种精神面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其他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立在一个平面上的。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是有差序的格局。中国人的圆滑老成、中国人的含蓄内敛、中国人的规矩礼数，林林总总都与这种深层的人伦国民性和文化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情世故，每个中国人都从小耳濡目染。从字面意思解释，“人情”就是人与人融洽相处的方式与情感，用现在的话叫做人际关系；“世故”指的是社会百态的变迁，包括文化习惯、风俗习惯、处事习惯和道德习惯等。人情世故作为中国礼仪之邦的人际礼节，是应当推崇的美德。
但不幸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蹂躏践踏下，演化出各色各样的潜规则，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积淀的消极国民性，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惰性力量和最大潜敌，沦为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屏障。无论是中国的商场还是官场，人情世故就是潜规则，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当官的靠后台，经商的靠人脉。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成为制约中国民主发展的最大痼疾；诚信和理性的严重缺乏，则成为制约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硬伤。
著名学者吴思专门写了一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他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发现支配统治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完全两回事。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吴思称之为“潜规则”。
中国人喜欢私底下办事，不喜欢遵守明文规定的章程和要求，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许多人宁愿不接受规则要求，却力求从规则中挖掘潜规则，并十分乐意地欣然接受，且甘愿为它去冒险。跑了送了不一定提拔，但不跑不送一定不提拔。讨好领导不一定提拔，但得罪领导一定倒霉。这是官场潜规则。露了脱了不一定唱主角，但不露不脱一定不唱主角，这是演艺界潜规则。哗众取宠不一定被关注，但不哗众取宠一定不被关注，这是学术界潜规则。有后台撑腰不一定做好生意，但没有后台撑腰一定做不大生意，这是商界潜规则。
在当今中国，潜规则成为找部门办事的第一世故。要是不懂这第一世故，十有八九吃闭门羹。在利益驱动下，某些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暗箱操作，将手中的管理权视为权力寻租的“资本”，部门创收的工具，甚至是个人致富的捷径。这种“行业潜规则”，损害公众利益，败坏执法部门形象，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披着人情世故外衣的潜规则，就像一块臭豆腐，闻闻臭，吃吃香。谁都在痛骂，但谁都会在暗地里悄悄去做。
人治的中国，造就世世代代的草民。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善良的人也会被其怪异的政治气氛所熏陶或被胁迫。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普通民众往往违心地去经营各种让人不齿甚至也让其本人所不齿的关系，人人互相戒备，彼此猜测，相互利用，为的是在其圈子里谋得仅有的生存下去的权利。一个人一旦踏入官场，必须遵循其潜规则，学会用斗争来保全自己，否则会非常狼狈地被剔除出局，甚至可悲下场。在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民众的权利意识是扭曲的、压抑的、变形了的，根本就没有民主意识真正觉醒的土壤和环境，国民的依赖服从型的性格特征也就无从改变了。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层，在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中，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
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个中国大陆男生在美国找了一个女友，有一次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看看没车没人，就闯红灯过去了。美国女友就怒斥他：“你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坏事不敢做的？”吹了。他很沮丧。回中国后，又谈了一个女友，又一次开车经过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时，他记住教训就老老实实等绿灯亮再通行。结果中国女友大骂他：“你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做什么大事？”又吹了。
五
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深切感到进行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先驱陈独秀也曾大声疾呼：“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政体，非得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民主毕竟是一个由西方产生的政治模型，它自然地与西方的文化和社会相吻合。由于民主是西方政治形式，它显然会危及东方孔孟思想的基础。自“五·四”以来民主在东方的出现就似乎动摇了这个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体系。中国人并未从思想上真正接受西方个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维，起码在主流意识上并未认同自由民主博爱的西方文化。文化的认同归根到底是思维的认同，中国人无法完全放弃孔孟思维从而也无法完全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真正在社会意识中的形成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萌芽生长的。但民主政治模型在东方的应用，最大障碍其实是文化上的困难，这种困难就来自于内蕴着孔孟之道的人情世故与民主宪政思想的冲突。
虽然各国具体历史的进程虽然各不相同，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必须顺势而为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发生了艰难的社会转型，从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制度层面的借鉴，再到观念层面的痛苦嬗变。这一步履维艰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专制基础被彻底撼动与民主追求的最终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发展规律。
民主和科学，是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政治文化的锐利武器。中国封建历史漫长，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盛行，民主传统极度匮乏，作为现代政治文化要素的民主、平等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中国近代民主化运动，若从康梁维新变法算起到新中国成立，有半个多世纪，但民主政治一直处于“难产”的境地。究其政治根源有二：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专制；二是同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沉疴。究其社会根源也有二：一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公民文化匮乏。公民文化不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一方面，臣民个人本位主义严重，对国家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权力对人性的压抑又使得“民智”和“民力”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公民文化一直没有形成，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和现代民主宪政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公民既是一个法律主体，也是一个政治主体，拥有权利同时也承担义务。公民文化就是这一角色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自己能够对政府事务施加各种影响；也是一种摈弃特权的政治文化，公民彻底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要求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不得违反的法律制度；公民文化更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来自于自由，自由与专制格格不入，但对民主却必不可少。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进程必须伴以观念的彻底变革才能进入更高境界。
六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光靠国家领导人的施政纲领，远远不够。执政者要有为民族和国家负起历史责任的使命感，民众要有发自内心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文化。推进民主进程，不仅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大事，更是每个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大事。上下齐心发力，才能挪走千百年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泰山。推动民主，匹夫有责。
政治家有改革的勇气，是国家之福；民众有改良的觉悟，是民族之福。
请允许我借用两位世界级政治家的话结尾：
一位是美国著名总统罗斯福，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象我们处在战争中表现的那样。”
一位是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他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这样写道：“当我写这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