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对自然状态中的人（即“野蛮人”）的生存状态有种理想化的倾向。他认为，“关于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自然曾使人幸福而善良；但社会使人堕落而悲苦。”在他的眼里，自然人或者野蛮人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又无加害之心，他们的情欲也仅限于生理方面，而没有文明人的种种精神上的偏见，所以因此而生的争执也较少，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作虚荣、尊崇、重视和轻蔑……总之，他们虽然粗野，但是体质优良，生活简朴、单纯。勒赛克尔在《让•雅克•卢梭》一文中也指出：“野蛮人是善良的这种论点在十八世纪是极其流行的。”
这一观念对当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第四章题为“革命的语言革命的舞台”中就指出，法国的革命家们“吸收了卢梭对诚实压倒高雅礼貌——这一18世纪法国的‘优雅的虚假面纱’的优先考虑。他们认同卢梭著名小说《新爱洛绮丝》里的男主角，认为‘诚实心灵的朴素和情绪化流露’比‘虚假的礼貌表演’更容易真实有效地交流。卢梭的另一面——他为克制和自我抑制所开的政治处方——却很容易被忽略。”于是，“革命的坦率粉碎了虚假的循规蹈矩的礼貌形式”。
与此相反，美国的开国者们却为摆出一副绅士般温和而容忍的姿态而感到自豪。建国者们都希望将绅士的语言与沉默作为一门艺术传给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要轻易驳斥别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提出这样一个为人处世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托马斯"杰斐逊采纳并传给了自己的孙子。“谨慎与保留”则是乔治"华盛顿推荐给他的侄子布施德"华盛顿的品德。约翰"亚当斯也提出了一条谨慎的交际之道：“从不挑别人的毛病。”他们希望谦恭和绅士派头的言论将遍及和塑造这个年轻国家的政治文化。“他们清楚，当政治家讨论和争辩当今的重大问题时，争论与冲突是存在的，但冲突不能妨碍克制语言和尊重他人的规范。相反，如果政治冲突要维持非暴力、正常化和礼节化的状态，礼貌是最重要的。”这样，在美国，领袖们礼貌和克制的语言有助于促成政治领域只产生非暴力的冲突。但是在法国，革命的、平等主义的语言发展成煽动性的语言，把政治冲突推向了暴力对抗。
托克维尔曾经精彩地指出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冲突在语言上的表现，“如果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命运，这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贵族）一词衍化来的；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扩大。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了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亦即民主的历史。”相比之下，“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局限于它的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大革命后，这词已几乎无人使用，但词义从未改变，仍旧是指该种姓的成员。这个词之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样与所有其他社会等级分离。”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国革命家的语言暴力“希望连根拔除彬彬有礼的古老的贵族统治，并结束数世纪以来制度化的非正义体制。他们需要影响广泛的社会革命扭转这个国家，也需要从贵族阶级的绅士们那里扭转这个国家的语言。”1959年的庐山会议似乎就有这样的倾向。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的预定目的，反而使“左倾”更进一步发展。由于这次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些言论，就潜藏着阶级对立的情绪。早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时看那些教授们脸色的经历，他一生都未曾淡忘，在庐山会议8月1日常委会上，他还说过这样的话：“那些人脸皮之厚可观，出来的东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庐山会议实录》）。在8月2日中央全会上，毛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但紧接着他又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这样的论调其实也就是“左比右好”，因为在毛看来，尽管这两种错误都会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它们的的社会来源和政治性质是不同的，“左倾”分子还是忠于革命的，而右倾分子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他们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别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
这种语言上的革命倾向其根源在于不同社会等级（如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隔离。其表现则可以称之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也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产者一方面卑屈顺从，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鄙视有产者的种种“高雅文化”，这种文化在他们看来是奢侈虚伪的。而他们更喜欢质朴坦率，认为这才是无产者的本色。这样的心理即便在他们革命胜利以后也并没有很快的消退掉，因为这也是他们与以往的统治文化划清界限，表明自己革命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一旦被放纵，思想就会非理性化，行为也就失去了控制。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当时与会主要人员，主要是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出，缺乏礼貌和自制的语言在这场历史悲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7月23日讲话中，毛就说过：“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他也说过，“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在7月31日常委会上，毛提出，彭写信的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的言语已暗含了彭是要篡党夺权的意思。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林彪在这个基调上大做文章，在8月1日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态度比较温和，但毛当场讥之为“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停止了发言，之后林彪发言，他声色俱厉的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林的话虽然不多，但却“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毛泽东紧接着发言时就进一步对彭指出，“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并且说：“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冯玉祥。”“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认为彭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是要瓦解党。语言上的交锋一步步地升级，就连彭自己也感到了，他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他坚持自己是赞成总路线和大跃进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事实上，缺乏克制的语言此时有如脱缰的野马，已然收不住了。在8月4日晚的传达会上，林彪就认为，彭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针对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毛在8月1日常委会上就说过：“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大放。”（仅从“大鸣大放”，我们或许就已经可以看出“文革”的端倪。十年浩劫中，语言暴力已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了）林彪对此发言说，“实际上他在会外讲，华北座谈会操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了吗？所以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在这个会议上，林彪的发言占了一多半时间，通篇没有称呼一个“彭德怀同志”，只以“他”代替。
我们可以发现，毛虽然主张“民主”、“大鸣大放”，但是当彭德怀直言时，他却恼怒了。毛泽东曾称彭德怀为“张飞”，彭亦以此自诩。庐山会议上，彭本想就当时经济建设中比例失调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找毛谈话，“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会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彭因此想写一封信，但在写信之前，彭还是到毛住处去了一次，因为他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算了。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所以没有谈成。于是彭还是写信表面自己的意见。这封信使庐山会议的形势急转，由“纠左”倒向“反右”。就信的内容来看，彭对当时经济建设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所存在的问题，有较之当时大多数人更为清醒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彭的风格：敢于直言犯上。在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就大讲海瑞精神，号召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因此，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彭到东欧各国访问前，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一卷《明史》，“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本线装书常置案头。”周恩来转述过彭的一些话，也证明了彭正是基于自己一贯原则和响应毛的号召写了这封信，“他说在旧社会敢于犯上，在党内也敢于犯上，不是无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党性。他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有骨气；你有党性，没有骨气。他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其结果，彭德怀这个现时代的海瑞比明代那个海瑞所得的结果还要惨，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认为，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进行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1966年12月，彭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1974年11月29日去世。
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前后矛盾：当真的“海瑞”出现时，他却被号召向海瑞学习的人定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党集团的首领？事先就对此有所预见的恐怕首数胡乔木了。在7月23日讲话（此后开始对彭、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之前，胡就认为，“这封信（即彭信）可能惹出乱子”。据李锐的推测，毛泽东同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信中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毛说“现在我不发言”，这件事情胡乔木可能知道。但胡早在7月30日晚和李锐、陶铸三人闲谈时就认为，“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胡虽然全未料对，但他的确深透地了解毛的心思。毛在8月16日通过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的会上说：“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规则全在毛一人的掌握中，彭等人自然在劫难逃了。
行文至此，似乎有些偏离主题，其实我的意见在于，庐山会议之所以会发生错误转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会议总体上（无论是在毛这一方，还是彭这一方）采用了一种“非礼貌和克制的语言”——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把过错全部推向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和不恰当的。历史上不同社会等级间的隔离所造成的语言文化上的冲突、传统社会文化中评价标准的偏失（动辄诉诸道德立场，而忽略方法）、以及制度上的欠缺不完善等都是导致这场悲剧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看到这场冲突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并在今天和以后引以为戒。
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时曾说：“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7月21日的长篇《发言》中针对此有这样一段话：“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比起毛的说法显然更为有见识。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制度，因为政治文明不仅包括制度文明，也包括意识文明，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义是质，礼乐是文，质与文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必须配合适当，不得有所偏废，否则就会粗野或无诚意）只有“形神具备”，我们才真可以成为“文明的善良人”。
二00三年十二月于昆明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二00三年）
